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已決定進入石油銷售領域、阿里巴巴似乎也對石油很感興趣……
這樣的話題在中國的網站上引起很大反響。阿里巴巴2014年9月在美國上市（IPO），籌集資金250億美元。騰訊聊天軟體擁有4億用戶，市值總額將近1500億美元。
兩家民營互聯網企業大張旗鼓地進軍石油業務領域是有背景的，中國政府已出台新的方針，允許民營企業參與此前一直由國有企業壟斷經營的加油站等石油零售業務。
「國進民退」的弊病
民營企業開始在中國受到關注。中國在進入新千年後呈現出持續「國進民退」的局面。所謂「國進民退」意思是指以國家為後盾的國有企業和政府企業不斷發展，而民營企業則不斷萎縮。民營企業等民間力量為中國貢獻了國民生産總值（GDP）的50%到60%，國有企業等公共部門創造的GDP佔到四成左右。
儘管從數字上講，民營企業還佔有一定優勢，但就實質內容來看，卻是國有企業處於有利位置。通信、能源、電力傳輸等基礎設施被數家國有企業壟斷，利潤率高得讓人眼紅。金融領域也被工商銀行等四行主導，完全是國有銀行的天下，貸款對象偏重於大型國企，而民營中小企業則很難獲得貸款。甚至就連製造業也是上海汽車集團等國有勢力蒸蒸日上，而民營的吉利汽車則面臨著銷售不斷下滑的嚴峻局面。
國企優先體系的弊病已經非常明顯。國有企業借助政治力量來維護既得利益，而政府領導人則作為回報從企業那裏獲得資金，這樣的惡劣行徑卻大行其道。電力、煤炭、鐵路等國家管控行業都存在同樣情況。在政策保護下，企業很容易獲得利潤，但是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力。
三中全會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2012年秋季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主席提出結構改革方針，決定從根本上扭轉這一狀況。2013年秋季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三中全會）明確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努力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的方針。允許民間企業進入一直由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壟斷控制的領域，以促進自由競爭。通信、石油、電力傳輸等部分領域開始向民間開放。
另一項改革重點是轉變大型國有企業的經營模式，改為由國資委向國有企業出資的方式，民間資本也可以作為股東進行出資。改變了以往由黨和政府官員直接控制企業的模式，而是交由民間資本和專業經營人員來進行經營。預計來自其他行業的投資者也將加入進來，比如本文開頭所提到的那樣，民營互聯網企業正陸續參與或準備參與石油業務。
少子老齡化迫使中國轉變增長模式
中國再次提出「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其背景是擔心少子老齡化導致經濟停頓。中國經濟在2005年之前一直是通過出口來拉動增長，但隨著工資不斷提高，現在已經喪失了這一成本優勢。此前源源不斷地走向工廠的年輕工人轉為減少，低成本的組裝産業已經快要走到盡頭。
隨後中國開始通過龐大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産投資來拉動增長。除政府進行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外，還鼓勵企業進行住房和工業園等房地産開發。但同樣也隨著人口增長放緩而迅速停頓。一下子建起來大量的基礎設施和住房，但在有些地方並沒有人來使用。
中國的增長模式此前主要是依賴於人口增長的「規模擴張」，在人口不再增長的情況下，發展也就走到了盡頭。2012年底15～59歲的中國勞動人口同比減少0.6％，首次出現下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持續放緩，預計2017年將會破7，保持6.8％的增長率。在人口方面，聯合國預測中國在2020年以後將在14億的水平上徘徊，從2030年起轉為下降。
由於今後將被迫依靠不再增長的年輕勞動力來養活大量老年人，這使得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從規模擴張轉向提高效率這一經濟理論的重要性，於是讓更為重視利潤的高效民營企業來擔當拉動經濟的火車頭。
經濟公平性課題
中國的經濟改革還存在無法僅僅通過提高效率來解決的問題，那就是公平性問題。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持續擴大。作為計算貧富差距的重要工具，「基尼係數」為「0」代表全體成員收入相同，相反，為「1」則代表1人（1個家庭）獨佔了所有的財富。基尼係數越接近1則代表社會的貧富差距越大。
已開發國家的基尼係數多為0.3左右，日本為0.379（2011年，由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得出），如果基尼係數超過0.4 ，則被視為對貧富差距的不滿很容易引發社會騷亂。14年1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基尼係數為0.473。而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於14年7月公佈的調查結果則為0.73（2012年），屬於非常危險的水平。
為了改變不平等問題，政府肩負著財富的再分配職責，但是在原本應該是貧困者朋友的社會主義體制下，這似乎變得很難做到。因為富人多為體制內部既得利益階層。削減自身的利益，將財富分配給貧困者的政策將招致體制內部的反對，貧困人的聲音難以被反映到政策上。
調節貧富差距直接關係到經濟增長。個人消費在GDP中所佔比重方面，美國為70%，日本為60%，韓國和台灣也在50%左右，而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僅為30%左右。要想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有必要調節貧富不均的情況。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得不同時解決效率性和公平性這兩大課題。
韓國和台灣走過的路
前，憑藉被稱為發展型獨裁的體制取得成功的是1960年代至70年代的韓國和台灣。韓國總統樸正熙、台灣總統蔣經國充分利用政治的力量，借助自上而下的政策發展了經濟。不僅僅是引進了外資，而且培育了與政權關係密切的財團和公營企業。
韓國和台灣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之後，高速增長告一段落。此外，帶來低成本勞動力的「人口爆發」也止住腳步，而在一直依靠接近政治而實現發展的財團和公營企業，效率低下問題也開始凸現。隨之而來的是民主化運動。
在轉向民主主義體制的時期，類似獨裁時代的穩定局面消失，由於政治混亂的影響，經濟喪失了強勁勢頭。有一種説法叫做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在新興市場國家，隨著經濟增長帶來收入提高，勞動成本也將隨之上升。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指的是，成本上升導致競爭力逐漸消失，增長出現停止的現象。韓國和台灣看起來似乎都陷入了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但是，此時民主化逐漸發揮了作用。
在韓國，與政權關係過於密切的財團的存在被重新審視，企業自主啟動了産業升級。三星電子和現代汽車不斷發展為世界性企業。在金大中總統的領導下，風險企業的培育也受到重視，類似聊天應用程序LINE母公司NAVER的互聯網企業也異常活躍。與此同時，台灣的情況也如出一轍。厭惡獨裁政治而逃往美國的人們紛紛重返台灣，相繼投身於IT（信息化技術）産業。從美國回來的人與IT之都美國矽谷關係密切，不斷將台灣變為半導體和個人電腦的尖端地區。
在經歷長達20年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之後，韓國和台灣擺脫了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透過這一經驗，可以看到掌握經濟改革成敗的歸根到底是政治改革。中國是否必須像韓國和台灣那樣，走上長達20年的改革的艱辛道路？不，在巨大的中國，或許將成為更加長期的壯大事業。中國的結構改革已經啟動，但得出真正的答案將在很長時間之後。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編輯委員 村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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