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傾中政策 誰也救不了台灣經濟

借古諷今，一般是在野黨或知識份子譏刺執政者的批判方法。但是，馬英九執政下掀起的政治懷古風，如緬懷孫運璿、李國鼎、俞國華，甚至蔣經國時代；或是老將班師回朝風，例如蕭萬長又被馬英九賦予組成民間推動委員會任務，卻是執政者藉以轉移焦點，掩飾無能的手法。

馬政府如此操作的目的，在於塑造國民黨對台灣經濟的貢獻，以及國民黨人才濟濟，代代皆有才人出的印象；藉此歷史連結，凸顯馬英九執政不力，乃大環境之囿限，非其能力不足。其實，每個時代都有特殊的背景因素，孫、李、俞等人所處乃是台灣經濟剛起步的年代，多數發展條件屬於相對優勢，包括人力素質佳、勞動力充沛、土地價格便宜。企業營運成本低，使我出口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優勢競爭力，加上政府公權力、法令具有絕對的威權，在執行政策上能夠展現高度效率，包括犧牲環保、民眾權益，致能排除一切障礙，達成經濟之快速成長。

其次，當年的台灣不但具備低度發展國家邁向高度成長經濟體的必要條件，在國際大環境上又適逢美、蘇兩極對立的冷戰年代；中國、蘇聯、東歐與資本主義國家為敵，仇視自由化，其龐大人力尚未在全球勞動市場釋出，因此我國的勞力密集產業並未遭逢強大對手。而且，台灣在地緣政治上位於自由陣營對抗共產主義的前沿，受到美國的援助與扶植；加上學習日本這隻亞洲大雁成功的案例，乃創造出輝煌的經濟成就，與南韓、香港、新加坡並稱為亞洲四小龍。

事實上，後來崛起的中國、東南亞國協，皆是循此步伐前進，找到了邁向成功之路，可見當時台灣若無孫、李、俞等人，經濟亦必躍進。更何況，當時台灣商人以一卡皮箱與一口破英文闖遍世界，打開了台灣商品的出路，才是我經濟成功的要素。這些事蹟不僅今人猶津津樂道，且有些成功的商人甚至認為，政府只要不當絆腳石，已屬萬幸，何來功勞之有？況且持平論之，台灣早年經濟得以發展，部分不得不歸功於日治時期的規劃與建設。日治時期台灣的水、電、交通、灌溉、公共衛生等基礎建設已粗具規模，教育漸次推廣，軟、硬體建設皆在當時亞洲的前端。而蔣介石來台後，初期將台灣當成「反攻大陸」的跳板，政府預算大抵用於軍事國防，幾無建設可言；到了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距離國民黨據台已近三十年了。

我們無意否認孫、李等人的貢獻，但他們的成就有一定的時空背景，而今日台灣經濟的病徵，本質上是轉型錯誤的併發症。台灣三十年的經濟發展，擁有厚實的經濟力量，但到了轉型時刻，卻未重視產業在本土深耕，反而任其外移，而且更以中國為唯一出口，不斷提高對中國的依賴度，導致「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的病症發作，失業率攀升，實質所得倒退。尤甚者，馬政府之政策走向，對內無心改善投資環境，鼓勵製造業回流，對外亦無意與全球經濟接軌，只是想透過中國，以中國之附屬地位走向世界，故而越陷越深，幾近病入膏肓。

換言之，縱使孫運璿、李國鼎、俞國華等確有過人的能力、意志與執行力，但若馬英九不改向中傾斜政策，即使彼等復生，面對當前台灣之困局，亦恐束手無策。至於重新打出蕭萬長的招牌，更是可笑至極。馬英九競選第一任總統時，便以經濟總設計師之名包裝蕭氏，但贏得大選後，即棄之若敝屣，第二任更另覓競選副手，眼中豈有蕭萬長？俟政權再現危機，經濟崩潰在即，竟欲重施故技，再度抬出蕭氏做為號召。殊不知不僅蕭氏能耐已被看破手腳，馬英九的城府機謀，更已暴露無遺。故而，馬英九的藥方與思維不變，不論是古人再生或起用舊人，都救不了台灣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