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與革命

華爾街日報 劉罡 無論改革還是革命，都是要調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之朝更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方向優化。所謂成功的改革，往往是先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成為改革的受益者，然後再使改革的目標受益者收獲最大的那塊改革紅利；而所謂徹底的革命，常常發生在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都受到顯著損害的時候，這時候無論原有的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無法再照原樣生活下去，整個社會被攪成了一鍋粥，這種情況下，從根本上重塑社會利益格局的革命自然在所難免。 抗戰結束至今，中國既發生了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和一次堪稱成功的經濟改革，也上演過一出領導者憑主觀臆想導演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並且正在迎來升級版的經濟改革。通過研究分析這些過往的革命和改革，或許能為中國的新一輪經濟改革提供一些啟示。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其實是有機會避免大規模社會革命爆發的，那時候經過長達八年的全民磨難，中國整個社會都迫切需要休養生息，國民政府這時候只要能夠避免或較長時間地推遲內戰爆發，便可以給全社會大多數成員創造一個較為安定的生存條件，如果能在這一基礎上再進行一些土地和社會政策方面的改革，爆發社會革命的可能性更會大幅降低。但由於蔣介石要一統江山的緊迫感太強，不肯向已成氣候的共產黨做出足夠的讓步，終於導致內戰全面爆發，物價飛漲，連工商業者和城市白領的利益也受到巨大損害，造成南京政府的政權基礎大幅縮水，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終於無可避免。 在蔣介石政權親手促成的這場“完美革命”中成為最終勝利者的毛澤東，對於自己一手締造的“新中國”卻並不感到滿意。他說，我們自己就建設了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這個國家是為了保護資產階級法權，在平等口號的掩護下實行不平等的制度。顯然，他認為1949年的中國革命並沒有將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調整到理想狀態，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於是，毛澤東在晚年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他說，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麼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據他自己說就是要繼續革這些“走資派”的命。 毛澤東的這種說辭在任何存在利益分配不平等的社會都不難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鳴，但問題是，只有他心目中的那些“走資派”有好房子、有汽車、有高薪水和服務員嗎？這些待遇和享受他又放棄過哪一樣？如果革命只是推翻或打倒既得利益者階層中的一部分人，而這一階層整體的物質待遇卻維持不變，最高領導人依然高居權力金字塔的頂端，這又如何能算一場革命呢？ 革命必然是一場誰也無法預料後果的社會大爆炸，而不可能是毛澤東所臆想的這種“受控核爆炸”。在既得利益階層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要調整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只能靠改革。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的經濟改革之所以能夠取得世所公認的成績，與改革初期的良好起步有很大關系。筆者到現在依然認為，上世紀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那幾年，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幸福感最強的幾年。當時剛剛經歷了“文革”嚴寒的中國，整個社會的氣氛越來越寬鬆，人們精神上普遍有一種解脫束縛的感覺；農村實行了土地承包制，農民收入顯著增長；工人的鐵飯碗依然未被打破，而他們在經歷文革十年後終於開始漲工資，農貿市場的出現又改善了城市的市場供應。可以說，正是毛澤東晚年在政治和經濟上一系列極左做法導致的中國社會利益分配格局既極端簡單又極度扭曲的局面，使其繼任者獲得了通過簡單易行的改革便讓大多數社會成員短時間內全都成為受益者的條件。 這以後的幾十年裡，雖然中國的改革也經歷過險途和彎路，出現過上世紀90年代的城市工人大規模下崗和農民收入停滯甚至倒退，以及本世紀以來情況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均和官員腐敗問題，但或許正是由於最初那幾年裡留給老百姓的美好記憶太過強烈了，直到今天，“改革”依然是中國社會最具感召力和公信力的詞匯，可以說，改革是當今政府的最大“正資產”。 但要把這筆正資產繼續保持下去，就必須打造經濟改革的升級版，有效解決改革中出現的上述問題。總結中國這幾十年來在革命和改革方面的經驗教訓，首先的一點結論是，不要把本可以通過改革就能解決問題（或至少是不使問題嚴重惡化）的局面弄到要引爆社會革命的地步，而要做到這一點，為政者能否準確把握大局、適時做出必要讓步是關鍵。 其次，為政者不要讓政治理想主義沖淡自己的施政理性。毛澤東當年雖然敏銳意識到中國在平等口號掩護下的不平等制度，但他卻想在保留自己作為這一制度最大受益者的前提下推翻這一制度，這種非理性行為直接導致了中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動盪。 其三，要努力防止社會利益的固化。毛澤東晚年的政治實踐雖然謬誤多多，但其客觀上卻也產生了一個積極結果，那就是不斷的政治運動和清洗使社會既得利益階層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沒有固化到特定的人群和集團身上。正因為如此，一旦以“四人幫”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被推翻，幾乎所有社會成員都可以從社會控制的放鬆和經濟改革中受益，這也正是中國改革在上世紀80年代初能夠迅速獲得推進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近些年來，既得利益集團阻撓和綁架改革的問題日益突出，這已成為中國打造改革升級版所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近日表示，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智慧突破利益固化藩籬，為政者能夠拿出什麼具體措施值得關注。 其四，經濟改革的成功離不開政治改革的配合。現在世人似乎有種誤解，認為中國就是在不搞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取得經濟改革的成功的。其實，回顧一下歷史便可清楚發現，如果當年沒有推翻四人幫及文革造反派，沒有結束毛澤東晚年的非理性政治路線，此後的經濟改革又何從談起？現在要想打造經濟改革的升級版，恐怕還是要從解除政治束縛破題。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一直在改革和革命的交替煎熬中不斷演進著，近年有學者提出了“告別革命”的口號，但願我們不要在告別革命的同時也告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