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來自於知足

英國《金融時報》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和愛德華•斯基德爾斯基

直到不久前，經濟學家還認為經濟發展分成三個階段。

首先是工業革命開啟的資本積累階段。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將之稱為資本時代。社會將很大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用於投資資本設備。世界上的資本品逐漸多了起來。

經濟學家認為，資本時代之後將是消費時代。在消費時代，人們開始收獲他們此前勤儉節約的成果。隨著新投資的回報率下降和消費的可能性加大，他們會減少儲蓄並增加消費。

隨後就是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富足時代。由於消費品變得極大豐富，人們開始更多地休閑，而不是更多地消費。大量工作將會消亡。這被認為是經濟發展階段的終點。


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地區如今還未發展到消費時代。

例如，中國人仍在大規模地儲蓄和投資。我們的問題在於，西方社會依然囿於消費時代。與100年前相比，我們現在要富有得多得多，但工作時間的降幅卻比生產率的增幅小不少，我們的消費規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我們似乎不會說“適可而止”這個詞。這是為什麽呢？

要回答這一問題，可能需要從凱恩斯發表於1930年的未來派著作《我們子孫後代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說起。凱恩斯在這一著作中預言，到現在這個時候我們每周只需工作15小時“來滿足我們的本能需求”，剩下的則是休閑時間。他的預言到底錯在哪裡？

我們當然可以承認，早期經濟學家的思路受當時物質產品匱乏的限制，在某種程度上缺乏想象力。他們是從數量上考慮問題：你只能吃這麽多食物，穿這麽多鞋，住這麽多房子，開這麽多汽車。他們未能考慮到商品質量的持續改善，而這種改善會刺激持續消費的欲望，使得人們無法減少工作時間。

但我們決不能認為全部答案就在於此。許多改善其實無足輕重，即便有些改善有積極作用，消費者也往往會被廣告商忽悠得高估了它們的益處——比如那種種金融創新產品的神奇效果。

更為嚴肅的解釋是，許多老一輩的經濟學家低估了人類貪得無厭的本性。我們擁有得越多，似乎就越想要更多的東西，越想要我們手中沒有的東西。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我們躁動和容易喜新厭舊的天性。但主要原因是，需要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總是這山望著那山高。我們越有錢，就越覺得比別人窮。

然而，這裡面還有第三個原因，而這個原因不能完全歸咎於早期的經濟學家。他們並非平等主義者，但他們的確認為，只有不斷發展經濟，才能讓所有人過上好日子。他們沒有預判到，富人會跑贏其他所有人，將生產率提高的絕大部分果實收入囊中。（在對這個問題的預判上，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是個明顯的例外。）

結果就是，我們的消費社會出現了巨大的漏洞。許多人仍沒有足夠的財富過上好日子。在英國，1300萬百姓生活在官方制定的貧困線之下，占到總人口的21%。與社會產出相比，社會消費明顯不足。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將此稱為“豐裕中的貧困”。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債務大幅增長的原因：人們尋求通過舉債來彌補增長日趨停滯的收入。

那麽，我們該做些什麽？首先，我們必須讓自己相信，所謂的幸福生活是存在的，金錢只是過上幸福生活的一種手段。有人說生活的目的就是要變得越來越有錢，這與聲稱吃飯的目的是要變得越來越胖一樣荒謬。其次，我們可以共同採取一些措施，使自己免於陷入無休止的消費。

一是提高就業保障。政府應該恢復充分的就業保障。這並不意味著要確保所有人都有一份每周40小時的工作。政府應該逐步降低大多數工作崗位的工作時間上限，確保每一位想在此上限內工作的公民都有一份工作。

與此同時，政府還應為所有公民制定一個無條件的基本收入下限。此舉的目的是改善工作與休閑之間的選擇。批評人士稱，這將降低人們的工作積極性。但在一個工作時間應當更少、享受生活時間應當更長的社會里，這一效果恰恰是此舉的價值所在。

第三，政府應該通過限制廣告來減弱消費的動機。我們已經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來防範具體的危害，因此，讓人們認識到過度消費本質上有損於環境、滿足感和成熟的幸福生活觀，並不會是多難的事情。

對這些措施形成支撐的將是累進幅度很大、最高一檔稅率達（比方說）75%的消費稅。這將是一種對支出、而非收入徵收的稅。它將減弱消費動機，為基本收入提供資金，並鼓勵個人為應對年老體衰而儲蓄。

上述這些提議可能會招致批評。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共同決定擺脫無休止的消費，我們就永遠說不出“適可而止”這個詞。而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仍會納悶多掙那麽多錢意義何在。

本文作者的新書名為《多少才算夠？》(How Much is Enough? The Love of Money and the Case for the Good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