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和中國的減排經濟學

紐約時報 德克·福里斯特, 保羅·布萊索 目前，中國每年有100多萬人因空氣污染而早逝；日益上升的氣溫又預示着海平面不斷升高，糧食生產也將受到干擾。面對這些問題，這個由中央進行計劃的共產主義國家正在嘗試資本主義的應對方法：建立激勵機制，讓市場——而不是政府——來促成減排。 20世紀90年代，美國發明了市場方法來應對酸雨，極其有效地降低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成本之低甚至超出了倡導者的預期。二氧化硫會造成河流和土地污染，並讓建築物加速腐蝕。 不過，美國後來發生了政策轉變，讓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努力遭受了挫折。儘管「總量控制及交易」體系因其成本較低而受到普遍認可，但國會仍斷然拒絕採納這套中國正在試行的方法。結果，奧巴馬總統不得不通過政府監管的方式來進行減排，而消費者最終需繳納更高的電費。 作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中國已開始在南方城市深圳進行試點，為幾年內建立全國性的碳排放市場鋪平道路。與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已通過決議擴大並改善排放市場體系的歐洲一樣，深圳也把建立碳排放市場作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最有效的方式。 根據深圳的計劃，政府將為碳排放總量約佔全市40%的635家工業企業和197棟公共建築設定排放量額度。排放量低於定額的污染機構可將多餘額度出售給其他機構，而額度的價格則由市場供需決定。因此，相關機構需要進行決策：是自身減排合算，還是購買多餘額度合算。這些機構將持續承受壓力，因為排放量定額會不斷減少。中國還計劃，明年再增加六個地區性試點項目。 當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當中，已有超過20%參與到碳排放價格體系中。世界銀行(World Bank)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另有約60個州、省份或國家正考慮採用類似方法。 碳排放總量控制及交易體系將環保目標與市場激勵機制相結合。哈佛大學環境經濟學項目(Harvar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Program)主任、經濟學家羅伯特·N·斯塔文斯(Robert N. Stavins)指出，傳統的監管方式「無法確保達到減排目標、會造成預料之外的新問題，而且代價過大」。 既然排放市場在經濟學家、氣候與消費者倡議人士及許多擁有並經營發電廠的電力企業中廣受好評，為什麼美國卻背道而馳呢？ 都是政治在作祟。在本輪經濟衰退到來之前，對於建立碳排放市場的政治支持不斷增加。包括200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參議員(John McCain)在內的多名共和黨人贊成以市場手段減排。眾議院的民主黨人2009年讓總量控制與交易提案獲得了通過，其中允許給化石燃料排放定價，但此舉廣受茶黨(Tea Party)詬病。遭遇75年以來經濟最低谷後，參議院不願提起該議案，總量控制與交易體系成為國會的禁忌。 儘管如此，有幾個州已經開始行動起來。加利福尼亞州於今年1月採納該體系。美國東北部及中大西洋地區的9個州也已通過「地區溫室氣體倡議」(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來進行這樣的實踐。 在華盛頓，偶有微弱聲音提出，希望通過徵收碳稅作為應對預算及環境問題的統一政策。但是，即便能實現，碳稅稅率恐怕也相當低，不足以實現所需的減排量。相比之下，通過碳排放市場產生的收益則可用於消費者的稅收抵免，或是在其他方面減稅。 美國仍有機會重拾二氧化碳減排的領導地位，並可通過借鑒歐盟等項目的經驗，避免早期的努力付之東流。 隨着溫室效應日益突顯，而對環境作出適應的成本水漲船高，無所作為的政治立場將難以為繼。市場能夠充分發揮美國優勢。正如老布殊總統(Bush)在講到他為控制酸雨而制定的排放市場政策時強調的，此類市場手段「調動了私營部門的靈活性和創造性」。還有什麼比這更能體現美國特色呢？問問中國人怎麼看吧。 德克·福里斯特(Dirk Forrister)是國際排放交易協會(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的會長兼總幹事。保羅·布萊索(Paul Bledsoe)是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的能源與氣候項目的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