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014

極權時代,詩人何為

紐約時報

過去一個月,我走到哪裡隨身都帶着這本厚厚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壓得身心疲痛。它的物質重量大約是一千克;它的精神重量,大約等於前蘇聯斯大林時代被迫害致死的所有知識分子的屍體的總和。

「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活了八十一歲,其中有十九年是作為俄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妻子度過的,還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遺孀,其餘的便是她的青少年時代。」 書中收錄蘇裔美籍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Brodsky)撰寫的序言這樣總結曼德施塔姆夫人。她與丈夫相識於1910年代,經歷了1920年代中後期的短暫平靜之後,娜傑日達不得不面對丈夫的兩次被捕,她被稱為「黑暗歲月的同志」。1960年代娜傑日達開始撰寫關於丈夫、關於那個恐怖時代的 「回憶錄三部曲」《回憶錄》、《第二本書》和《第三本書》。《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即《回憶錄》的中文版,2013年9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引進中文版。

回憶錄展示的是蘇聯黑暗時代的精神圖卷,讓人牢記個體存在是怎樣泯滅在極權和集體的鐵腕之中,也牢記他們曾如何抗爭,即使是以最低限度的生之渴求,即使是以最「無用」的詩篇。同時這不只是詩人、也不只是知識分子的存在難題,也揭示着普通人何以為人的底線是怎樣被宏大的國家幻象所吞噬。

這個宏大夢魘般回憶錄的沉重或許只有卡夫卡的《城堡》與《訴訟》可以比擬,那些專制官僚與龐雜精密的殺人噤聲機器的運作,也直接媲美了卡夫卡的想像力。更難能可貴的是,娜傑日達就像繆斯之母記憶女神,在記下那個時代(或者說,這個時代,因為它遠遠未有終結)其荒誕與殘酷的各種面孔之餘,始終以一個詩人的戰友的姿勢審視時代與詩,論辯它們的衝突與共生,始終以高貴的理性去道出這個塵世的悲劇的內涵,而不只是評判與控訴。

回憶錄從最初因詩獲罪說起(當然,對於曼德施塔姆這樣真誠的人,他的存在對於虛偽的政府早已是一種罪)。1933年曼德施塔姆因為一首《斯大林諷刺詩》被捕,他們開始一次次躲藏、流放、被逐、倖存,其中在沃羅涅日的那次流放實際上是詩人生命中最後一次春天,因為在那短暫的喘息里曼德施塔姆寫出了他最偉大的詩篇,娜傑日達把那段日子視為「附加的一天」、視為奇蹟——奇蹟在那個時代未必是榮譽,因為這也意味着加害者的恩賜或者龐大死亡機器的一次失常。曼德施塔姆和娜傑日達都清晰地知道這一點。

最後一次回到莫斯科,是「附加的一天」的延宕,娜傑日達的行文也像他們當時的心愿,一再延伸、拖緩第二次逮捕之日的到來。隨着大清洗運動開始,1937年,俄國文壇開始對曼爾施塔姆進行批判,1938年5月5日,他再次被捕,並被以從事反革命活動起訴。生命就是緩刑,沒有哪一個人的命運比曼德施塔姆更貼切。在娜傑日達極其細緻的回憶中,每一天都是所謂的「永恆的一天」。她一再低回、眷戀她們共同度過的每一秒鐘,追溯它的意義,讓人常常熱淚盈眶。甚至自殺的可能也成為寶貴的記憶,「如果我們能夠預知命運之所有可能的版本,我們或許不會放過那個正常死亡的最後機會,即莫斯科城富爾曼諾夫胡同作家公寓五層樓上我們家裡那扇敞開的窗戶。」自殺是對自由的最後一次申明,而曼德施塔姆被剝奪了這最後的自由。直至1987年,曼德施塔姆的反革命罪名才被徹底平反。

令人感慨的不止是曼德施塔姆夫婦的厄運。回憶錄里出現的那些人,無論是政客還是作家,無論是意氣風發的弄潮兒還是負隅頑抗的孤傲者,無論是出賣別人的可憐蟲還是被出賣的無辜者,在注釋里,他們最後大都死於非命——「被鎮壓」。只是這龐大的虛無沒有壓倒娜傑日達,她就如她所描述的集中營倖存者一樣:「存在着這樣一些人,他們自一開始便給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即不僅要保住性命,而且還要成為見證人。他們是真理的無情捍衛者,他們被無數的苦役犯所淹沒,但是堅忍不拔。」在敘述曼德施塔姆被送進集中營後,娜傑日達的聲音越來越雄辯,明明是失去了曼德施塔姆的所有音訊,卻倒像曼德施塔姆的聲音加進了娜傑日達的聲音之中,一同辨別、一同申命。

彼時莫斯科「鄙視世上的一切價值,更遑論詩歌」,但人性在最低限度下猶存,總有一些作家或者愛詩的人偷偷地接濟曼德施塔姆,請他吃飯甚至在單位里偷偷給他口袋裡塞錢,有的是那些吃得開的作家們的贖罪卷,但這一切是莫斯科無法想像的,因為它相信自己無所不能,能夠取代良心。 「我可以作證說,我的熟人沒有一個人進行過鬥爭,人們只不過是在竭盡全力躲藏起來。那些沒有失去良心的人正是這麼做的。要想這麼做,也需真正的勇氣。」 娜傑日達寫。

比如曾被冤枉為沒有儘力拯救曼德施塔姆的帕斯捷爾納克,他是唯一一位在得知曼德施塔姆死訊之後敢趕來看望娜傑日達的人。比如在曼德施塔姆落難期借錢給他們的人,很多是被他們定義為「隱在知識分子」的。還有淪為罪犯家屬之後的娜傑日達,竟然還得到許多在蘇聯被定位為先進階級的工人們的幫助,包括有一次娜傑日達在她工作的棉織廠里被工人們保護逃亡,這是嚴酷的階級國家裡人性未泯、最讓人動容的一幕。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也點破在那塵世的悲劇中,詩人或者說真話的人,只呼喚三個權利。

第一個是哭的權利。我們時代如魚得水的中國作家莫言先生,在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演講詞中講了一個關於不哭的權利的故事,來諷刺那些為現實痛哭的人,他實際上通過偷換概念為自己的怯懦辯護:把為現實殘酷一哭與小時候被洗腦教育而哭相提並論。但在這人民「被幸福」的時代,爭取哭的權利,比不哭的權利更難。

娜傑日達受盡生離死別,但她全書只有一處提到哭泣,其他時刻她都隱忍自己的悲痛與恐懼,力求準確細緻地觀察暴政的面目。但有一處,她提到了哀嚎,哀嚎的權利:「我認定,還是應該發出哀嚎……這哀嚎聲中就凝聚着人類尊嚴和生活信念的最後殘存。一個人就是用這哀嚎在大地上留下痕迹,用這哀嚎告訴人們他的生與死。他在用哀嚎捍衛自己生的權利,向外界傳導信息,他渴望獲得幫助,他在呼籲進行抵抗。如果身邊再也沒有剩下任何東西,那就應該發出哀嚎。沉默,則是真正的反人類罪行。」這段話,使我想起被軟禁的劉曉波之妻劉霞女士,她幾乎擁有了近乎娜傑日達一樣的命運,今年她唯一一次被公開的視頻中,她也發出了這樣的哀嚎。

另一權利,是在思想劃一的時代,知識分子發笑的權利。在同代人的回憶,尤其是娜傑日達的回憶中,她的丈夫曼德施塔姆坦率真誠得近乎孩子氣。他寫下諷刺極權的詩並讀給很多朋友聽,不怕因此獲罪,他並非勇氣過人,他只不過沒有接受那個時代的潛規則,堅持做一個有血有肉的正常人。1938年,曼德施塔姆「甚至想製造一個預防笑話的裝置,因為笑話是個危險的東西……他無聲地嚅動嘴唇,然後用手勢表示,那個裝置已經位於他的喉頭。不過,這項發明毫無用處,他並未停止開玩笑。」這本身就是一個殘酷的笑話,因為就在這一年,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再也沒有回到娜傑日達身邊。

最後近乎奢望的,是憤怒的權利。曼德施塔姆是一個始終對荒謬保持義憤的人,有一次他聽聞路人說起五個老人無辜被捕甚至可能判死刑,待罪之身的他竟「違背不介入他人案件的通行規則,他跑遍莫斯科,要救這幾位老人的命。」傳說中更著名的一次,是他目睹特務頭子在醉意中胡亂在處決犯人的名單上打勾時,他大怒把名單奪來撕成碎片。正是這義憤,令曼德施塔姆博得了包括敵人和騎牆者的尊敬,更在死後多年,成為包括布羅茨基等一代代俄羅斯異議知識分子的精神典範。「要知道,詩人無法無動於衷地面對善和惡,他們從來都不會說:存在即合理。」娜傑日達這句話,也堪說給中國的犬儒們聽。

曼德施塔姆被作家布羅茨基譽為「文明的孩子」,他的詩與人格,是漠視極權時代那些用來維護自己的所有潛規則的一個例外,而娜傑日達的記憶,是捍衛這個例外的力量。他們一起證明了「死亡不能統領一切」(迪倫·托馬斯[Dylan Thomas]的詩),專政與潛規則不能讓所有人噤聲。在寫到曼德施塔姆最後的掙扎之時,娜傑日達從容道出:「當人民大眾全都走上我們的道路,他們就會明白,自由就是一種被意識到的必然性。」

貫穿回憶錄的的精神線索,實際是詩人與知識分子何謂與何為的問題。「詩歌在我們這裡扮演一個特殊角色。詩歌喚醒人們,塑造他們的意識。知識分子階層的生成,如今就伴隨着對詩歌的空前愛好。這就是我們價值體系的黃金儲備。詩歌喚起人民的生活熱情,喚醒了良心和思想。」書中寫道。曼德施塔姆的詩歌與其他俄羅斯詩歌,在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堅守與重生中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絕非偶然,因為詩人貴真,始終藐視說假話的人,詩人貴想像力,始終反抗一切壓制自由思想的鐵板。

娜傑日達,在俄語里意為希望,她也曾苦笑這一寓意的現實反諷,因為它並沒有給她和他帶來希望。但這本書本身就是極權社會無法抹殺人類記憶的一個證據,記憶存在,公義才會如滔滔迴流,記憶存在,人方能重獲人之為人的高貴本質。娜傑日達以僅存之軀,輾轉於赤貧、戰火、迫害與隔膜之間,時刻不忘反覆背誦曼德施塔姆的詩,這一行為,也是一個象徵:詩歌索求着記憶女神的存在,提醒着記憶,去回溯獨裁者試圖抹殺的一切價值。此為希望。

廖偉棠是香港作家,詩人和攝影師。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