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人信力建寫的博文,被日本人翻譯到日本論壇上了。信力建,教育家、雜文家、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兼任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常務理事,《看世界》雜誌名譽副社長、香港孔教學院永遠榮譽院長、凱迪企業家理事會會長,中山大學、四川大學、肇慶教育學院客座教授
地理距離上,我們離日本很近,但在內心,卻無限遙遠。
我記得我1996年第一次從香港飛美國的紐約,在洛杉磯轉機,到達紐約時人已經筋疲力盡,感覺美國很遙遠,在地球的另外一邊。
今年6月29日,我們一行9人從廣州新白雲機場起飛,3個小時,就降落在大阪的關西國際機場,就好像坐國內航班似的。如果從上海起飛,更短,只要一個半小時。如果從遼東半島的大連去日本,就更近,一個小時就到了。
從地理距離上看,我們的確離日本很近。
從文化上看,你到日本,到處能看到漢字,它的標識系統,你能看懂個7-8成,上洗手間、找樓層,你基本沒有太大問題。
你再去日本的寺廟,比如清水寺,基本和中國的差不多,抽籤、打卦,基本都有,日本光在古都京都,大大小小的寺廟有8,000座。
再看日本人,和中國人差不到,所以很多歐美外國人是把日本人和中國人混淆,常問的一個問題:Are you Japanese?
雖然你在日本的大街上可以看懂很多漢字,但你根本聽不懂日本人在講什麼,他也聽不懂你講什麼,所以我們交流還得用英文,一個中國人和一個日本人在日本土地上講英文,就像雞同鴨講,很滑稽的一個場面。
為什麼中日民眾的心理距離比美國還要遙遠?因為他們在心理上已經脫亞入歐,而我們在和日本人交往時,因為兩國的特殊的歷史和恩怨,交往比和美國人交往還要有障礙。
你看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大學的創始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他同時也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家,他的頭像就印在日本的鈔票上,你就明白日本人已經是香蕉人:黃皮白心。我們中國人,也就是他們所稱的支那人,在他們眼裏已經是落後的民族。(轉寄者註記: 日本人會把中國稱為[支那],係因[中國]的西班牙文[China]之[Chi]之發音為[shi=し](而非[ち=chi]),而[na]之日語發音為[な=na」.在日本,兩個發音(しな)之漢字借用字為[支那], 原始並無貶抑之故意. 謹特指出供讀者參考.)
看看福澤諭吉《脫亞論》所寫:
“我日本國土地處亞洲之東陲……然不幸之有鄰國,一曰支那,一曰朝鮮……此兩國者,不知改進之道,其戀古風舊俗,千百年無異。在此文明日進之活舞臺上,論教育則雲儒教主義,論教旨則曰仁義禮智,由一至於十,僅以虛飾為其事。其於實際,則不唯無視真理原則,且極不廉恥,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輩視此二國,在今文明東漸之風潮中,此非維護獨立之道。若不思改革,於今不出數年,必亡其國,其國土必為世界文明諸國分割無疑。”
1894年甲午一戰,開始印證福澤諭吉關於中國的預言。
真是一聲歎息!
乾淨背後的力量
1996年第一次去美國,心理上很震撼,也很難受,一個5,000年歷史的民族,怎麼和一個建國200多年的國家相差那麼遠,我們5,000年不白活了?我們唐朝的GDP在哪里?我們宋朝的GDP在哪里?我們明朝的GDP在哪里?我們清朝的GDP在哪里?怎麼都不見了?甚至,我們70年代的GDP在哪里?全部毀滅在我們自己人手裏。
為什麼我們勤勞不致富?為什麼我們學習不進步?我一直在反省:我們的苦難,主要是內源性的,外患是次要的。
去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兩個字:乾淨!比美國還要乾淨!“花兒朵朵軟體”的馬總去過基本所有的歐美的唐人街,發現日本的唐人街最乾淨。
日本不僅僅是大城市的主幹道乾淨,連小街小巷都特別乾淨。日本一家學術出版社的老闆晚餐後帶我們去他的出版社和書店,在東京大學大門的正對面,要穿過一條小巷,當時還是晚上9點半,裏面也是特別精緻和乾淨,更讓人吃驚的是小巷裏的安靜,更準確應該叫寂靜。裏面的路很窄,只能通行一輛車,但絕對沒有亂停放。
我們去箱根的農村地區,住在當地的日式酒店,應該有國內4星的標準,酒店門口就是菜地和一條小溪,道路也是特別齊整,溪流很乾淨,連道路的標識系統都很齊全。在日本感覺不到中國的地區發展不均衡:城市像歐洲,鄉村像非洲。
日本的乾淨絕對是全面的乾淨,全國的乾淨,不像我們僅僅是中心區、面子區的乾淨。
在日本,你看不到有人砍樹,他們國內的樹是絕對不能砍的。我在日本就沒有看見裸露的土地,全部要麼是柏油路,要麼是草地。
你在大城市最大的感受就是,空氣中沒有灰塵,連他們的牆面和玻璃都是特別乾淨,汽車也很多,但是沒有尾氣,更見不到冒黑煙的車。
在東京三天,我們基本沒有遇到塞車,我問導遊為什麼?導遊說:在日本週一到週五,一般的人甚至是老闆,都不開私家車上班,全部坐火車和地鐵上班,因為時間絕對有保證。在街上跑的基本都是營業用車。
日本的公共交通極其發達,日本的第一條新幹線建成于1964年東京奧運會,到今天都運行得非常好,今天日本全國建成了覆蓋全國的鐵路新幹線系統,效率非常高,他們的鐵路像公交一樣運行,和地鐵、公交接駁得非常好,轉車很方便。
所以,像中國這麼一個國家發展私家車是非常壞的國策,你看像香港、新加坡都限制私家車,而中國卻對私家車沒有任何限制,為了一點眼前的GDP,犧牲中國的長期發展潛力。
我見到北京一群高三畢業的學生遊學訪問團,他們到日本7天了,我問他們有什麼感受,他們回答:就是比較乾淨,其他好像沒有什麼!
難道日本僅僅就是比較乾淨嗎?這乾淨背後難道真就那麼容易嗎?為什麼我們做不到?因為我們沒有公德心,所以我們亂扔垃圾。為什麼我們亂扔垃圾?因為我們的眼睛裏能容忍髒,為什麼我們的眼睛能容忍髒,因為我們的靈魂能容忍髒。
一個人能容忍辦公桌上的灰塵,他就能容忍工作的不完美。
乾淨和貧富沒有必然關係,但和追求完美有關。一個人可以穿一件打補丁的衣服,但可以乾乾淨淨。
我和你舉個我們鄉下老家的例子。我小時候,應該是30年前,中國應該是很貧窮吧,我們村就有幾家人比較乾淨。為什麼這幾家人乾淨?因為他們的女主人愛乾淨。結果,我們村,也就這幾家人有出息,孩子都考上大學,都成了才。
女主人為什麼愛乾淨?因為她們眼睛裏無法忍受髒,她們也無法忍受不完美的事務,他們總想把事情做完美一些,他們就把這個習慣傳給了她們的孩子,她們的孩子也就比同齡人、比同村的孩子更追求完美、追求完善,所以他們有出息。
乾淨代表一個習慣,一種追求。廣島亞運會,開幕式結束時,全世界的人發現,幾十萬人日本人退場後,在體育場裏,居然沒有發現一張丟掉的廢紙!是不是可怕的日本人?
再給你們講一個朋友的故事,他在日本三菱重工工作,賣印刷機給大陸的印刷廠,他有一次帶一個國內一個印刷做的比較大、發展得很快、有點志得意滿的老闆去日本參觀。參觀時,日本人讓這個老闆進印刷廠前把鞋脫了,當他從印刷廠出來,發現白色襪子居然還是白色的,整個印刷廠全部是自動化生產,就沒有幾個工人。這和國內印刷廠環境是天壤之別。當這個老闆回國後,到處都在講這個故事,這件事給他極大的震撼。
我帶隊參觀了東京的一所初中,他們的學校也特別乾淨,我們一進去需要換鞋,每個人有一個鞋櫃,上面居然預先寫好了每個參觀團團員的名字。
出來後,我就在想:為什麼乾淨這麼簡單的事我們都做不好?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
我們的幼稚園不乾淨,小學肯定乾淨不了,小學不乾淨,中學乾淨不了,中學不乾淨,大學乾淨不了。我記得我1978年考上中大,當年的升學率很低,我們這些人也算是所謂“青年精英”,但當時男生宿舍之髒、之臭,實在是讓人至今難忘,我就明白:我們這些人走上社會,社會也乾淨不了。
地鐵裏可怕的皮鞋聲
我們住在東京廳附近的京王酒店,附近就有一個很大的地鐵交換站,你早上來到這個地鐵站,你看見洪水般的但有序的人流,但是基本沒有人講話,更沒有人大聲講手機,你只能聽見可怕的皮鞋聲。
日本人做事是以不給別人添麻煩、不影響別人為原則,這已經成為他們靈魂深處的東西,已經完全內化了。
我們的孔子所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僅僅是在嘴上講講而已,我們的五講四美三熱愛,也不過是寫在牆上而已。我們都是一群只會說,不會做的人,或者做也是做不到位的人,或做事打折扣的人,或者“說”是專門用來騙人的。
你看黨章寫得多好,憲法寫得多好,我們的政治科作業寫得多好,全部是說說而已,很多是不當真的。
後來有人說:為什麼中國普通民眾都不遵守紅綠燈?因為這個國家的社會上層把憲法都不當回事時,你怎麼指望這個國家的下層遵守紅綠燈?新加坡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李光耀自己制定的規矩自己首先遵守。
日本的教育和我們有什麼區別?
我弟弟媳婦的姐姐晏青一家在日本已經7年,他們的孩子也在日本上幼稚園,我們晚上在一起聚會,我就特意問他們:日本的教育和國內的教育有什麼不同?
晏青告訴我:日本人特別重視幼兒期的教育,所以很多母親生了孩子之後辭掉工作全職帶孩子,為什麼?因為他們認為孩子三歲前是幼苗期,特別重要(中國也有一句古話:三歲看到大,七歲看到老),一旦孩子的成長出現問題,特別難修正。而且日本人認為:讓男人工作更勤勉一些,強度更大一些,收入更高一些,讓母親回歸家庭,等孩子3歲後再上班,對社會效率沒有任何影響,但對下一代的成長特別有利。
另外, 他們對孩子培養的一個原則就是:七分飽、七分暖。他們基本不讓孩子吃得太飽,也不怕孩子穿得太少,秋天孩子穿個單衣在外面玩水他們也不怕孩子受涼,所以你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胖子。
另外,孩子生病一般不像中國一樣動不動打吊針(點滴),他們認為孩子有很強的自癒能力。
日本人平均壽命是全世界第一,這也說明日本人衛生條件、醫療條件、生態環境、飲食習慣、體育運動都做的很好。
日本的幼稚園特別乾淨,孩子一到幼稚園就要換鞋,不讓鞋子上的塵土帶進學校。
另外,我感覺日本的學校特別重視校服,他們的校服也特別漂亮,式樣很多,做工很好,我問他們為什麼這麼重視校服?他們的回答讓你耳目一新:
一個人穿上制服,就是要告訴它: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任何一個人穿制服幹壞事內心總有一種不安.另外,日本人讓人吃驚得就是,每個家庭都有家庭記賬本,家庭主婦不記賬是不可想像的事。
我記得在超市買東西,收銀員一定問的一個問題是:是列印一張單嗎?因為日本家庭主婦很多時候在超市買東西是分單打印的,以方便記賬。比如文具歸文具、書籍歸書籍、食品歸食品,這樣她們每個月就能做統計,家庭理財的概念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在培養。
另外,日本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女人回歸家庭,但是男人的錢袋卻歸女人掌控。每個月,女人給男人一些零花錢,但男人還有一些加班費可以做私房錢。
我問晏青為什麼會這樣?晏青的回答也是讓我吃驚:女人回歸家庭,如果再不掌控財政大權,這樣女人就沒有任何安全感,這樣的家庭也不穩定,也不利於孩子的成長。
我帶隊參觀了東京的一家中學,和他們的校長、教務長、心理輔導老師座談。
日本的中學特別重視動手能力,家政、縫紉、空手道、體育、興趣班全部開設,心理輔導老師導入學生的日常學習,因為他們發現很多孩子很早就有心理問題,所以每一個學校都有一個專職的心理輔導老師,我參觀的那所學校的心理輔導老師正好是一個華人,我就問了她無數的問題。
日本中學特別重視武士道課,他們每個學校都有專門的武士道館,也經常有相關的比賽,他們認為,武士道課能培養孩子堅強的品格,永不服輸的精神. 所以,我建議中國教育部能把中國的武術列為中學的必修課。我中學時就特別迷戀武術,少年的我渴望用暴力能改變世界,後來發現行不通。
任何偉大的理想都需要堅強的肉身支撐,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總是沒有主動性、進攻性、侵略性的。中國幾千年的教育和科舉制度就是培養了太多這種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光會坐而論道,不會起而力行。
當時我問了校長一個問題:你們怎麼培養日本學生對規則的遵守?你們是怎麼培養日本人視敬業為天職的?你們是怎麼培養日本人服從精神的?
大而不當的故事
正當我在問校長以上問題時,馬董事長給我遞了一個紙條:
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後來我出來後,問他什麼意思,他說,你問題的答案就在這幾句話裏。結果我就和馬總辯論起來:
中國人就喜歡講這些大而不當的大話,就好像向天空射箭,一定命中目標,但是無用. 講大道理很容易,但要明白大道理後面的小道理,小道理後面更小道理的,並能實行的人,才是真的深刻和偉大. 王陽明有一句話我特別喜歡: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而未行,其實未知。很多道理我們好像是知道了,其實並沒有真正懂得,因為我們沒有起而力行。
沒有比敬業更好的愛國主義
在日本接受日本人最多的就是日本人的鞠躬,據統計,一個日本百貨公司的電梯口的迎賓員,一天要鞠2,500個躬。
我作為一個企業的管理者,就非常明白,要天天這麼鞠躬多麼不容易,支撐他們這麼常年累月做的是他們視敬業為天職的理念。
比如我明天下一個命令,公司的保安明天開始給上班的客戶鞠躬,明天他們可能能做到100%,後天他們可能就打95折,大後天他們打90折,最後不了了之。
我有一句口頭禪:沒有比敬業更好的愛國主義。
一個老師,愛你的學生,這就是愛國,
一個編輯,出沒有校對差錯的書籍,這就是愛國。
一個員警,保一方平安,把本職工作做好,這就是愛國。我最反對的一句口號就是:有困難找員警。這其實是一句很不負責任、也做不到的話,這話是一些政客做宣傳用,給一線的員警添了無數的和本職工作無關的麻煩。
一個清潔工,把它負責的地方搞得乾乾淨淨,就是愛國。
在網上做一個愛國主義者,不用付出成本和代價,太容易了。我要問他一句:你本職工作怎麼樣?這是分辨一個真正愛國主義者的放大鏡。
我們離日本有多遠?
很多沒有去過日本的朋友問我:我們的經濟發展水準到底離日本有多遠?
我就反問他:中國足球隊離歐美強隊有多遠?
他就說:就單個隊員技戰術水準、體能來講,好像水準很近,但整個隊一旦上場打起來又好像差很遠,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贏的機會。
我說:你這就講對了,中國和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準差距,就好像中國足球隊和歐美強隊的距離,感覺差不遠,但實際差很遠。因為人家已經霸住位置了,你要接近還容易,你要超越很難。
我們的生活水準上去了,生活品質沒有上去,我們的生活品質上去了,生活品位沒有上去。
我當時就講了一個例子:中國很多老闆也能買賓士車當座駕,但是永遠不要忘了,坐賓士的民族和造賓士的民族絕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民族。你有100多萬人民幣你就能買一架賓士S320,但你要造出同樣價格性能比的賓士車來,投資100億下去,卻未必能。
我這次也特意參觀松下研究院,發現中國製造的一些幻覺。
很多商品背後印有Made in China,但實際情況是,很多商品組裝在中國,設計不在中國,品牌不在中國,核心元器件不在中國,製造工具、機床不在中國,市場管道不控制在中國,還有,很多精密製造也不在中國,更不控制在中國人手上。
我參觀了日本出版業最大的一家中盤東販的物流中心,他們的配貨差錯率居然控制在萬分之二以內,這個差錯率相當於你在一本新華字典裏找到一個錯字。日本真正的強大不在於我們前臺所看到的東西,而在於他們的後臺,以及能設計這些後臺的高素質的人才!
日本明治維新的一個小細節
我記得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前,出了三次國。
第一次是去美國,卡特總統接待他,我想鄧小平心情一定是不平靜的:毛主席講得不對,美國鬼子不是紙老虎。
第二次是訪問日本,坐了日本的新幹線,他也一定感慨萬千:小日本不可小看。
第三次是去新加坡訪問,李光耀對他說:新加坡原來是一個漁村,新加坡人都是漁民,很落後,我們經過20多年的學習西方,也能搞成這樣,中國有很多人才,如果改革開放,一定會比我們進步得更快. 鄧小平回國後下定決心改革開放。
但這次我在日本發現,日本人當年明治維新,有一個很重要的細節:
1871年,日本派出以財政大臣大保利通、工商大臣伊藤博文(後來成為日本首相)為首的100餘人訪問團,對歐美進行了長達22個月的超長期考察,對政府制度、司法機構、教育體系進行詳盡的調查研究。當時的美國總統格蘭特、英國的女王維多利亞、法國總統齊魯、普魯士皇帝威廉二世、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二世都會見了日本使團。
注意:日本的政治精英是花了22個月對西方的政府制度、司法機構、教育體系、包括憲法做了詳盡的考察後,經過認真思考後才真正啟動明治維新的,包括他們採用德國的憲法。而我們的鄧小平卻是三次訪問,每次幾天走馬觀花式的訪問後回國啟動改革開放,(這當然有他在文革中對舊體制的深刻反省),他後來講的“摸著石頭過河”是他內心的大實話。
所以,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沒有經過對西方認真研究後而實施的,就好像要拆一棟舊樓建新樓,舊樓還沒有拆,就在旁邊蓋新樓,新樓的圖紙還沒有設計完畢,就開工了。結果舊樓和新樓交叉在一起,怎麼拆舊樓也是一個難題。
心態決定未來
我們一行9人,一路參觀一路辯論,在車上要搶話筒,也講了很多關於日本的笑話,包括網上流行的武大郎和日本的故事,全部表達了阿Q精神和精神勝利法。
在中國演講,要全面闡述日本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而滿足中國人的虛榮心,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
我們這些年是言必GDP,GDP都成我們的圖騰了,其實像防盜網、防盜門、桶裝水這個產業的GDP整個就是負的。
上海這些年進步很大,上海人很自豪,但看看下面的數字,我想上海人、中國人緊迫感會更強:
2003年的統計,一個東京的GDP,相當於20個上海,10個漢城,7個香港,5個巴黎,3.5個倫敦。
同樣是2003年統計,中國的GDP是1.4萬億美元,日本是4.3萬億美金,日本是中國的三倍。
你要知道,日本的人口是1.28億,中國是13億,中國是日本的10倍,而國土面積,中國是日本的26倍。但是中國的國土有40%是不可用國土,而日本就沒有沙漠,而且海岸線很長,海洋經濟區域大,海產品極其豐富。所以從人均佔有資源上來講,我們並不比日本有優勢。
我這篇文章寫得特別艱難,因為你要寫日本民族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要說很多我們民族的很多劣根性,而且這些劣根性存在我們任何一個人包括我自己的靈魂深處和下意識的思維中。我曾在我公司內部就這個題目作過一次演講,已經引起抗日青年的激動,而後又在一家教育出版社做過一次,他們臉上好像沒有什麼反應(你這不是長敵人的威風滅自己的志氣?)讓我不敢深入講下去而轉向講企業敬業精神,結果讓我這次演講有些邏輯混亂,主題不突出。一個人要否定自己而後自新自強都很難,何況一個有著5,000年歷史一直以大中華自居的民族。強者永遠是霸道的,你為了超越他們,你就不得不忍受他們的霸道,就像韓信要受胯下之辱一樣。
強者又因為他們的強大而是我們的師傅,徒弟要超越師傅,除了放下架子全心全意向他們學習而後創新之外並無它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張之洞的名言,但我覺得我們的積弱絕對是因為體的問題,如果不深入反思體的問題,我們又怎麼奢談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我們一定要虛心,我們曾經是日本的老師,但今天他們是我們的老師,所以我們的心態要歸零,一定要把大中華、小日本兩個概念先去掉,這樣才學的快,超越的快。
我們在說別人長處和我們短處的時候,並不表示我們自卑,而是表達我們的自新和自強。
祖上的光榮不講或少講一些也並不表示它不存在,而且一個民族的自信也不能建立在祖上的光榮上。
我們不自卑,也不自負,我們腳踏實地,虛心學習,勇於創新。
我們今天的心態決定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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