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朱民共進午餐

英國《金融時報》 桑曉霓--- 朱民(Zhu Min)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副總裁，他選擇某中餐館作為採訪地，餐館就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市中心IMF辦公大樓的拐角處。朱民下身穿卡其布褲子，內穿藍格子襯衣與深藍色夾克衫（當天是周六），國際外交官的派頭十足。 因為61歲的朱民每年出訪多達30多次，所以我花了幾個月才最終敲定與他共進午餐的時間。我們會面二天後，他將飛赴巴西、吉爾吉斯斯坦、約旦以及巴黎。2011年，他被任命為IMF副總裁（IMF共有四位副總裁），使其成為在全球性機構任職級別最高的中國人。 朱民的生活與其北京同行大相徑庭。他花在飛機上的時間要多於在華盛頓生活的時間，而中國政府對官員的出行有嚴格規定。他們每年只有兩次出國機會，而且對出訪國及出訪時間有嚴格限制。這種限制“挺討厭，”朱民說。“但你得理解，旨在對人對事一視同仁，這對因正事需出訪的官員十分不利，這麽規定的原因是沒啥正事的地方政府官員都想出國旅游。” 對這種明顯不公的政府規定進行直截了當的批評，這在我倆的會談中頗不尋常。總的說來，從中共對官員出國的規定到他自己的職責，朱民似乎一直扮演著這個角色：試圖充當中共與國際雙方之間的橋梁，而雙方之間的溝通理解總是磕磕碰碰。 “我一直左右為難，”他嘆口氣說道。當他被任命為IMF副總裁的消息一經披露，中國官方的《環球時報》(Global Times)即發表評論文章，標題是：“朱民身肩國家重任履新IMF副總裁。” 朱民說自己毫無疑問是為IMF工作，反映的是IMF、而非中國央行的意志；他曾是中國央行副行長，而且央行一開始就支持他擔任IMF副總裁。“我代表的是IMF，我為全世界服務，我代表的是70個國家，”他又補充道。“在IMF有代表中國政策意志的執行董事。” 我倆的談話被服務員打斷了，對方把兩份塑封菜單重重甩到桌子上。點菜前，首先得定喝啥茶。我希望聽聽朱民的意見，我覺得他比我更在意。“我就想喝好茶，”他用漢語對服務員說道。“只要是好茶啥都行。”多數中國人都有自己中意的茶，但朱民徵求服務員的意見，頗具外交風範。不一會兒，飄有新鮮芬芳茉莉花瓣的茶水就端了上來，旁邊還另外放了一壺開水。 朱民為我倒茶，我倆都陶醉地嗅聞著茶香，而後朱民建議點一頓便餐——蒜茸荷蘭豆、麻婆豆腐（特色川菜）以及用筍乾、紅辣椒及一種益心臟菌類作配料的清蒸魚。對於中餐，我倆算是有共同語言。盡管我說的是漢語（想表明自己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瞭解），但服務員仍然輕蔑地把刀叉撂到我面前。 “紐約的中餐比華盛頓好得多，”我倆探討在華盛頓吃到新鮮魚微乎其微的概率時，朱民坦承道。“因為紐約人比華盛頓人更在意餐飲質量。” . . . 出生於1952年的朱民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盡管青少年時代在上海經歷了文革，受盡磨難。剛開始，朱與弟弟（比他小四歲）生活的家庭條件優越。父親是政府官員，曾在精英薈萃的北大(Beijing University)學習經濟，因此朱民小學教育質量一流。舉個例子，學校當時要求掌握一種西方樂器（他自己選擇了小提琴）與一種中國樂器（他選了竹笛）。但毛澤東(Chairman Mao)於1966年發動摧毀政府機構的10年動亂後，他的父母與其他政府機構官員一起遭受了巨大沖擊，一夜之間，他們失去了工作、地位、親友甚至生命。 朱民被迫從中學輟學（時至今日，他仍沒有中學文憑）。接下來的10年，他在罐頭廠上班，在東部沿海地區開卡車。但他非常幸運，因為組織上一直沒讓他離開上海。他弟弟則被“發配”至貧苦的安徽省，當了一位農民。 直至1977年，大學重啟招生，他的人生才最終重歸正常。 “我父母曾叮囑我，必須輔導弟弟上大學，因為他的境況比你更糟，”朱民回憶道。“但我也想上大學， 10年‘文革’後大家爭上大學，想想競爭該有多激烈！” 哥倆最終都被上海最好的大學復旦(Fudan University)錄取。朱民一直很喜歡物理，但這把年紀再學這個頗具挑戰性的專業，自己覺得有些力不從心。父親建議他改學經濟專業（“10年動亂後，幫助重建中國”）時，朱民接受了。那是個奇怪的年代，與諸多同齡人一樣，自己經歷的風風雨雨與如今的功成名就反差如此之大，以至於有時覺得人生有如夢境一般。他坦承。“整整10年，我一直從事體力活。而後大學恢復招生，我學習詩歌與書法……我又當過卡車司機，我的真實生活到底是啥樣？” 就在復旦上大學時，他的父母先後去世，朱民說到這里時，眼裡噙滿了淚水。“他們受盡了磨難，”他又補充道，並把眼鏡摘下，輕輕擦拭了淚眼。“10年‘文革’，人才損失無法估量。”足足有一分多鐘，他無法再說任何問題，他顯得異常難受。 朱民與弟弟畢業後，雙雙留校任教，而後又雙雙留學深造。朱民到了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在此獲得了伍德羅•威爾遜學院(Woodrow Wilson School)公共行政管理專業碩士學位，他弟弟則去西北大學(Northwestern)留學。上世紀90年代初，朱民一邊在約翰斯•霍布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深造，一邊教授經濟學，他於1996年獲得博士學位。 據在中美兩國呆過的有些教授說，中國大學的教學質量（如復旦）要與美國一流大學相提並論，可能得需要50年時間。共產黨對大學的嚴控以及根據忠誠度而非實際成績劃撥經費，讓中國很多頂尖人才（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選擇出國留學。我問朱民為之感到憂慮嗎？ “關鍵是如今有了更多的選擇機會，”他說。“現如今，中國大學生有很多選擇。這與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我在復旦時，每周六小時，整整18個月學習《資本論》(Das Kapital)，而每周只有二小時時間（而且只有一個學期）學習西方經濟學。如今呢，學生可能只有一小時學習《資本論》。” 朱民如今是普林斯頓大學校董會成員，也是芝加哥大學商學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usiness school)咨詢委員會成員，這兩所大學都與中國高校有往來。“如今彼此之間的交流很密集，”他說。 我們點的菜一下子都端了上來，朱民反客為主，把三道菜都端到我面前。我拿起塑料筷子時，服務員狐疑地看著我，我則狠狠地瞪著她看。 我10年前在北京結識朱民時，他還在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工作，這是中國四大商業銀行之一。他當時是中行副行長，負責中行的日常管理以及重組事務，2006年，中行成功在香港上市。 任職中行時（與他隨後任職的其它職務一樣），朱民不得不在支持上市的人和把上市視作背離馬克思主義的人之間努力維系微妙的平衡。朱民建議中行聘請國際會計事務所審核財務，此舉引發了當局的極度恐慌。“怎麽能讓外國會計事務所瞭解我們的底細呢？”他回憶當初官員的質疑，暗示資產負債表乃國家機密。“這些官員問我，‘怎麽能請外國董事呢？怎能失去100%的國有控股地位？’” 朱民堅持己見，聘請外國專家擔任董事會成員（盡管黨委仍負責所有關鍵決策）以及風險管理與信貸部門的關鍵職位。他還就最優方法聘請國外銀行（包括匯豐(HSBC)、高盛(Goldman Sachs)）的高級顧問舉辦各種培訓班。在中行赴港上市那段時間，朱民不斷會見有意向的投資者，他說的諸多條款外國投資者無法理解。（當時，某中國公司的招股意向書竟有這樣的警告條款：高管層一經發現詐騙，就得判處死刑。） “當時的國際慣例與中國的行事方法大相徑庭，”朱民繼續說道。“我們的國企還得是好公司，這非常重要。如果遵照國際標準，銀行就得商業化經營。所以我們當時的領導人思想既開放、又很有遠見。” 他停下來，然後又給我倆的盤子夾滿菜。朱民如今仍堅信改革，盡管我問他過去10年、中國政府的改革動力是否逐漸減退時，他拒絕做出直接回答；當我問及中國監管高層近幾個月的人事變動緣由時，他同樣拒絕回答。但很明顯，他並不像中國某些高級經濟學家那樣，是中國體制的積極鼓噪者。 2009年，任職中行10多年後，朱民調任央行(People’s Bank of China)工作，負責政策研究事務。在以往的工作中，他就顯露出果敢乾練與遠見卓識的能力：2007年夏天，他在一次講演中認為全球開始進入長期的去杠桿化進程，當時持此觀點並不受待見（尤其是美聯儲(Federal Reserve)）。在2008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Davos)上，朱民準確地預測中國經濟將繼續維持高增長率，但又認為由於此舉越來越需借助國家力量，最終會導致改革發生逆轉。 . . . 他目前的關註焦點是由各國央行乾預政策所引發的緊張態勢——始作俑者就是美聯儲與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它們的寬松貨幣政策讓其它國家實現貨幣管理任務時更顯得捉襟見肘。“我不斷游說各國央行，”他解釋道。“對方都說，‘貨幣增發是萬全之策。’各國都有自己的授權及管轄權，但我提請各國要考慮全球範圍的超溢效應。” 朱民最近發表的很多演講，都是關於中國所處的矛盾處境：其製造業積極引領全球，而其金融業仍固步自封。他談到中國需要發展，而且也談到了“確保全民平等共享改革發展紅利”的必要性。這些觀點並不尖銳，但作為IMF副總裁，他不能充當煽風點火者。他的行事風格更多更好的是旁敲側擊提醒國人需不斷深化改革。 隨著擺在我們面前的三盤菜慢慢下肚，我倆轉向其它話題。與許多中國人迥異的是，朱民特別喜歡印度，是印度精神的忠實擁躉，而很多中國人覺得印度是全世界最原始的國家，富麗堂皇的購物中心寥寥可數。“每個人都有兩面性，”他說。“既有物質層面，也包括精神求索。最困難的是自己最終作出了多大貢獻。” 對於他自己，朱民希望就修復IMF與亞洲之間的關系盡自己的綿薄之力。自15年前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本地區很多國家一直以懷疑的目光看待IMF。朱民覺得情況正逐漸好轉。“亞洲與IMF之間的隔閡已修復很多，”他說。“2010年，我參加了在首爾(Seoul)舉行的一場區域性會議，看到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韓國官員對我說，‘我們如今信任IMF了。’” 與很多中國人一樣，朱民似乎在美國生活得順心如意，只是間或用母國文化片斷來充實裝點自己的日常生活——不管是現在正享用的麻婆豆腐、還是他豪華辦公室牆上張掛的中國傳統水墨畫。他喜歡周末光顧漢普頓斯(Hamptons)。他女兒在華爾街某精品咨詢公司上班，盡管多數中國人喜歡炒著吃蔬菜（鑒於中國本土的蔬菜殘留有殺蟲劑，所以油炒不失為好方法），朱民則更喜歡新鮮沙拉。 我問朱民退休後的打算。是呆在美國、還是回中國？從某種程度說，我的問題不懷好意。在西方，聲望意味著選擇眾多，但在中國並非如此。他的個人命運完全由黨組織決定。“哦，當然要回中國去，”他毫不猶豫地說。“當初從國外留學歸國後，大家都說，‘回來就好，祖國需要你。’我對他們說，‘我也需要祖國，我是中國人。’” 我倆坐在那兒快兩個小時了。多數顧客已經離開餐館，茶都擱涼了，可是服務員既不來添茶，也不來給茶壺換熱水。 最後叫來了服務員（她一直未現身），對方把賬單遞給朱民。朱民轉而把賬單傳給我（這是《金融時報》的規矩）時，服務員一副既得意又同情的神情。她拿走我的信用卡後，過一會兒回來時，手裡端著兩個盤子，放著幾片檸檬與橙子，以及兩塊幸運餅乾。 朱民拆開幸運餅乾，打開小紙片讀給我聽，上面寫著：“福星高照。”我的紙片上也寫著這樣的吉言。“這種事不可能發生，”他搖搖頭說道。 “你福星高照的概率比我高，”我說道，我倆一起步出餐館，外面陽光明媚。 桑曉霓是《金融時報》國際金融版首席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