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則與我

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馮興元

雖然天則經濟研究所為民間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為官方研究機構，但是兩者之間有著不解之緣。1993年，五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教授們在幾位企業家的支持下共同成立了天則經濟研究所。這五位教授就是茅於軾，張曙光，樊剛，盛洪和唐壽寧老師。

在一個社會，一定要有一定數量的有德之士，他們一方面崇尚自由，一方面勇於承當相應的責任。只有這樣，這個社會才成其為理想社會。沒有一定數量的有德之士，理想社會就不可能實現，更無從說起其存續。如果這樣的有德之士，數量還低於臨界點，就不足以實現一種理想社會。中國還不是一種理想社會，但也不乏有德之士。1993年天則經濟研究所成立。這是我遇到的第一家打出堅持經濟自由主義旗號的研究機構。其創始人們無疑都屬於這種有德之士。尤其是茅老、張曙光老師和盛洪老師，後來以組織和實施天則所的獨立研究為主業，屬於天則所“三劍客”，有著共同的人格特徵，那就是強大的意志力：堅定不移地維護全社會的個人基本權利，同時為社會提供獨立的思想和政策方案。

打出堅持經濟自由主義的旗號其實無可非議。難道要堅持“經濟不自由主義”嗎？中國截至文革結束全國處於均貧困境，就是經濟不自由造成的。我們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目前已經全球GDP規模排名第二，列入中等收入國家，就是經濟自由度總體上提升的結果。

中國尚屬威權體制，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對個人基本權利的保護總體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權利保護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2005年，天則經濟研究所作為全國著名的獨立智庫，其註冊登記被政府註銷，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根據中國的政策法規，非政府組織必須找到一家“主管單位”，才能在年檢延長其註冊登記。而在當時的條件下，天則經濟研究所無法找到“主管單位”。天則經濟研究所屬於公民社會組織，就其定義而言，就不需要尋求任何“主管單位”對其提供業務指導。此外，政府要求天則經濟研究所這樣的非營利組織以企業身份登記註冊，從而在過去要求其為每一筆資助款或者咨詢項目款支付“營業稅”，現在則要求支付增值稅。這也是天大的笑話，非營利組織不以盈利為目標，其剩餘用於機構和項目發展，哪來的“營業收入”或者“增值”？沒有“營業收入”或者“增值”，怎麽需要繳納“營業稅”或者“增值稅”？此外，天則經濟研究所在2005年之前，數度遭遇其簽約房東迫於有關部門的壓力提出提前解約。後來經過盛洪老師與有關部門的多方聯系與溝通，情勢才有緩解。上述天則經濟研究所的遭遇表明公民的基本權利保護仍然還有較大的改進空間。
天則所有著陣容豪華的理事會和學術委員會。目前，除了茅老師，張老師和盛老師，秋風兄和我這五位常務理事之外，理事會中還有吳敬璉，樊剛，汪丁丁，張維迎，周其仁，唐壽寧，史晉川，李煒光，趙農等經濟學家。學術委員會中除了部分理事兼任學術委員，還有陳志武，李實，周業安等經濟學家。此外，天則所還有一個龐大的特約研究員隊伍。天則所的眾多老師和同仁們，都是講誠信與講正義的志同道合者和身體力行者。茅老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是最著名的輿論領袖之一，對於社會不公現象，發出了震耳欲聾的聲音。講誠信和講正義是一個社會良好運作的最重要的基礎。一位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斯普納（Spooner，1882）通過論證得出結論，世界上最重要的法定義務（legal duty）是講誠信,而最重要的自然法則是講正義。兩者相互關聯。不講誠信，往往也不講正義；不講正義，必然不講誠信。不講正義，就沒有是非觀，會導致一個社會的衰敗。我國目前的最大問題就是誠信不再，正義缺失。無論是我國的道德重建，還是走向法治，都要求每個人講誠信，講正義。

茅老的經濟學功底在最為年長的國內經濟學家中具有獨特的地位。最為年長的經濟學家中，目前最有名望的當數茅老、吳敬璉老師和厲以寧老師。三者在學術和思想上各有千秋。但是茅老卻因其《擇優分配原理》一書奠定了其數理經濟學家的地位。其數學功底在這三人當中應該是最為深到。茅老在2012年9月21日茅於軾《擇優分配原理》發表三十周年研討會上親自解說擇優分配原理。他對國人的知識和思想狀態仍然抱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政府仍然不接受擇優分配，仍然在走統制經濟的道路，距離市場經濟的道路仍然遙遠。

茅老的憂患意識不僅體現在他對擇優分配原理沒能在我國全面推行的方面，而且體現在他對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存續與成長問題上，以及他對我國諸多國是的據理力爭上。茅老非常擔憂天則經濟研究所是否能夠秉承天則傳統，持續發展壯大。直到2012年，茅老才選擇從理事長位置上退下，改任榮譽理事長和常務理事。在同年，秋風兄擔任理事長及常務理事。此外，我個人也有幸成為常務理事。為此我也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責任。

天則所的學術氣氛很濃，具體所務過去長期由茅老、張曙光老師和盛洪老師支撐。天則“三劍客”學識淵博，觀點鮮明，堅持原則，決不妥協。他們所追求的不是狹隘的部落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的解決方案，而是對全球人類的共同生活與交往的規則。正因為如此，天則“三劍客”體現出一種天下主義的情懷。這種天下主義不同於“天下為公”這種觀念。天則所“三劍客”的天下主義承認人有自利取向的一面，同時強調個人的公共參與，包括組織化的公共參與。而一些持“天下為公”觀者，雖然主張無私奉獻（所謂“為人民服務”），但其為私的“勾當”不一定做得不比別人少。

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發展與壯大既承蒙天則“三劍客”的打造，也受益於眾多著名經濟學人和其他學人充任其理事，學術委員或者特約研究員，得益於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與厚愛。天則所可以說是我國經濟學界的一朵奇葩。

鑒於茅老師的傑出品格、行為與成就，他於2012年榮獲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弗里德曼自由獎。這一榮譽是水到渠成，當之無愧的。茅老把獎金一半轉贈天則經濟研究所，一半轉贈富平學校（保姆學校），也體現了他一貫的高風亮節。

我個人的學術發展得益於很多“貴人”，也與天則所的支持密不可分的。可以說，德國的那家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天則經濟研究所同是我最初接觸學術思想的搖籃。一個人的發展往往與“貴人”有意或者無意相助有關。我的“貴人”很多，其中就有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三劍客”。天則經濟研究所是我個人最初學術思想活動的演練場。在我90年代末以來最初幾年參加的天則經濟研究所會議上，我通過要求自己對學術和政策問題提出見解來訓練自己，並傾聽茅老師等眾多學者的見解來矯正自己。時過境遷，我現在成為天則經濟研究所常務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與副所長，與當年的境地雖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這恰恰與我在天則所這一“練兵場”上刻苦演練、接受熏陶密不可分。這樣看來，我需要不時飲水思源，嚴於律己，承當起我應負的責任。我願以天則“三劍客”和其他老師為表率，與所有同仁共勉，講誠信，講正義，講科學，講思想，實踐擇優分配原理，攜手走出“通往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