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 滕泰
多年來，經濟學專業的大學生一走進中國大學課堂就要學習“勞動是唯一價值源泉”的理論。勞動固然創造價值，但是怎麽能夠因此而否定土地資源、資本、技術、管理等也是價值和財富的源泉呢？
筆者認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採納了類似“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提法——“讓一切知識、勞動、技術、資本和管理的財富源泉充分涌流！”然而，即便是五大財富源泉理論，也只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對“硬財富”世界的解釋。有很多商品，比如，一手股票、一首歌曲、一個軟件、一幅名畫、一件古董、一場演講，到底怎麽測算其勞動成本、要素成本？
事實上，金融產品、知識產品、信息產品、文化產品、服務業產品為代表的“軟財富”和“軟產品”本身並不屬於牛頓物質世界，而是屬於愛因斯坦以後的相對論、量子理論、不可測理論、宇稱不守恆理論的微觀粒子世界、高速運動的世界，以及人類思維的世界。在這樣的軟財富世界里，“軟商品”不但沒有固定勞動價值可計算，也很難有固定的物理成本，更沒有確定的效用和供求關系。如果固執地按著“硬物質”世界的規律去認識和分析它們，就會每天犯錯誤，並且給經濟實踐和財富管理帶來巨大的損失。
傳統經濟學教科書所傳授的勞動價值論、三要素成本定價理論、內在價值或效用價值理論、供求關系曲線理論，都是20世紀以前的學者發明的，都是誕生於牛頓時代的世界觀和哲學觀。如今，物理學已經前進了幾百年，而經濟學的基礎價值理論卻仍然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紀——讓理論和實踐的沖突天天發生，讓企業家和投資者們在黑暗中靠著直覺摸索前行——這不僅是經濟學的悲哀，也是哲學和所有社會科學的悲哀。
為了更新人們的財富觀念和價值理論，十多年來我先後出版了《新財富論》《財富的覺醒》《民富論》等著作。雖然依然不能扭轉經濟學界關於價值論的傳統誤區，但是也產生或發現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共鳴。
比較值得一提的學術共鳴，首先來自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創始人、前院長馮春安教授。作為研究和講授了半生政治經濟學的專家，他看了我的新財富和價值理論之後，首先表示高度認同。
之後，我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前院長晏智傑教授作了深入而興奮的交流。晏教授早在光華管理學院分立出來之前就擔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作為國內政治經濟學鼻祖級的人物，他居然也高度贊同我的理論，並且滿懷激情地向我介紹了他的“新價值論”。
多年來，當我在不同場合介紹我的“軟財富”理論時，在投資界得到了令人吃驚的認同和呼應。一批又一批專註於金融、書畫、文物、郵票、影視、奇石、信息產品經營和研究的朋友聽了都如獲至寶，仿佛發現了新大陸。原來，這些企業家和投資家由於缺少正確的理論給他們經營的商品定價，不但在實踐中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經常被誤解為投機甚至欺騙。
2013年，企業家彭中天先生和《英才》雜志社的幾位主編幾乎同時向我推薦了中航工業集團董事長林左鳴先生的一本書《廣義虛擬價值論》，說與我的理論有相通之處。我讀了以後欣喜地發現我不但找到了理論的知音，而且找到了同樣為國家的財富戰略而呼籲的實業家，並且有可能與這些物理學、數學功底更深厚的學者一起構建軟價值理論。
當馮春安教授、晏智傑教授等研究了一輩子價值論的權威專家都要否定傳統價值論，像林左鳴先生這樣的物理學家都忍不住要來寫新的價值理論、揭示新的價值運動規律的時候，經濟學界的價值理論革命也許已經不可迴避了。
這正是我不斷探索並完整提出軟財富和軟價值理論體系的宗旨，希望軟財富論能夠解決金融經濟、文化經濟、知識經濟、信息經濟、服務經濟的財富觀和價值認識的誤區，樹立更適合這個時代的財富和價值理念。舊價值論讓學習經濟學的大學生們帶著錯誤的認知走向社會，而軟財富和軟價值論所揭示的新理論不但讓他們正確地認識世界，還將帶給新一代年輕人以新的希望！
從23年前讀《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天起，我就感覺勞動價值論有失偏頗，到13年前計劃探索新的價值理論，到2006年出版的《新財富論》，再後來又有了2009年出版的《財富的覺醒》，以及2013年的《民富論》——如今，這個“財富論”選題的第四本著作即將出版，距離最初的學術思想萌芽、孕育已經過了十多年。漫長的學術探索之路固然是孤獨而充滿艱辛的，好在既不是為了評什麽職稱，也不是為了名譽或金錢，而是純粹的個人興趣探索和學術追求，所以也是樂在其中。
當然，在財富與價值理論的研究過程中，還得到很多學術前輩的鼓舞。
茅於軾先生在2006年看到我的《新財富論》之後，居然用毛筆寫了兩頁紙的親筆信寄給我，讓我非常感動。2009年他又應邀為我的《財富的覺醒》寫了推薦語。然而，當我電話給茅老師說要去當面表示感謝時，老先生在電話那頭直率地說：“如果你沒有其他事，僅僅是為了這麽個推薦，就不用專門過來了。”這一代老學人對學術無私的追求和支持，比起那些提個詞、寫個推薦就要報酬的學者或官員，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
2008年，我與中美戰略研究院的譚偉東院長共同去厲以寧先生家中探望，送給他我的《新財富論》，厲老師則送我他的《羅馬拜占庭經濟史》（上、下），並親手簽上他和他夫人的名字。我當時就想，我寫《新財富論》時，原本以為自己夠沉得下心、夠耐得住寂寞了，但是拿到《羅馬拜占庭經濟史》才知道跟厲老師這代人差得遠呢！雖然感悟，但是這兩本書放在家裡很久還是沒有讀完。2009年，偶遇厲老師的關門弟子程志強博士，程先生告訴我：你的那本《新財富論》厲老師看了，本來一直放在他家書架上，如今已經在我手上了。
2012年，我又收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的毛筆來信，他是長期在理論研究、國家戰略政策制定、教育等戰線工作的老前輩，現任中歐國際管理學院名譽院長的劉吉先生。劉老在聽了我的演講後，囑咐我一定把《新財富論》和《財富的覺醒》寄給他，收到我的書之後隨即寫來親筆信說；“看到你們年輕人、中年人年年有新作，真是羡慕不已。抓緊機遇，著作等身吧！我老雖老矣，但是學習精神不減。您的大作我會抽空閱讀的，如有心得，當再與您交流。”
之後，開始與劉老偶爾有學術交流。除了得到劉老的鼓勵和支持，值得一提的還有他開放的學術研究態度對我的啟發。有一次我去看望劉吉老師，和劉老師還有秘書小李一起在中歐商學院的校園里散步。當我提到自己想組織一個真正有志於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研究的青年學者論壇的時候，我說：“我想邀請那些有真知灼見、有創造性的學者，按著建設性的原則去搞研究，不要讓那些思想太左的、太右的參加。”劉老卻搖頭說：“這個倒不一定，90年代我在上海的時候，開座談會就經常把左的、右的學者都請過來，讓他們都發表意見，而且讓江澤民同志坐在那裡聽。聽一聽又如何？”“後來跟江總書記到了北京，我也把各方面的學者都請過來講……”“學術研究思想要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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