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破產的真正教訓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在紀念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5周年之際，我們必須要問的是：我們從中汲取了什麽教訓？我們的表現如何？美國和歐洲的持續疲弱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金融部門在危機前的失誤、危機本身以及我們對危機的應對方式造成的？ 我們充其量只能說避免了最壞的結果，那就是：“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捲土重來。而這已經很了不起了。我們無從得知這是否應歸功於各國政府和央行官員舉措得力——我們永遠無法確切地知道，如果沒有進行大規模紓困，情況會怎樣。 我們確切地知道的是，在危機後的5年裡，許多歐洲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低於危機前的水平，這比大蕭條時期的情況還要糟；西班牙和希臘等國家已陷入衰退；美國勞動力參與率處於35年來的最低水平；目前大多數美國人的收入和財富仍顯著低於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的水平；銀行業更為集中，金融部門競爭力下降，幾乎每天都會曝出新的金融違規行為，沒有任何一名高級銀行業官員被追究責任，而且金融部門成功抵制了許多改革——這些改革本來會讓銀行業變得更具競爭力、更加透明、風險更低、不再敢輕易占普通民眾的便宜。我們還知道，經濟低迷導致的債務和赤字增加如今限制了歐洲和美國拿出可能促進增長和就業的舉措的能力。 為大規模紓困銀行辯護的人士認為，如今既然大多數資金已經得到償還，那就沒什麽可抱怨的。我並不贊同這種觀點。政府以接近為零的利率為銀行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貸款，然後銀行再以較高的利率貸出去，從而有錢償還政府。這種騙局一眼就可以看穿。如果政府要求銀行支付更高的利息，我們的財政狀況就會更好；如果我們要求銀行增加放貸（而不是忙著支付獎金），以此作為提供紓困的條件，或許經濟會出現更強勁的復蘇。甚至連美國前財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也對銀行的行為感到意外和惱火。 盡管金融部門對經濟造成的破壞總計高達數萬億美元，但如今歐洲和美國的所有遭遇不應全都歸咎於金融部門。在某種程度上，去監管化和低利率催生的泡沫掩蓋了更深層次的問題，但遺憾的是，危機讓解決這些問題變得困難重重。 歐美都需要調整經濟結構，從製造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型。隨著製造業產能的增速超過需求增速，全球就業人數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下降；比較優勢的轉移意味著歐洲和美國將在全球日益減少的就業人數中占據更小的份額。這種轉型無法如農業經濟向製造型經濟的轉型那樣，輕易通過市場實現，我們需要政府，而如今政府支出正遭到削減。 歐洲和美國全都面臨不平等日益加劇的問題，而“大衰退”令這一問題進一步惡化。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紐爾•塞斯(Emmanuel Saez)剛剛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最為富裕的那1%的人，享受了美國從2009年到2012年經濟增長的95%。歐洲和美國全都面臨總需求不足的問題，這種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是導致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 但是金融危機限制了歐美政府解決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問題的能力和意願。這種不平等讓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增長方面的經濟代價，以及社會日益分裂的更大代價。 但我們應該清楚的是，歐元危機的根源並不在於金融危機。歐元區結構上的缺陷最終會暴露出來。金融危機只是讓歐元危機提前爆發了。 在危機爆發前的那些年裡，錯誤觀點主導了經濟議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限政府的觀點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政府乾預。但正是這些盛行於危機前的意識形態和觀念在危機爆發後的這些年裡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經濟實力的巨大不平等導致了政治實力的巨大不平等。結果是，我們的世界從某些方面來看變得更加安全，從另一些方面來看則變得更加危險，但在這個世界里，我們迄今仍沒有對擺在眼前的根本問題採取任何措施。 本文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校級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