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省會債務壓力沉重

紐約時報 席治通---9月21日，《中國經營報》的一篇報道稱，該報從財政部湖北專員辦獲得的一份名為《對湖北省武漢市本級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調查與思考》的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漢債務餘額為2037.05億元，債務率已經超過美國最高警戒線的1.5倍。 該報從武漢市城鄉建設委員會獲得的最新統計數據也顯示出武漢市這座中國中部最大的省會城市滿城建設的熱鬧圖景：2013年武漢的工地數量高達11012個，這座面積為8494平方公里的城市，工地密度達到1.3個/平方公里。 今年8月底，中國另一份經濟類報紙《經濟觀察報》已經獲得了上述報告，該報據此的報道還顯示，武漢市的債務餘額對比該市政府綜合財力1058.22億元，得出的債務率數字高達185.64%。其中直接債務1448.45億元，擔保債務588.51億元。 財政部湖北專員辦那份報告還顯示，2013年和2014年是武漢市政府的償債高峰時期，其中，2013年償債規模為310.59億元，2014年償債規模為311.76億元，這就意味着最近兩年武漢市政府每天都要償還大約1億元的債務。 而武漢市也只是中國30多個省會級城市城市建設大躍進的縮影。 今年8月初，《中國企業報》公布了一個「中國內地省會城市債務壓力排名」的排行榜，該排名是基於專業財經資訊網站環球老虎財經的統計口徑。排行榜顯示，15個目標省會城市中債務壓力排名最高的10個為：南京、成都、廣州、合肥、昆明、長沙、武漢、哈爾濱、西安和蘭州。 隨即，南京市政府相關部門表示，不清楚這份所謂榜單的數據出處，其可信度存疑。 江蘇省內的一份報紙《揚子晚報》也採訪了南京市政府，南京市政府稱此前市政府已經自查家底，在這一輪城市大建設大發展中，政府債務高位運行但風險可控，償債能力較強。 「債務風險是否可控」只是該市單方面的回應，並無具體的數據證明。但地方債務壓力尤其是省會城市的債務風險已經引起中國高層的重視。今年8月1日，中國展開了一次全國性的地方債審計，審計範圍囊括縣級城市。 今年6月份，中國審計署已經發佈過一份引起普遍關注的審計報告。該報告源自審計署針對中國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的一次審計。其中就包括武漢、天津、上海、重慶等18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審計署的這份報告還強調了一些省會城市債務突出，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最高的可達到188.95%，但審計署並沒有具體說明是哪9個城市。 有報道稱債務率居高的省會城市還有雲南省昆明市。據《理財周報》的報道，昆明的負債率數字超過122.9%。這個數字是通過加總包括昆明交通投資公司、昆明城建投資開發公司、昆明自來水集團和昆明產業投資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等幾個主要地方政府投資平台的長期借款和應付債券作為債務總額。 目前，中國並沒有關於全部二線省會級城市的權威債務統計數據。但這些城市的債務現狀能清楚顯現出中國地方債務壓力沉重。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實驗研究室主任劉煜輝近日接受道瓊斯通訊社採訪時稱，中國通過大量舉債來刺激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的模式可能在短短兩年內導致地方政府債務翻了一番，達到約人民幣20萬億元。他指出，當前這種依賴大量借債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對於武漢市目前的財政與債務狀況，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在給紐約時報中文網要求採訪的回復郵件中稱，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是導致武漢債務率高升的一個重要原因。 「比如武漢市上馬了多條地鐵項目。」葉青說。根據《長江商報》今年2月21日的報道，武漢市今年同時有10條地鐵在建設當中。 而該市的「城建攻堅五年計劃」顯示，從2012年到2016年的5年時間內，武漢市計劃投資8000億元，全力建設城際鐵路、港口、機場、地鐵、四環線、二環線、排水等基礎設施。 武漢市的投資狂熱發生在中國高速城市化進程的大背景下，中國很多城市都猶如一個個個巨大的工地。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曾康華對紐約時報中文網分析說：「中國自1994年分稅制以來，地方的財力被削弱，但事權仍集中在地方。地方政府不但要促進地方的社會經濟發展，又要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同時，地方官員還需要追求政績，但各地投資資金普遍緊張，這就使得地方政府千方百計尋找籌措資金。而在財政收入不能滿足需要時，地方政府就只能發債。」 但隨着債務規模如滾雪球般膨脹，債務風險不斷累計。並不斷被認為有引爆危機的可能。 但今年8月初，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中國當前經濟形勢與前景等情況舉行吹風會上，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宋立作出明確回應，並稱我國當前的債務問題為財務困境並非債務危機。他還稱，中國的城市不會出現底特律式的破產。 但宋立作並沒有說清楚財務困境與債務危機之間存在哪些本質區別。 而中國政府在未來一段時間可能會出台解決危機的一些措施。9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在地方政府信用評級研討會上表示，預計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優化整個改革藍圖，未來地方政府收支責任與其所擁有的財力不相匹配的狀況將得到調整。 顯然，債務重壓之下的地方政府更希望十八屆三中全會能出台匹配地方財權事權的改革措施，緩解地方債務壓力。 但中國需要更進一步反思的是由政府主導的投資模式。中國著名的市場派經濟學家吳敬璉今年6月初於天津舉行的中國企業國際融資洽談會上就指出，政府海量投資拉動經濟的模式難以持續。 吳敬璉呼籲通過深化改革來實現經濟轉型。他說，有人認為，強勢政府的優點在於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現在看來這條路是有問題的。 9月14日，在一個由某媒體舉辦的「讀書會」上，吳敬璉強調中國要破除體制性障礙。吳敬璉認為，所謂體制性障礙，一是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製資源的權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作用，不但沒有加強，而且反過來弱化了；二是把GDP增長看作政績的主要標誌。所以各級政府都要運用自己手裡配製資源的權力，去投資，用資源投入去拉動GDP的增長。 吳敬璉說：「各級政府都變成了公司，書記是董事長，市長是總經理，他們決定發展什麼產業，運用什麼技術路線，支持哪些經濟活動。這樣一來，當然就不可能真正的實現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