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8/2012

六○年代小鎮的微型歷史

陳雨航決定重拾寫作熱情,並在今年交出了這本描繪台灣六○年代風華的作品《小鎮生活指南》。其中筆鋒清淡,卻成功用純樸的花蓮小鎮承載了整個時代的失落與蛻變。

陳雨航和村上春樹一樣出生於1949年,1976和1980年時分別出了短篇小說集《策馬入林》與《天下第一捕快》,其中〈策馬入林〉更是在1985年被拍成電影。然而此後的陳雨航卻停筆多年,全力專注於出版事業,期間將蘇童、余華、王安憶等重要的大陸作家引介到台灣。

退休之後,陳雨航決定重拾寫作熱情,並在今年交出了這本描繪台灣六○年代風華的作品《小鎮生活指南》。其中筆鋒清淡,卻成功用純樸的花蓮小鎮承載了整個時代的失落與蛻變。

Q.您曾提到《小鎮生活指南》其實是一本「無用的指南」,那麼當初為何選擇「指南」這個詞彙?有任何指導或引路的意味嗎?

A.一開始的書名其實是「小鎮軼事」,但後來覺得我曾居住的小鎮沒那麼多「傳奇」,所以改成了「小鎮生活」,但又覺得有點平淡。然後有一天,我腦中突然出現了「指南」這個詞。我覺得這個詞不錯,有點搞怪,有點逆向操作意味。畢竟這本書談的是過去,所以儘管名為「指南」,但現實場景早已改變,你也不能真正靠這本書去遊歷。然而這名稱也有正面意涵,因為它能帶你穿越時間,引領你去窺看六○年代的樣貌。

Q.雖然本書主要談的是您所居住過的花蓮,但除了「台北」或「高雄」等地名外,您刻意用「小鎮」來描述這個地方。如此刻意避開故事主要背景的實際地名是否有其考量?

A.我想寫的是六○年代風貌,但不是特定細節,所以許多事件的時間地點都有所更動,那樣讓我寫作起來更自由。的確有人問我為什麼不直接點出「花蓮」這個地名,甚至問我是否在逃避什麼。我其實沒有。我並不在乎別人知道我把花蓮當成寫作原型,只是不點明能讓我擁有更大的自由度。例如故事中的軍用機場在我描寫的六○年代並不存在,佳山計畫是到七○、八○年代之後才開始的。《傳奇海女紅短褲》的電影也是真有其事,但我改了片名(《海女紅短褲》,1966),主演的日本性感女星的名字也改了一個字。不過小鎮中主要地點的相對位置仍是真實的,我甚至不需要畫地圖,因為地圖就在我腦中了。

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橋段,故事中有一位攝影師的作品在台灣沒有得獎,寄去日本參賽卻得了銀牌獎,那其實是參考我一位初中國文老師的真人真事,只不過他的參賽作品是小說。我還記得那年是1964年,日本負責承辦奧運,也是亞洲第一次承辦夏季奧運比賽。他們辦了一個徵文比賽,而我老師投稿小說並得了第二名。那篇小說名叫〈稻草球〉,是在台灣被退稿的作品,我想是因為內容比較偏意識流。

Q.在創造書中角色時,您除了自己之外一定也參考了許多童年玩伴,在情節方面勢必也借用了屬於他們的故事。然而在這些角色當中,您覺得哪個角色最像自己?

A.我當時實際居住的地點是故事中「洪達光」的家,對應到現實地點就是「吉安」,並非花蓮市區。雖然後來也有搬家,但我在吉安住了差不多十年,所以對我而言,那裡是小鎮最重要的原點。儘管如此,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重心仍在花蓮市區,無論上學、上班還是賣菜,大家都得先坐客運到花蓮舊火車站,再各自依照自己情況前往目的地。不過我家中狀況比較接近「李永明」,是父親管教比較嚴的家庭,而李永明對「成為籃球選手」的渴望影射的其實就是我對「文學」的渴望。但因為我並不想寫自傳,所以才用一個我很喜歡、熟悉的嗜好來取代「文學」的部分。

我一直到最近都還常和作家羅位育去北一女中打球,也會去現場看SBL(台灣的「超級籃球聯賽」,Super Basketball League)。當然,籃球之所以在故事中這麼重要,也因為它是我青春歲月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就是書中描述的那種「球痞」。反正打球不花錢,只要一顆球就行。當時家裡沒電視,看電影又太花錢,於是這項運動為我及身邊的朋友消耗掉不少年輕的精力。故事中向海平愛讀的書籍也都是我當年讀的作品,例如《最長的一日》,另外《西線無戰事》也是我非常喜愛的作品。

Q.您有小說書寫的典範嗎?曾試圖師法某位作家的技巧?故事中提到的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正是其中一例嗎?

A.還是雷馬克吧,雷馬克是我的初戀。就像蘇童喜歡《麥田捕手》的沙林傑一樣。我想初戀就是這樣,當時你的心還是打開的,所以誰出現在你面前,你喜歡,就讓他進來了。我小時候在花蓮就看了他的《流亡曲》和《凱旋門》,《西線無戰事》則是到了台北才讀的。我後來做編輯時也出了雷馬克的重譯本。

在華文方面,我後來也喜歡過不少作家,但如果要回到初戀的感覺,我記得自己初中時非常喜歡郭良蕙。我覺得她真的走在時代的尖端,對於人性及人情世故的觀察非常獨到。我最早讀的一本是《琲琲的故事》,後來因為主編《心鎖》也見過她。不過我對小說不偏食,尤其在當了這麼久的編輯之後,你可以在任何作品裡看到好處。

Q.書中有三個長輩:向士官長、春元老人、彭三郎,三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向士官長最後向兒子訴說了一部分,春元老人放棄訴說,彭三郎雖然沒有親口談論,但留下的照片卻訴說了一切。

負責談論歷史傳承的角色則是彭景坪,他說「我想拍出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我們這個時代的活動……然後那些影像有一天會變成我們的記憶、我們的歷史。」接著一位大學生問他,「那就是什麼都可以拍囉?」彭景坪同意他的說法,但心中並不肯定,這是否也反映了您對創作的想法與疑問?

最後在「醫生與牧師的對話」中,醫生與牧師兩人談到了「人心」:「我說的是人心,人們的想法,那是我們永遠需要努力的地方,沒有終點。」那是否也可以看做對彭景坪心中疑惑的解答?

A.我對於「工作」是很尊敬的。我認為所有工作都沒有高下之分,所以在故事中也一直強調這件事。我父親一輩子都做中階主管,雖然不是多麼了不起的工作,但他也穩定地做了一輩子,養活我們全家。我認為他的貢獻很大,所以特別寫了彭三郎這個角色。他兒子彭景坪一直在想著如何留下屬於這個時代的記憶,但在無意之中發現:他父親其實已經用攝影這份工作為後代留下了歷史。或許他只把攝影當作一份工作,沒考慮過什麼藝術性,但光是把自己的工作好好完成,其實就已經做到彭景坪想做的事了。

另外談到故事中的余老師、醫生和牧師這些角色,他們也是在這個遙遠偏鄉努力工作的人。此外,醫生和牧師是所謂的典型角色,他們一個代表身體,一個代表心靈,但都在此地工作、共同努力。

春元老人則是我對自己的調侃。身為一位寫作者,我有時也會質疑寫作的意義,懷疑這件事是否會流於虛無。畢竟無論是誰,死了就是死了。

Q.六○年代花蓮的人口組成非常複雜,有原住民、日本人、客家人、閩南人,這會讓你在寫作語言上遇到問題嗎?

A.身為花蓮人,我從小住在日式的房子中,高中之前睡的都是榻榻米。我父母最熟習的語言是客家話和日語,他們也會用日語交談。我雖然不會說日文,但聽久了也大概懂一些。在寫這部作品時,我確實有遇到一些問題。雖然我是客家人,但北部或南部的客家人無論說話或用字也不同。至於閩南話的部分,我也有注意到林俊穎用比較華麗的方式去處理,但我自己無法這麼做。無法這麼做的原因並非說不會閩南語,我從小生長在客家庄,不過大家都講閩南語,所以我也會講,但那畢竟是一種口語的語言,不是書寫的語言。

如果想要把這些語言轉為文字,現在很流行的是去讀一些史料,但我還沒有這方面的打算。另外我的觀念是,我的語言中或許有些部分摻雜了閩南話,但不是全部,所以你就算不懂那些部分,還是能了解我在寫什麼,而且讀起來流暢,不會有太大的障礙,這就夠了。我會把溝通這個目標擺在最前面。當然也有人會去做很多研究,希望把語言的部分做得更完美,但除非做得很好,不然可能會讓溝通方面有些困難。

Q.故事最後結束在美國登陸月球的1969年,也就是六○年代尾聲,對您和同代人而言,這個年份是否具有特殊意義?成功登陸月球這件事當時令你們感到震撼嗎?

A.我當時並沒有特別感到震撼,但這件事確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小鎮生活指南》橫跨的時間剛好為一年,故事中所有學生也剛好經歷了一整個學年。為了標記出這段時間,當中有兩個事件可以看出確切的時間點,其中一個在故事開頭,學期剛開始,當時所謂的「國中」出現了。那是1968年,也就是民國四十五年出生的人率先享受「國民教育」的那一年;另外一個就是1969年的登陸月球。登陸月球那天是7月20日,我身邊的同學都在等大學放榜,或許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在談論這件事,只是埋頭打籃球。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雖然當時是悸動的六○年代,美國登陸月球也已經是非常突破性的進展,但台灣卻彷彿在時代脈動之外,花蓮更是其中彷彿與世隔絕的化外之地,一個激流中的島嶼。所以我雖然寫了這個大事件,卻沒有描述故事中幾個主角對此的反應,一方面是凸顯這種落差,此外也想強調幾位主角在當時渴望自由又不可得的壓抑與苦悶。那就是我當時深刻感受到的苦悶。故事最後的墜機確實也有一部分象徵了那個時代的終結。

Q.這幾年有許多本關於花蓮的作品,像郭強生的《惑鄉之人》和方梓的《來去花蓮港》,甘耀明之後即將出版的作品主題也是花蓮的林場工人。您又如何看待這些探討花蓮不同風貌的作品?

A.因為東華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的創立,這十年來確實讓文學界對花蓮更加關注。郭強生的作品和我一樣使用到「拍電影」的主題,不過他的故事背景在吉安那一帶的移民村,而且把電影作為整部小說的主軸,不但深入探討這件事對當地人的影響,也用電影來反思自己的生活。我曾當過影劇版主編,所以對台灣的電影史也很熟悉,但他是對整個台灣與中國電影史有更通盤的理解,所以這方面寫得比我深入許多。

方梓的作品我則注意到了語言,我發現她花了更多心思在處理花蓮各種族群所使用的語言。甘耀明是非常優秀的小說家,文字很厲害,我也很期待能看到他的作品。

Q.編輯和創作者的雙重身分對您有什麼影響?您喜歡編輯的身分勝過創作者嗎?兩者帶給您的樂趣又有何不同?

A.我從小就喜歡文學,小時候作文比賽常得第一名,但家裡並不希望我走文學這條路。雖然後來出了兩本短篇小說集,又拍電影,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改變。而且相對於比較自由的創作環境,我更喜歡規律的工作,感覺生活比較充實。在1985年進入出版業之前,我曾在中國時報編副刊,所以平面出版界的工作經驗算是完整。當了編輯之後,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發揮空間一直都很大。雖然日本有些作家是先做編輯,再當作家,像白石一文,因為他們認為作家的地位比編輯高,所以不可能做了作家後再當編輯,但我並沒有這種高下的認定,所以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此外,創作者的身分也讓我在當編輯時得到一些好處,因為作家比較容易信任我,願意把作品交給我,溝通上也比較容易。我一直都喜歡做後台的工作,所以對我來說並不感覺委屈。不過儘管在編輯工作上有所發揮,但現在看來,似乎已經過了寫作最好的年歲。

Q.在終於交出這部作品之後,有什麼題材會挑起您繼續創作的慾望?

A.林宜澐曾提過想寫《玫瑰玫瑰我愛你》的續集,我則想過要寫另一個相關的故事:一個美軍的黑人逃兵,和台灣當地女子生了孩子後被抓回去了,二十年後,這個混血兒當兵,因為越戰之後美國把許多軍艦都給了台灣,所以又坐上了父親坐過的那艘船。這會是個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也想過用《小鎮生活指南》的小鎮背景繼續延伸,去寫不同軍人的故事:美國的軍人、日本的軍人、中國的軍人、台灣的軍人。另外台灣曾有軍人去讀日本的「海軍兵學校」,我也去廣島參觀過。這些軍人到了六○年代時境遇都不同,有些屬於勝利的一方,有些則是敗將,他們都可以延伸出許多故事。

另外我還見過「四行倉庫」事件中的楊惠敏,當時我在台北的建國補習班補習,在一個補習班的學生宿舍見到了她,矮矮的,穿著旗袍,我還和她聊了幾句。此外,我有一個同學曾住宿在一位美軍高階將領的家中,而那位美軍的姑姑就是曾獲普立茲文學獎的凱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她有一本著名的長篇小說《愚人船》(Ship of Fools),主要場景是一艘德國船艦,而船上各個種族的人之間都發生了不同故事。

這部小說在1965年拍成電影,年老的費雯麗(Vivien Leigh)也有參與演出。這些都是在我身邊發生的事,雖然現在都成了歷史,但更是可以寫成故事的好素材。

不過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想繼續寫小鎮的故事。我想繼續描寫那個時代,或許可以寫出第二部、第三部。例如花蓮的「慕古慕魚」有一個發電廠,我父親就在那裡擔任過廠長。我四歲時去過,那裡是我最初擁有記憶的地方,所以我也想過把相關的經驗寫成小說。我在花蓮有太多回憶了,那裡是我的原點,可以寫的故事真的還很多。

◎受訪作家簡介

陳雨航

高雄美濃人,1949年生於花蓮。台師大歷史系、文化藝術研究所畢業。曾任報紙副刊、雜誌、出版編輯多年。七○年代從事小說寫作,著有短篇小說集《策馬入林》和《天下第一捕快》。2012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鎮生活指南》。

◎本文作者簡介

葉佳怡

台北人,畢業於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及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在從事翻譯、寫作、影像及編劇等工作同時,繼續積極準備遠行。著有小說集《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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