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LEE SIEGEL
你大概已經聽說過那些慘不忍睹的調查報告。上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發布的一項大型研究結果顯示，主修人文學科的大學生人數在直線下降。這一消息引發了海量評論文章，這些文章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慨嘆人文專業學生的減少是美國衰落的跡象和征兆。
但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待這一所謂的發現（人文專業大學生人數其實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下降了）。
光明的一面是：人類對人文的戕害終於要告一段落了。作為學術課程的文學不會再撲滅熾熱的文學之火。閱讀《李爾王》(King Lear)或D.H.勞倫斯(D.H. Lawrence)的《戀愛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不會再從讓靈魂升華的邂逅淪為本科生涯的另外兩個元素──成為多選測驗、考試論文和作業中讓人頭疼的內容。
令人沮喪的事實是，雖然有少數學生能有幸遇到把莎士比亞(Shakespeare)或勞倫斯講得栩栩如生的大學教授（英國學者弗蘭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在我的腦海中點燃了永恆的莎士比亞之火），但也有無數教授讓閱讀文學名著感覺就像在牙醫診所的椅子上坐上兩小時一樣。在他們麻木的手中，“人文學科”一詞變成了“你不去上課也能得A”的代號。
在人們為人文學科的命運慨嘆不已時，他們談得特別多的是英語專業的緩慢消亡。但他們沒有看到，大多數英語專業學生會進入法律和廣告等其他領域，非英語專業學生也一樣可以修文學課程。根據當前危言聳聽的論調，大批將四年時間主要用於研究小說、詩歌和戲劇的人全都站在我們與社會文化的夜幕之間。
半個世紀之前，有14%的本科生主修人文學科（主要是文學，此外還有藝術、哲學、歷史、古典學和宗教學），而如今這一比例降至7%，這個事實其實無足輕重，卻引起了人們對人文教育本質和目的的嚴肅反思。
這類反思通常會得出同樣的結論，我們被告知：缺乏正規人文教育（尤其是文學教育）會導致許多致命的人格缺陷，比如批判性思維欠缺，寫不出表達清晰的文章，不能換位思考，對其他人和地方缺乏好奇心，畢業後不會去閱讀文學名著，無法辨別真、善、美。
這些嚴肅的憂思儼然一副冠冕堂皇、居高臨下、正氣凜然、高風亮節、亮節高風的派頭。但它們也是多愁善感的幻想。
大學裡教授文學是一個相對較新的現象。直到19世紀末，文學才成為大學課程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所謂人文學科包括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而在教堂裡學習《聖經》(Bible)是完整教育的另一半必要組成部分。根本沒有人想要通過正規課程教授小說、故事、詩歌和戲劇。這些都屬於日常生活中的消遣。
隨著宗教權威的衰落，人文學科作為取代宗教的方式應運而生。喬叟(Chaucer)、彌爾頓(Milton)和莎士比亞開始承擔起幫助渴求更高意義的心靈尋找真理的職能。不過，文學課程中很少包括莎士比亞時代之後的作品。（我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讀本科時發現，英語系每年都在曼哈頓白頁(Manhattan White Pages)上把訪問學者的電話號碼列在彌爾頓﹒S.喬叟 (Milton S. Chaucer)名下，這個發現讓我樂不可支。查詢這個電話號碼（我經常查詢）讓我樂在其中。）
隨著文學系的建立，文學教育在20世紀初取得了獨立地位。在許多年裡，文學系裡主要是一些研究詞源和文本歷史的文獻學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文學研究才作為一種與真實現代生活相關的智慧在文學系廣泛落地生根。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學教育作為一種專業是戰爭的產物。1945年，見証了殺戮並幸存下來的士兵返回家園，他們渴望為生活賦予意義。《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的頒布和經濟的繁榮讓他們有機會和時間來做這件事。當時，將文學教育作為探究人生中的難題的方式激起了深刻的共鳴。英語專業的發展達到了頂峰，然而，正是文學在大學裡的這一段流行期敲響了文學沒落的喪鐘，因為各式各樣抱有偏見的學究加快了文學藝術的學術化。
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形成反差的是，越南戰爭中無謂的流血讓所有權威都受到質疑。當時，文學教育沾染了特別濃重的意識形態熱情，大學裡的激進派在學術機構裡踏上了漫長的征程（他們的征程徒勞無功），他們以“理論”為武裝，以掩飾平庸。也正是在那個時候，主修英語的學生開始緩慢減少。再往下就是今天發生的事情了。
有一些書籍能夠培養我們的同理心、好奇心，提升審美品位和道德修養，在針對這類書籍的正規研究走向衰落時，只有無賴才會喝彩。但對文學進行學術研究根本不會帶來這些裨益。
在50多年前，評論家兼教授萊昂內爾﹒特裡林(Lionel Trilling)在一篇題為《論現代文學教學》(On the Teaching of Modern Literature)的文章中表達了他對在課堂上介紹虛構文學作品之舉的失望。這篇文章發表於1961年，當時英語專業正處於全盛時期。
特裡林指出，他的教學大綱中包含的現代派文學作品（艾略特(Eliot)、葉芝(Yeats)、勞倫斯、普魯斯特(Proust)、卡夫卡(Kafka)、曼(Mann)、紀德(Gide)的作品）“問及文明社會所忌諱的所有問題。現代派文學問我們對婚姻，對家庭生活、職業生活，對我們的朋友是否滿意”。然後他諷刺了大學教授努力讓本科生理解這類離經叛道作品的特性的做法，這是他戲擬的一道文學課典型試題：“葉芝、紀德、勞倫斯和艾略特都運用性主題來批判現代文化的缺陷，請對他們在性主題運用方面的異同進行比較。請援引每位作家作品的具體內容來論証你的觀點。（時間：一小時）”
在恪守傳統道德的大學領地裡教授顛覆道德規范的現代派作品的荒謬性觸怒了特裡林，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歇斯底裡地夸大了所謂現代派文學的“武力和恐怖”（恐怖存在於敘利亞，而不是紀德的作品）。但他畢竟是一名大學教師，他看不出課堂教學也破壞了文學的樂趣，並把文學中令人震撼的異見變得瑣碎化。
文學很早就改變了我的生活，當時我還沒開始上大學，也還沒有不幸糊裡糊塗地進入研究生院。生於普通家庭的我懷著驚異紮進了於連﹒索雷爾(Julien Sorel，司湯達(Stendhal)《紅與黑》(The Red and the Black)一書中年輕浪漫的奮鬥者)激盪的情感世界。我父母曾在家中爭吵，他們的婚姻矛盾最後以離婚告終，但契訶夫(Chekhov)的小說賦予我力量，小說中的措辭道出了我的憂傷，而濟慈的語言讓我心中充滿了美，擊退了讓我陷入沮喪的負能量。
書籍帶我遠離自我，去體驗同我的生活沒有任何關聯、卻能與之對話的經歷。閱讀荷馬(Homer)的《伊利亞特》(Iliad)時，我能夠感受到一種神秘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在我了解完全陌生的人的情感世界時產生的。葉芝給予我一種特殊的語言，這種語言能夠描述一種定義自我的渴望，而以前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種渴望發自我的內心：“去摘採/哪怕地老天荒/月亮的銀蘋果/太陽的金蘋果。”
但一進入大學課堂，我內心中這種珍貴的另類生活就被扔回到令我感到煩惱厭倦的存在維度之中了。荷馬、契訶夫和葉芝淪為是非判斷題、鮮明的主題以及一大堆高明和更高明的解讀。教師像講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樣教授對事實進行加工創造的文學書籍，這些書本身淪為了純粹的事實。小說、詩歌和戲劇曾是同理心的源泉，是激發好奇心的火種，現在則成了乏味的苦差和勞碌。
所有其他學科都要求具備專門知識、掌握技能和方法。而文學則只要求你是一個人。文學無須去教，就像夢想也不需要教一樣。為什麼赫克特(Hector)的幼子阿斯蒂阿納克斯(Astyanax)看到父親戴上頭盔後會哭泣？你只要有一顆心就能夠理解。
所以，我寫這篇文章並不是要反對閱讀西方文學經典。不，絕非如此。我反對的是把這些令人驚異的頓悟（這些頓悟來自人類生命中非理性、無可言表、無法想象的側面）帶進大學課堂，把它們變成競賽中枯燥的練習題、等級體系和信息的堆砌，它們都是這些作品不共戴天的死敵。
不要以為偉大的文學作品能幫助你更清晰地閱讀和思考，這其實也是妄想。只要讀一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疙疙瘩瘩、錯綜復雜的文句或者D.H.勞倫斯令人心悸的詞語重復，你就會把所謂文學具有修辭范本價值的想法統統拋到腦後。西方文明中的文學名著其實彰顯出了所謂清晰思維的局限。它們在由聯想、直覺和印象拼綴的雲霧中呈現意義。莎士比亞的一些十四行詩無人能懂。用語言鎮住讀者，而把含義隱藏在重重迷幻的意象中的能力正是這些作品非同尋常的特質。
文學經典為我們思索人類之困惑，思索苦難、死亡和稍縱即逝的快樂的心靈提供了避難所。它們庇護著我們秘密的自我，這個自我希望思索物質世界彌足珍貴的非凡之處，尋求表達過於絢爛多彩、無法訴諸理性表述的感受。在這個鄙視一切非盈利、非生產性活動的世界，文學是僻靜、無用的清寂之所。
文學藝術那種突然迸發、令人震撼的真和美讓我們感覺到（這種感覺發自內心最孤獨的角落），我們並不孤單，有一些金錢買不到、無法出售或交易、也不會腐朽和死亡的意義。這種從社會和經濟角度來看毫無價值的體驗被稱為“超越”，你不可能為此布置一篇論文，給出評分或成績排名。文學太神聖了，不可以去教。文學只應該被閱讀。
當前，我們在經歷全新數字快感和娛樂的興盛，經歷以視覺為主流的文化的擴張（把想象遠遠甩在了後面），還有無處不在的社交網絡（改變了閱讀艱深書籍所需的純粹孤獨）。在這個職場環境迅速變化的時代，生活中重大的神秘謎題似乎更關乎經濟，而不是關乎存在。數字環境還強調量化思維，也許這能夠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如今最激動人心的文化發展是在科學和制藥領域取得的。
在這種氛圍中，大學生選擇與他們日常生活關系最密切的領域作為主修專業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對文學來說是多大的幸事啊。在藝術中凝固為永恆的偉大思想和感觸從爬滿常青籐的獄門裡逃脫出來（在監獄裡，它們成了供人品評的“文本”，被迫做著苦役），得以回歸應有的位置，重新成為平凡經歷中的獨特組成部分。
不管怎麼說，到高中畢業時，文學之火已經在我們所有人的心中充分燃燒起來，足以成為我們命運的組成部分。如果說有什麼東西值得憂慮的話，那應該是文獻檢索課的取消。文獻檢索課曾是每所高中的必修課，在這門課上，書不是作為學術課程來教，而是被親密地引薦──這是一種不受愚蠢書評和乏味測驗影響的經歷。如果能夠恢復並強化這種震撼心靈的邂逅，那麼剛走出高中校門的朝聖者們會繼續閱讀，並像追求愛情一樣尋找那些能夠提升境界的經典文學作品。
我們無須了解生物學和生理學就能夠愛和被愛，我們也無須通過了解荷馬的修辭或歷史背景走進奧德修斯(Odysseus)漂泊、重生和返鄉的旅程。古典書籍會與我們心靈中最年長的那個部分對話。年輕人會在被一種無法言表的渴望打動時去閱讀這些書籍（就像當他們感到飢餓時會吃飯一樣），如果他們想讀的話。當然，在這些可憐的非人文專業學生中，有一些可能對文學根本不感興趣。也許他們只得去尋找諸如癌症治療方法之類的東西。
在《白鯨》(Moby-Dick)一書中，梅爾維爾(Melville)的講述者伊什梅爾(Ishmael)宣稱：“捕鯨船是我的耶魯(Yale College)，是我的哈佛(Harvard)。”如果一切順利，文學最終從本科課程中消失（但願如此），很快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說，在大學課堂之外，在生活中閱讀文學經典其實是他們的大學課堂。
（Siegel寫過四本書，最近一本是《你是認真的嗎：怎樣在愚蠢的時代做個真實、真誠的人》(Are You Serious: How to Be True and Get Real in the Age of S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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