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爭」到「覺醒」

九月二十九日，是國民黨召開十九全代會的日子，做為台灣完全執政的多數黨，當天，國民黨要討論什麼重要議案？社會上普遍無人聞問、沒人關心，反而是當天有超過十個以上的社團號召要包圍孫逸仙紀念館、或是遊行到府前凱道罵馬英九的消息，廣為媒體所報導。甚至不同團體對於抗爭型態應該包圍或嗆聲，產生不同主張，進而懷疑主辦動機的討論，都比國民黨的大會更受到注目。在輿論市場上，過去以主政者為主流觀點的新聞編排習慣，經由這五年多來政府鮮有政績的無情沖刷之下，已被徹底顛覆。 影響政策調整的關鍵要素是什麼？公民的意見在台灣從來沒有像這個時候如此蓬勃，而且真正能造成制度的變革。八○三在凱道上為了洪仲丘下士之死而起的二十五萬白衫軍─「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無疑是個新的開端。在典範效應下，除了傳統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的團體活動力更加旺盛之外，各種新興的素人們串連糾集抗議，似乎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在新與舊之間，熟識與陌生之間，受到國民黨自美麗島事件以來專事破壞異議運動的惡名陰影所及，猜忌與流言也開始不斷竄出，並受到各方檢驗。為此，白衫軍也因而決定在雙十日再起。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些短暫現象，很快就會真相大白，畢竟台灣多元社會的結構已經形成。真正對台灣公民社會的茁壯比較有深刻意義的，應該是運動者的集體訴求是什麼？這些訴求是否可以直擊人心，並因而造成當政者必須接受改革主張，從而推動制度改造？這才是台灣社會共同看待或是否參與九月二十九日、十月十日活動的意義所在。 回顧台灣民主化以來的街頭運動，前面二十年幾乎是以「抗爭」為基本色調，二○一三年的八月三日，之所以被廣大社群所欣賞，很重要的一個轉折是：「覺醒」成為貫穿運動的主要旋律。這比眾所討論的他們如何運用網路進行聯繫動員這個視角，更為關鍵。八○三的「送仲丘」，一群互不相識者除了走上街頭去分攤洪家的哀傷，給政府施壓，當天現場沒留下垃圾，秩序井然，展現高度理性，讓當權者貼不上暴民的標籤，這就是一種覺醒。透過這種無形卻龐大的壓力，國民黨不得不在立法院快速三讀通過「軍審法」修正，將軍事審判系統回歸司法體系，也完成了運動的真正目標。 在這個基礎上，九二九圍馬與雙十圍城，都應該自許超越八○三的標竿，並為社會建立新的價值與成果，才是大眾共同企盼的。在過去短短兩個月間，政府又做出諸多讓台灣公民憤怒的反民主逆行，包括為了一黨政爭不惜破壞憲政、操縱司法、濫權監聽，風暴之大驚動國際，連駐美代表處都要出面解釋，乃至大埔張藥房之死，更重燃土地徵收的法制檢討之迫切。種種這些重創台灣的作為，如何透過公民的擴大集結令當政者承認錯誤立即改正？是公民行動一個新的挑戰與考驗。 本週，在國家的行事曆上有兩大重要事項，一是高等法院合議庭有可能就國民黨對王金平保全黨籍提起抗告做出裁定；二是行政院長江宜樺到立法院是否願意道歉，從而順利上台報告。這兩者儘管有其個別性，卻因事涉複雜而彼此盤根糾繞，甚至關係到濫權者是否自我解讀體制對其有所約制？或其反而變相因而獲得鼓勵？ 因此，罵不罵英九，已不是重點，台灣社會的宣洩已經太多，台灣公民甚至常常淪為政客的宣洩品。當今真正需要確認的是：台灣到底還有沒有牽制當權者「住手」的力量？因此，不但是發動運動的積極意見者，所有的公民也有責任高度關注影響政局發展與走向的各項變數。這可能是個分水嶺，關係到台灣的下一步將止跌回穩？或繼續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