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琳·多德
Matthias Schrader/Associated Press
本屆世界本上，美國人對美國足球隊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揭示了輸了仍有可能前進的信條。
非外加因素導致的巨大失誤而泄氣，美國人正在採取防守措施，試圖在一個我們不再能指揮一切、贏得所有戰爭，以及領導所有變革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7月4日曾一直是慶祝美國卓異主義的日子，」共和黨民意調查員弗蘭克·倫茲(Frank Luntz)說。「如今，這是一個憐憫美國的失望的日子。」
從卡特里娜到費盧傑，我們越來越不像山巔閃光之城，而更像破碎玩具之屋。
也許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希望在美國人的情感中已不再那麼具有特徵性。
我們是度過一時困難的贏家呢？還是喪失了我們強壯精神DNA的輸家？導致這個喪失的，是太多的食品，太多的貪婪，太多的自愛，太多的謊話，太多的間諜，太多的闊佬拿獎金，晚間新聞上太多的貓咪視頻，像「33張矮腳狗屁股照」這樣的、太多的Buzzfeed無聊清單，以及太多的不動腦子的惡意在線聊天。
我們仍是最大的和最壞的嗎？還是我們正不可逆地變得更渺小、更吝嗇、更愚蠢，少有志氣卻玩世不恭？我們失去了控制自己的不那麼昭昭的命運的能力了嗎？
我們曾有過霍華德·貝克(Howard Baker)，他為了共同利益而反對謀私利。而如今我們有泰德·克魯茲（Ted Cruz，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參議員，譯註）。我們曾有過奧運長跑健將路易斯·讚佩里尼(Louis Zamperini)，他在日本戰俘營的堅強不屈在勞拉·希倫布蘭德的《絕不屈服》一書中有詳細描寫。如今我們把伊拉克搞得一團糟，將其解放了，卻讓它成為奉行伊斯蘭教法的殘暴國家，充滿了憎惡美國人的聖戰者，就連基地組織都認為這些人太野蠻。
我們有點害怕我們自己的影子。可悲的是，我們把自己看作是一群永遠無法相互理解的人。我們已經放棄了我們可以凝聚的想法，雖然創建者們打造美國是把有深刻差異的人帶到一起來。
一個在自由女神保護下的移民國家，卻有一個不讓移民改革法通過的政府，雖然該法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人們在這個國家看到抗議者走上街頭，阻止他們的社區安置試圖穿越邊境的西語裔兒童。
為蓋洛普(Gallup)和皮尤研究中心做民意調查達四十多年的安德魯·科胡特稱這種情緒為「慢性失望症」。他說，本世紀以來，我們只有過三次大多數美國人說他們對事情發展方向滿意的短暫時刻：小布殊總統上任的那個月，9/11襲擊之後，再就是我們入侵伊拉克的那個月。
舊日的真理看來已有點離奇。如果你努力工作，按照規矩做事，你會比以下一個成為即時千萬富翁的人還要快的速度，輸給那些靠玩弄計算機接線在華爾街下賭注的人。我們安靜的傳統美德輸給了我們喧鬧的、發自內腑的分裂感，而騰飛的技術，以令人眼化目眩的形式，在迅速地重塑着這個國家的性格。敢於冒險的精神常常被分心、困惑、猶豫和分裂驅散。
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曾發誓要讓政府變得更酷，但是因我們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體制的功能障礙而煩惱的年輕人們，正遠離政府的工作崗位。理想主義被特權利益淹沒。中產階層要學會用更少的錢辦更多的事。而總統呢，卻有點正相反。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理乍得·哈斯(Richard Haass)說，「世界看到我們從一個做得太多的總統過渡到一個做的太少的總統。」
給總統充當皮格馬利翁式人物的戴維·阿克塞爾羅德(David Axelrod)若有所思地說道：「里根極大地改變了這個國家的軌跡，不管是好還是壞。但是，他恢復了一種清晰感。布殊和切尼時代黑白分明，他們之後，美國人希望有一個足夠聰明的人，能懂得細微差別，處理複雜問題。現在我覺得，人們對複雜問題感到厭倦，他們渴望清晰，想回到一個更簡單的時代。但是，在現今的世界，那將是一種難以恢復的情況。」
年輕人比他們沮喪的長輩們更樂觀，尤其是那些在技術領域工作的人。他們與切尼相反，雖具有競爭性，但不是必勝信念者。他們把自己看成為世界公民，對把美國置於所有其他國家之上不感興趣。
「在我這裡工作的那些23歲的人，對我們這個超級大國如何變得一蹶不振的對話已經不感興趣，」Buzzfeed的主編本·史密斯(Ben Smith)說。「他們認為那是『老年人的對話』。他們對此時此刻的瘋狂機會更感興趣，也就是由硅谷驅動的巨大經濟和文化變革所帶來的機會。這些孩子們認為，他們有能力抓住這個機會。技術不僅是報紙上的一個欄目，而是一種文化。」
32歲的圖書館員本·多梅內什(Ben Domenech)編寫The Transom通訊，他認為許多千禧世代(Millennials)的人被自己面臨的選擇搞得不知所措。他引用沃克·珀西(Walker Percy)的小說《最後一位紳士》(The Last Gentleman)中的話說：「不暗自相信每個機會的大門都向他打開的人是個幸運兒。」他還指出，鑒於千禧世代的人很有公共視線下的在線生活形象意識，他們擔心進入錯誤的小圈子或點擊錯誤的話題(hashtag)：「知道你與被開除的距離只是表現糟糕的一天或半打微博，加劇了不確定性、焦慮，以及規避風險的行為。」
微軟研究院的科學家及暢銷書作家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認為，美國發生的最大變化是「技術從來都不全靠自己擔負起樂觀主義的重擔」。
這就在哈斯稱之為「功能失調的美國與創新的美國」之間製造了一種對立。
阿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負責人、暢銷傳記《史蒂夫·喬布斯》的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認同這一點，他說，「創新經濟中的人，包括工藝啤酒製造者、教育改革者，以及Uber的創始人等，他們的樂觀精神和神奇十足，與我們管理體制萎縮的聲望和無能，有一個顯著的脫節。」
納撒尼爾·菲爾布里克(Nathaniel Philbrick)著有《邦克山：一座城市，一次圍困，一場革命》(Bunker Hill: A City, a Siege, a Revolution)一書，該書中的愛國者形象有好有壞，他對給過去鍍金提出警告。「過去的人不比現在的我們好到哪裡；他們想把事情搞清楚，為他們的行為辯護，和我們現在差不多，」他說。「美國革命自始至終都是一個糾纏不清的過程。被我們奉為典範的人物並不總有高貴的行為，但後來被描繪成總是行為高貴的人。這使人想到我們現在處於其中的功能失調。」
「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都是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找到辦法，在這個過程中犯下危險的錯誤，但又能以某種方式矇混過關，越是能認識到這點越好。我們並非註定偉大。我們必須為偉大付出努力。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做對了的，就是意識到他認為是正確的東西有多少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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