7/26/2013

天則: 一個民間智庫的20年

英國 金融時報 中文網公共政策編輯 霍默靜

今年是天則經濟研究所成立20周年,作為一個獨立的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20年的發展沉浮與中國的社會變革息息相關。正如天則的創始人、榮譽理事長茅於軾先生在《天則二十年》一文中所說:“天則所的過去二十年也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二十年。在這一過程中,天則所並不是旁觀者,而且是盡全力在推進這個過程。”同樣,天則所在這20年中經歷的種種挑戰也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個記號。

天則所理事長秋風說:“天則所是純粹的民間機構,一直在踐行公民社會的理念。天則所不受意識形態束縛,一直在拓展自由學術空間。天則所之所以能夠成長,是因為改革;天則所成長過程中遭遇很多麻煩,也是因為改革,因為改革沒有完成。”

天則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在紀念文章《一個民間智庫的“法外”生存》這樣描述天則:“天則所為什麽具有如此的生氣和活力?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它的非盈利性質和民間身份,在於他所秉承的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的觀念。”但也正是由於這樣的性質和活力,天則遭遇了“體制的壓迫和摧殘”,其中包括註冊登記問題,包括同政府研究機構的互動問題,還包括被“取締”的經歷。

從1993年成立至今,20年內天則所搬家7次,從西城區達志衚衕、水利科學院、方莊、紫竹院、五塔寺到萬柳,天則所的每一次搬家背後都有故事。
天則所理事、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史晉川經歷了一次天則尋找“婆婆”否則被取締的過程。他在《我進天則所當理事》一文中寫道:“如果沒有一家有資質的社團法人組織進入天則所,天則所講被北京政府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在其有資格招收機構員工的機構花名冊中刪除。”

當然與體制的互動並不是單一的取締與搬家,1996年的“三亞保衛戰”中,天則所作為一個民間NGO在社會乾預中的角色是值得探討的。天則所理事盧躍剛在《“三亞保衛戰”中天則與體制》一文中這樣寫道:“NGO社會乾預一直有個盲點,就是對體制的認識,一般都把官僚體制當作天然的對手和敵人,社會乾預往往沒有體制呼應、配合,往往事倍功半或功虧一簣。”

對於天則要做什麽,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馮興元在《天則與我》一文中這樣寫道:“在一個社會,一定要有一定數量的有德之士,他們一方面崇尚自由,一方面勇於承當相應的責任。”所長盛洪則認為:“探究憲政原則就如探究天道,並非易事,需要對古今中外各種精神資源的吸納與消化。這正是天則所要做的事情。”而回望二十年,“天則,這個名字很貼切”。

張曙光始終認為,“沒有了獨立的學術界,沒有了社會的監督和制衡,政府的自由裁量權更可以無限擴張,無限政府無所不為和無所不能就是必然的結果。”

而在回望天則所成立20周年的時候,茅於軾表示“展望未來我充滿著樂觀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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