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比蒂為迷失的心靈作傳
紐約時報讀讀小說2014年11月13日
安·比蒂
Fred Fiel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們聽說美國作家安·比蒂（Ann Beattie，之前譯成安·貝蒂）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能夠大規模地讀到她的小說集卻是第一次。譯林出版社最近推出一套三冊的安·比蒂《紐約客故事集》，讓我們有機會較為全面地領略比蒂小說的藝術。
這套《紐約客故事集》，可以算是她的代表作。現年67歲的安·比蒂著作頗豐，名下有八本短篇小說集、八部長篇及一部中篇。其中，短篇小說集有《扭曲》（Distortions, 1976)、《燃燒的房子》（The Burning Houses, 1982)、《什麼是我的》（What Was Mine, 1991）等，長篇小說包括日後拍成電影的《蕭瑟冬景》（Chilly Scenes of Winter, 1976)、《各歸其位》（Falling In Place,1981）等。不過，奠定了比蒂的作家聲譽的，卻主要是她的短篇小說。迄今，比蒂已經獲得了四次歐·亨利短篇小說獎，並於2000年獲得表彰傑出短篇小說的筆會/馬拉默德獎。
安·比蒂1947年出生於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是家中的獨女。1969年，比蒂於美國大學畢業，進入康涅狄格大學攻讀博士項目。最初比蒂攻讀的是新聞，但在一位朋友的鼓勵下，轉到了英語系，朋友認為比蒂骨子裡是一位藝術家。確實，比蒂此時已經開始嘗試短篇小說寫作。在康州大學英語系，一位叫做J.D.奧哈拉(J.D. O』Hara)的教授開始注意到比蒂的小說，不僅對這些早期習作認真閱讀並給出細緻的修改意見，還鼓勵比蒂向大名鼎鼎的《紐約客》雜誌投稿。比蒂給《紐約客》的投稿最初並未被接受，但當時的小說編輯羅傑·安格爾(Roger Angell)對她頗為注意，鼓勵她繼續投稿。
《紐約客》第一次發表比蒂的小說是在1974年，那一年她26歲。這篇名為《柏拉圖之戀》的小說寫的是一個年輕的大學女教師與她的同居室友之間一段節制的精神之戀。編輯安格爾在評價這篇小說時說：「我最喜歡這篇小說的地方是它的簡省。」
《紐約客故事集》第一冊。
安格爾的評價準確地道出了年輕的安·比蒂的寫作特色，她日後的創作也一直沒有偏離這一方向。正如安格爾所指出的那樣，「簡省」是她作品的重要特徵。她的小說沒有刻意經營的複雜情節，往往圍繞少數幾個簡淡的場景展開，並熱衷在場景之間留白。她的語言樸實無華，少意象，少比喻，更少抒情。她的作品中有大量對話描寫，但這些對話也大多是暗示性的，人物很少透露自己的內心。
自《柏拉圖之戀》後，短短兩年中，安·比蒂在《紐約客》上連續發表了八篇小說，聲名雀起。她的作品立刻激起了讀者與評論界強烈的興趣——那些描寫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怎樣處理前途、戀愛和友誼的故事，新穎、散淡、風格突出——它們被認為是精準地抓住了「時代精神」。一時之間，評論界開始流行「比蒂式的」(Beattiesque)、「比蒂世界」(Beattieland)、「比蒂的一代」(the Beattie generation)這樣的術語，比蒂本人則成了70年代中後期美國最受關注的小說家之一。
要了解什麼是「比蒂式」的故事，我們或許可以先來看看她的早期經典《科羅拉多》，這篇小說最初發表在1976年3月15日的《紐約客》上。在小說中，年輕男孩羅伯特暗戀一個美麗的女孩佩內洛普，他們住在耶魯大學所在地紐黑文，兩人都已經從學校輟學，但並沒有從當地搬走。佩內洛普曾經當過模特，現在是一家時裝店的售貨員。羅伯特曾經是個畫家，現在在一家鑲框店打工，他考慮去修一門建築學的課，但還沒有想好，「他不太確定要做什麼」。相比之下，佩內洛普對生活的態度或許更加無所謂，也更加隨波逐流一些。她曾經從好幾所大學輟學；她和不同的男友同居——她與其中一個住在一起是因為她的錢不夠付房租。但她也並沒有計劃去賺錢。從前做模特的時候她「的確有更多報酬」，但她「不想再當模特了，因為那不比當售貨員容易多少」。在一個大麻抽多了的晚上，佩內洛普離開了她的男友，去和羅伯特同住。她勸說羅伯特和自己一起搬去西南部的科羅拉多州，理由是她的兩個朋友比伊和馬修住在那裡。儘管心懷疑懼，羅伯特還是和佩內洛普一起去了科羅拉多。在小說的結尾，我們看到這對年輕的情侶來到比伊和馬修家裡，卻發現兩人正在鬧分居，二者的共同生活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之所以說《科羅拉多》是一個典型的「比蒂式」故事，是因為故事中的情境在比蒂的小說中一再出現。在我看來，這些小說主人公所面臨的核心問題是一種意義感的缺失。對佩內洛普來說，「所有大學都一個樣——試來試去毫無意義」；甚至，更進一步來說，一份工作與另一份工作之間也無甚區別，一個男友與另一個男友之間也無甚區別。這種意義感的缺失最終導致他們在人生方向與人生選擇上的迷失——他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到哪裡去。於是，所有的選擇都顯得隨便與隨機，而這種隨便與隨機的選擇最終只能引向某種幻滅——因為一種隨機的人生最終只能成為王小波口中的「熵」的體現。比蒂的小說最初帶給評論界的震憾，正在於她對這樣一種精神狀態的深刻觀察與精確呈現。這樣的狀態在小說發表的年代是普遍的、真切可感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評論家們認為比蒂精確地捕捉到了當時的「時代精神」。
比蒂在小說中所做的，又不僅僅是描繪「時代精神」的表面圖景，而是試圖同時探究它的深層社會文化根源。那些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年輕人為什麼會陷入那樣的迷失？為什麼他們要從名牌大學輟學？為什麼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不再有意義了？為什麼他們對愛情那樣三心二意？
許多評論家都提到了美國1970年代的社會文化背景。經歷了1960年代的各種「解放運動」（民族解放、文化解放、性解放）之後，傳統的文化與價值觀都不再穩定了——對於成功、婚姻、身份的定義不再穩定。然而，一套新的有效的價值秩序卻並未建立起來。再加上1970年代的經濟蕭條讓成為中產階級的路徑受限，也進一步打擊了中產階級世界觀。也許只有帶着對於這樣一層文化背景的理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安·比蒂的小說，理解她的人物的迷惘、失落、虛無，理解他們在看似擁有無限選擇的同時卻對任何選擇都無法投入的狀態——在一個沒有穩定的價值引導的世界裡，大多數選擇都是不具備穩固意義的、隨意的，因而也必然不能帶來滿足。這種深層次的結構，是比蒂最好的小說中一再強調的東西。當然，比蒂並沒有將責任完全推向總體文化，而是試圖在她的小說中探究兩者的交界處——文化怎樣影響個人，個人又應該承擔怎樣的道德義務（雖然是以十分隱晦的方式）。
雖然這些小說所植根的文化背景與今天的中國多有不同，它們卻仍然對中國讀者有着重要的意義。當下的中國社會也正在經歷急劇的價值更迭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個人可能會經歷怎樣的失落，又需要怎樣的堅守？
當然，小說從不是道德教義的容器，最好的小說也從來不屑於向我們說教。閱讀安·比蒂的小說，最有趣的地方還是那些自然、機智又幽默的對話，出其不意的細節描寫，真實生動的人物性格。她的人物縱然因其迷惘與失落讓我們難過，卻又總是用他們的純真和善感來打動我們。最終，這些才是安·比蒂的永恆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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