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2015

羊年仍需睡個好覺


羊年在即,依例要有個良好祝願,是仍需睡個好覺。

首先祝願國泰民安,看來我們沒面臨什麽“大坎”。馬年股市大漲,傲居全球之首,有些朋友的投資組合,騰漲竟有一倍出頭。而油價的頓挫,中國人作為最大的受益者,得來卻全不費功夫。“國運亨通”,此之謂也。誠然,這是大家睡個好覺的基礎。

對於個人,能不能睡個好覺,依舊頗是個問題。去年開春,我寫了一則《馬年睡個好覺》,鼓勵大家在這方面的改進上多下功夫,曾說“別輕看睡眠,它是我們的健康、效能、幸福感之所系。睡眠不足或受到乾擾的話,你工作會失誤,駕車會失事,健康會大受影響,老年常見的病都與睡眠密切相關。睡眠不好,即使其他方面很有成績,你也不能感受到快樂。”為了強調,這里再打個俚俗的比喻,睡眠是每個人的“個人賬戶”,不管出於什麽理由,侵占睡眠時間就像你的個人賬戶透支,借的是“高利貸”,不但要背高昂的利息,還有“跳票”的高危險。同時你也不必在乎有“過度儲蓄”的不利,有了充足的睡眠,你自然就會睡不著。

反過來,睡眠不足,非但有礙健康、令工作低效,很要命的,是會壓抑你的創造力和思維能力,在這個層次上,很少有人去關註。

去年游西班牙,我專程去看了塞爾瓦多.達利的博物館,在巴塞羅那北面150公里的費蓋萊斯(Figueres) ,他的家鄉。達利是西班牙三巨頭(加上畢加索、米羅)之一,開創的“超現實主義”風格,令全人類的藝術創作為之大振。走進他親自創設、裝潢和充實的博物館,你感受到難以言狀的沖擊。美輪美奐近乎荒誕的創意,直如熔岩的噴涌,絕對令人應接不暇。你止不住驚訝,人類竟有如此宏富的創造力。驚嘆之餘,我還發覺了達利的一個小秘密,在此與大家分享。即如達利這等巨匠,也常遇到創意“堵塞梗阻”的時候,此刻他的方法,是退出工作,暫作小憩。他的訣竅是在靜室的躺椅上漸漸睡去,不過讓自己垂下的手裡握有一串鑰匙。當沉入睡鄉,鑰匙落到地上,發出的清晰聲響會把他催醒,這時,達利在期待的奇妙構思往往就涌流了出來。(如果認為不可思議的話,你不妨參閱他自己寫的 《Fifty Secrets of Magic Craftsmanship》1948;1992重印。 )

這算不算達利的首創,我不甚清楚,不過發明大王愛迪生常常使用的一招,就很類似。愛迪生在面對創新突破受挫,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也會小睡打盹,不過他手裡握著的,是一個滾珠軸承。在睡去無力握住時,軸承滾落地上的響聲會提醒愛迪生,又該帶著新思路開始工作了。

順便插播一句,大陸的游客去西班牙觀光,如有機會,別忘了參觀達利博物館,它要比Bilbao的古根漢姆博物館強多了。古氏博物館就建築物新穎,你在洛杉磯看看迪士尼音樂廳也足夠替代了。倒是Bilbao東邊一百公里處的聖.塞巴斯蒂安,地中海的海濱小鎮,一顆“隱藏的珍珠”,風光和烹調均極佳,很值得一游的。

睡夢能不能帶來創新想法以及對復雜事物的深入理解,歷來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也有尋人耐味的著名案例。譬如,發現第一個化學合成物——苯的環狀結構的德國化學家凱庫勒,就是個好例子。他夢見一條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繼而又夢見了六隻猴子,手牽著手,尾巴也牽在了一道…… 於是苯結構的表象在凱庫勒的腦中油然浮現。苯環結構打開了人類的思索之門,後來的研究者更在立體空間里來表象各類化合物的結構。發現DNA的奇妙雙螺旋結構的華生和克裡克,是否在夢里得到過啟示,我們不得而知,但夢作為創造思維的一大途徑,是毋庸置疑的。大腦神經認知科學的現代突破,證實了睡夢的不少推測,是確有根據的。其中的一個重大發現,是確認了人若要有重大的創新思維,腦得處於寬松的狀態(relaxation)。腦筋在鬆弛狀態下,容易奔放想象,腦中原有的認知模塊容易形成新的聯接和組合,發生在不同種類的知識信息模塊之間。

除了睡眠,運動鍛煉也是製造鬆弛環境的主要方法。眼下正在上映的一部電影“The Imitation Game”,描述計算機和信息理論的一個主要創始人愛倫.圖靈,怎樣在二次大戰中破解德國密碼機Enigma 的歷史貢獻。電影里總結稱,由於圖靈的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提早結束了兩年,輓救了一千四百萬人的生命。影片中多次出現鏡頭,圖靈在探索中遇到瓶頸就急走奔跑,暗示著運動是給他帶來靈感的機制。

因此下文中,擬就圍繞睡眠和跑步,介紹一些歷史偉人的作息時間安排,他們都以創造力和創造精神聞名於世,做出過文明裡程碑式的貢獻。

先講康德,屈指可數的大哲學家。康德終身獨居,既沒結婚也無子女,常年住在東普魯士波蘭邊境的一個小鎮(Kognisberg)。他的作息時間以“刻板”出名。每天下午3:30,他出門散步,數十年如一日,分秒不差,市民有時恐怕教堂的大鐘報時不準,會以穿著灰大氅的康德提起手杖出門的時間為準呢。康德的作息表不折不扣: 清晨5點即起,喝杯咖啡或兩杯淡茶,簡單早餐,抽幾鍋煙鬥,靜思默想一番後,開始在家講學——7:00至11:00。一天的正式工作就算完畢。然後是午飯,每天唯一的正餐,在小酒店里用。這可不含糊,往往會吃到午後3:00,除了喝點酒,與人寒暄交流也在午餐的時間段里。回到家後就是散步的日程,雷打不動直到5:00。然後是和一位老友(Joseph Green)交談,周日到7:00為止,周末可能延長到9:00,還會有一、二其他人參加。10:00準時上床,康德的睡眠時間,七個小時是確保的。

康德嚴謹的時間表只是在他的下半生(40歲生日)才開始執行的。據傳記作家記載,是因為他有先天生理缺陷,骨架過窄壓迫心肺,令他必須嚴格作息,方得延年益壽。可見康德在不惑之年就已經知道“天命”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是要嚴格控制時間來“運用我的心智,”把它看做戒律,以符合“certain uniformity”。這令我想起儒勒.凡爾納的名著《八十天環游世界》里的那位有名的英國老派紳士,每天步行到俱樂部,極有規律。人們數了,他邁右腿1832步,邁左腿1833步,每次總是左腳先開動的。

康德認為,嚴格執行作息時間和陶冶“品格”(character)關聯密切。但我們是否要同他一樣,把時間的運用也當做“宇宙律令?康德的創造力和效率毋庸置疑,事實上他也活了80歲。

不以為然或者做不到的大有人在。例如,廓爾伽德(S.Kierkegaad),丹麥的哲學家,的作息時間就大不相同。廓氏比康德晚了近80年,開創出與康德的“邏輯理性哲學”是旨趣全然不同的“生命哲學”。他每天乾的就兩件事:行走和寫作。上午起來喝過咖啡後,先走路,在哥本哈根市內一直要走到中午。然後立即寫作,把走路時涌現出的思路寫下來。站著寫,連帽子都來不及脫,常常是右手奮筆疾書時,左手還捏著手杖或是雨傘呢。

廓氏有不少行為,順應生命的沖動而動,和他的哲學信仰是一致的。譬如他喝咖啡的習慣。他對咖啡很講究,對喝咖啡的器皿更在乎。據他的僕從回憶,廓氏的咖啡杯盤多達50套,全一模一樣的。每天上午他會下指令,那套杯盤是他今天喜歡用的。然後他將白砂糖瀉入杯子里,堆成小小的金字塔,再把濃烈的黑咖啡沖進去,往往是小金字塔還沒溶解完,廓氏就拿起杯子來一飲而盡。廓氏的創意和成果也是非凡,而且更接近現代精神。他終身未娶,在醫院里病逝時活了僅42歲,只及康德的一半。廓氏的父親卻是高壽八十有二,老廓生小廓時年紀已57了,說明他家的基因不是個問題。

也許獨身的創造者不是常態,我們來看看同居人的作息安排。先看肖邦—喬治桑,再談薩特—波伏娃。這兩對偉大情侶+創作夥伴,及其浪漫生涯,都挺吸引人,是不少作品的好題材。

肖邦的最後十年,是和喬治桑結伴,一同度過的。每年夏天他都住在法國中部的喬治桑莊園里。肖邦並不習慣鄉村野趣,而且除了教教喬治桑的女兒鋼琴,也沒有什麽活動。他起得很晚,在眠床上吃早餐。直到晚上六點,親朋集合在庭院里吃晚飯,熱鬧一番之外,肖邦經常散步。這段時間他的創作相當多產,然而並不是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是隨手拈來的。據喬治桑的說法,肖邦散步一回來,會立即沖到鋼琴,彈出新曲,嘴裡還哼唱出美妙的旋律。他的創意的確來自散步,流出心田,有如瓜熟蒂落般水到渠成。不過,喬治桑指出,肖邦的創作過程絕不是天然混成的。他會執意修改,試圖完美曲式,不斷地塗改又擦掉,一連數天把自己關在房裡,嘆息、抱怨、摔東西、折鉛筆、咒罵,甚而嚎哭。“有時一小節的樂譜會改上個數十百次,一頁樂譜要花上六個星期……”不過喬治桑說,“到頭來,定稿時大家發覺,還是原先即興彈唱出的,最美最好。”

肖邦上床不晚,但喬治桑睡過半夜,就從情人的床上爬下來,她可是個夜貓子。喬治桑的寫作多半在子夜後才開始,這時她的文思泉涌,創意旺盛,每夜起碼要寫20頁稿紙方可罷休。呼呼沉睡後的次日,她竟會全然忘卻前夜寫了些什麽,甚至連題目都記不起來,若不是書桌上還有寫就的手稿的話。喬治桑的生活極為多彩多姿,肖邦是她諸多著名男性情人之一,除外她還有不少“女同志”。從喬治桑愛穿男子服飾的習慣推測,她在“同志般的親密關系”里,扮演的是“第一性”而非“第二性”。

以寫《第二性》而聞名於世的德.波伏娃是極有創意的法國女作家和學者。比起其作品來,她的偉大情侶生活或許更為人贊嘆不止。她和一代哲人薩特結成的情侶生涯,超過了50年,直至1980年薩特去世。1929年薩特提出和波伏娃“協議結合”,主要條款的內容是,兩人在“私人領域”內完全自由,個人可以有各自的性愛生活,擁有各自的性伴侶,互不乾涉。不過,得遵守“共同領域”的約定——得向對方明說清楚,和誰在搞些什麽,彼此不得有所保留。不妨這麽說,肖邦和喬治桑的情侶生活是“同床異夢”的話,那麽薩特和波伏娃的“同床異夢”,現代化程度更進了一步。

首先,兩位偉大的情人都以工作為生命的第一要義。每天兩人都會在各自的夥伴的床上起身後,獨立工作一上午後,相會吃午飯。然後到薩特的寓所(薩特長期寓居在酒店里)一起工作三個小時左右,然後切磋辨析,會客討論,用晚餐,看戲聽音樂,等等,之後各歸其巢。

薩特典型的工作時間,是每日6小時,上午3小時下午3小時。他的意見,是“工作得法的話,無需拼命勞作也能富有成果。”上午的工作在中午結束,外出會客約一個小時後,他於下午1:30同波伏娃會合,同進午餐,常有其他人參加。這頓午飯可不含糊,耗時兩個小時,豐盛又豪飲。3:30 薩特和波伏娃準時回到他的寓所,立即恢復寫作,彼此獨立工作3、4小時。然後一同吃晚餐,席間會有其他人參加,但兩人老是單獨坐在一起,這時波伏娃向薩特表達她對他們當天寫的東西的意見、批評和建議。晚餐後兩人去參加社會政治的一些討論,有時去看電影,或上波伏娃的公寓里喝點威士忌,聽聽音樂。通常沒有招待會、酒會等等知識分子典型的娛樂活動。兩人都會為創作保持精力而簡化生活,晚上回各自的寓所睡覺。

波伏娃的作息挺有規律。起得不晚,不管情人是否還在床上。早茶後,她10:00開始工作,直到下午1:00。然後去見薩特,在一起吃飯、工作、討論。

薩特的睡眠則問題嚴重,經常要靠藥物(barbiturates)才能成眠數小時。幾乎每一天他都要吸兩包煙,還用黑煙葉煙鬥、喝大量酒,啤酒、紅酒加烈酒,如伏特加之類。而且還服用“毒品”,安非他命兩百毫克+阿司匹林15克 (1971年前在法國,這是須配方的提神藥,法律還沒禁用)不過醫用每天不應超過兩粒,而薩特卻一粒接著一粒,要吃上20顆之多。這些都漸漸摧毀了薩特的健康,和薩特偏忽散步、運動和體能鍛煉,應該是有關系的。

談了“同床異夢”者的作息習慣,讓我們來瞭解一些“異床同夢”的偉人的作息時間安排。畢竟,絕大多數人不是住在一起的,但做著同樣的夢——夢寐以求怎樣才能提升自己的精力和創造力。假如大家還有興趣,看一看諸如莫扎特、貝多芬、巴爾扎克、奧斯丁、狄更斯、卡夫卡…… 以及更近代的創造者的生涯經歷,對自己或許能有所啟發。

《羊年仍需睡個好覺》刊出之後,激起人們興趣,不少朋友問起了各樣問題。大腦是個小宇宙,功能極為復雜,內容可能比外界的大宇宙更其豐富。即便是最基本的功能,比如說痛覺是怎樣形成的,我們其實都不甚了了,睡眠也是一種。拜現代科技之賜,人類終於有機會可以深入堡壘一窺其堂奧了。雖說對睡眠的機制和功效,探索還很粗淺,科學家基本上形成了一些結論,這里且試舉幾例。

首先睡眠時大腦是否在休息,如通常以為的那樣? 錯。以大腦的能耗來測度,思考奮發之際,大腦對血氧的消耗可以達到全身的40%以上,即使在睡眠狀態,大腦的能耗仍在20-30%。這和人的肌體大不相同,靜卧時這部分的能耗可以降低到十分之一。睡眠時大腦仍在緊張地勞作,無休無止。所以對死亡的現代界定,是“腦死”而非心臟停止跳動。腦力勞動確是最基本的勞動,不必以流汗為特徵,更不為“腦力勞動者”所特有。至於大腦進入睡眠後究竟在乾些什麽,現代研究已經表明,是在緊張地清洗,排除雜穢和毒素。長期缺乏睡眠,人的情緒心智會錯亂;不讓人睡眠,(譬如現代拷問犯人的招術,)甚至迫使他腦死。單是清洗工作要消耗我們這麽多的能量?可見睡眠還完成了其他的重大功能。科學家推測,包括把腦神經重新聯接、記憶重新整頓,等等。所以說,大腦從睡眠得到的是“休整”,以利次日“再戰”;

其次,我們是不是有時做夢,有時不做?不是的。每個人每晚都做夢,只是很小部分突入到意識層面,被回憶起來。腦神經網絡的重排和記憶的重整多半是在“後台”進行的,這給了我們啟示,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困難的“功課”交付睡眠中的大腦去做呢?回答是可行的。本篇的原意,就在於討論一些偉大人物的卓越成就,可能就是善用和巧用睡眠,來強化和促成其創新能力的。有一個點子,前沿的科研正設法在驗證的,是把一些復雜的問題,比如難記住的外語詞匯,難解的數學推導,令人頭痛的問題和事項,在睡眠前提交給大腦去處理,充足睡眠後很可能就變得輕松容易了許多。怎樣調度“無意識”或“潛意識”來替你解決問題,是有創造力的傑出人士常用的辦法,我們前面已舉例,達利、愛迪生、凱庫勒和圖靈他們正是這樣做的;

第三,人們能否隨意調整睡眠時間,長度或者時段?不能夠,至少極困難。成年以後,常人每天需要7至9小時睡眠,平均7個半小時,終身如此。至於時段,是不超過午夜到次晨六點,睡眠的效果最佳。這適用於所有的人群。越洋飛行後倒時差是挺痛苦的事,不過調整過來之後,你還是得按當地的這個時段來睡眠。大腦節制的生物鐘,總是得瞄準太陽即日照的規律來作息的。這也說明,人們幾乎不能適應乾“大夜班”,可能的話盡量避免。換句話說,“夜班費”是不能補償睡眠透支的。透支這個睡眠“黃金時段”一小時是高利貸”,你得用幾個小時來補?偶爾為之或許湊合,長期這麽乾肯定不智;


第四,人越老需要的睡眠時間是否越少?不是。上面已有說明,這里再強調一下。上了年歲,不容易長睡,但白天會打盹。好的辦法是分數次來睡眠——西人所說的“貓打盹”(cat nap),對老齡蠻實用的。筆者在《馬年睡個好覺》提到過了,丘吉爾年屆七十,在希特勒悍然入侵波蘭的當口臨危受命,他是怎麽挺過公務劇繁的五年時間的?就是靠每天數次的“貓睡”。其實每次少至20分鐘,長不超出一個小時,一次不夠,兩次足矣。老人精力不濟、記憶渙散的疲態就可以對付了。丘吉爾還有一招,他的名言“我能坐的場合就不站著,能躺下的時候就不坐著”,似乎也值得仿效。當然還有運動,對年長者同樣不可缺少,下文里我們還會談到;

第五,睡不著時閉眼靜卧能否代替睡眠?不能。也許能保持你一些精力減低一點能耗,不過大腦休整的充分實現,要靠真正的睡眠來完成其功能。睡眠失調問題需要認真對待。睡眠不良固然有壓力、緊張、心理問題的因素,但還有其他原因,往往要靠診治,不然是不會輕易消失的。因此,堅持運動操練有很大的幫助,這也是我們在瞭解有創造力的人的作息時間,註意他們的散步活動的原因。

我開始註意睡眠在創新方面的功用,認為它是許多卓越人物的創造力之所以充沛的一個關鍵要素,還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九十年代中的一個暑期我到華府開會,和家人一同去佛吉尼亞州,朝拜了美國開國元勛、第三任總統傑弗遜的故居。在那裡我們有了不少小發現。傑弗森是文藝復興期式的人物,多才多藝,創意非凡。他親自設計並建築的坐落在蒙蒂切洛莊園的大宅子里,陳列的展品著多彩多姿。一進大門就可看到一個大計時器,利用門的開合帶來的動能勢能的轉換來驅動的。觀覽這位偉人的許多藏書、圖籍、器具、望遠鏡時,我八歲的兒子和講解員有很多互動問答。臨了出門,講解員指著傑弗森手制的計時器上的幾個標記,說傑弗遜起得極早,清晨就騎馬巡視莊園,睡得也很早,通常在七點鐘就眠。大家都很驚奇,兒子於是問她,難道他不需要在晚上讀書做功課,這樣一個博學多產的大學問家?那位女士反問孩子,你知道這是為了什麽嗎?我孩子答不出,參觀的人誰也沒答對。她說是為了節能。即使對傑弗森這樣的有錢人,當時仍需要節省蠟燭照明的開支。

難怪古人(譬如詩仙李白)把“秉燭夜游”看成是人生的一大樂事,夢寐以求地想往。然而在眼下,人們秉燈夜游不但不是難事,若是不秉一個iPhone之類的,還真的難以成眠呢。愛迪生發明電燈泡和發電輸電系統之先,前人的作息和我們大不相同,他們必須仰賴自然光照來安排起居。有了人為的能源和光源後,人的生活方式和活動範圍才拓展開來。一個不太會的後果,是睡眠的領域被大大侵削:千百萬年演化而來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物鐘遭到扭曲,睡眠不足、睡眠失序的現代病越來越嚴重。據美國睡眠協會的年度報告,電子小玩意對睡眠的殺傷力是相當可觀的。從一個指標,即卧室里有沒有電視、計算機、IPAD、智能手機之類的來看,人們的平均睡眠時間就縮短了一小時,從8.3減少到7.3個小時。

我們繼續談創造性個人的作息安排,先看幾個音樂家,再來討論作家的。

莫扎特和貝多芬,人類音樂史上的兩座豐碑,雖然做著同樣的夢,創作和作息的風格可是旨趣大異。若是你有機會看到兩人的手稿,就能明白他們的創作心路有著非常不同的軌跡。貝多芬的手稿再三塗改,幾至面目全非;而莫扎特的原稿清朗像似復印件,一氣呵成,很少改動。打個比方,莫扎特的心靈如同一泓清泉,樂曲源源流淌,透剔晶瑩;貝多芬的心靈有如一爐烈火,不斷敲打熔冶,千錘百煉。譬如貝多芬的“歡樂頌”,短短的四句旋律,就被他醞釀了至少有二十年,才釀成了巔峰般的不朽聖曲。

而兩者的生活作息,卻正相反對。貝多芬的生活起居頗節律有序,而莫扎特的則紛亂有如雜麻。當莫扎特的父親到維也納去看兒子,發現小莫的生活實在糟糕,他在家信中寫道,“阿瑪玖斯在維也納生活是如此忙亂鎖雜,簡直無法言狀。”著名電影《阿瑪玖斯——莫扎特小傳》里描述的老莫對小莫的活法大光其火,的確是有實據的。不過那部電影的主軸線,旁白一句,把薩利埃里——維也納當時著名的音樂指揮家,也是貝多芬的老師——說成出於對莫扎特懷有強烈嫉妒,多方設局坑害,造成英才斷送的情節,純屬捕風捉影,是對薩氏的不實誣陷。

貝多芬清早即起身,並立即投入創作。早餐咖啡而已,不過他非常在意那杯咖啡,親自動手準備。依照他的傳記,他用60粒咖啡豆煮一杯,一粒一粒數,確保是60粒,正好不多不少。然後在書桌上工作,直到下午兩、三點。其間會出門散散步。用過午餐後,貝多芬做長程步行,往往直到晚上,這對他的創意大有幫助。貝多芬的衣袋里總揣著鉛筆和樂譜紙,以便隨時記錄不期而至的樂思。人們發現,貝多芬在維也納氣候宜人適宜散步的時節,創造力遠高於寒冷的季節。步行結束的傍晚時分,他會到小酒館小坐,閱讀當天的報紙。有時晚上會參加聚會或上劇院。冬天一般就回家休息。他晚上基本不搞音樂了。晚飯極簡單,一碗湯而已,還常常是午飯時留下的。上床挺早,不超過十點鐘。

貝多芬的另一個放鬆自己的法子很有趣,喜歡洗自己的手,用大盆的熱水反復洗。洗手時他會創意勃發,一路哼哼唱唱,僕人不解其意,此刻止不住會偷笑起來,其實大笑對耳聾的貝多芬亦無所謂。不過這類不敬的行為被看到了,貝多芬還是會發火,恨恨地罵將起來。得到創意之下,他有時會忘乎所以,水濺出來流到地板,(當時屋內沒有自來水和水槽,)流到樓下,常常引起房東的不滿,糾紛也不少。

莫扎特的傳記影片里對他的生活節奏頗多描寫,不少應該是有依據的。據他給父親的信里,對自己有這樣的概述,“總之,我是忙得腳朝天,不得不打理的事不可勝數。”由於莫扎特生性率真,內心又高傲,得罪了不少施主——當年的藝術家不少是靠權貴們(主教和王公)來“包養”的。以莫扎特的曠世天才,竟然無法找到一個薪酬穩定的職位,淪為“自由職業者”,在維也納的市場里打拼。莫扎特在給姐姐的信里,是這樣描寫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我一早起床,六點鐘梳洗完畢,七點鐘衣束就緒,作曲直到九點鐘。然後教課,九點到下午一點。接著在家吃午餐,有時被邀請到大戶人家去吃飯,那就得兩、三點鐘才開始。不管怎樣,五、六點鐘之前我是沒法乾正事的。之後常常去音樂廳,不然的話才會有空來作曲,那就可以乾到九點鐘。然後去康斯坦絲家,(那時莫扎特正在向她求婚)。和我親愛的小康廝磨還是很愉快的,只是她那老娘老在一邊監督,白眼和冷語譏刺教我有點吃不消。看我有沒有胃口挺得住,離開的時候大約在十點半或者十一點鐘。如果沒有演出也沒有雜事打擾,我還會有點時間來作曲,而上床的時間總得過了凌晨一點。”

事實上,莫扎特老是被些浪盪朋友抓去酒吧胡混,喝得酩酊大醉。這些情節和《阿瑪玖斯》的影片里所描述的大致相符。也就是說,莫扎特的睡眠時間準是不足五個鐘頭。

音樂可以說是世界通行的全人類語言,盡管如此,民族的性格還是很明顯的,本民族的樂師來詮釋該民族的作品,往往特別入味。二十年前聖彼得堡的馬林斯基交響樂團訪問洛杉磯,在捷傑耶夫(V. Gergiev)的指揮棒下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給我留下至深的印象,可說是沒身難忘,那催人淚下的旋律,凄楚悲悵,其他版本的演奏絕難企及。由是我省悟到,所謂“民族的心靈”,的確有其事,精粹之處是難以模擬的。譬如,說到法國人的作品,最精妙的還是聽法國人的演奏,迪圖瓦(C. Dutoit)執掌蒙特利爾交響樂團時的那些製作,便不同凡響。

柴可夫斯基是個同性戀,和圖靈一樣,也因此被迫自盡。當親朋到靈堂告別時,好幾個人輕吻了在棺木里平卧的老柴遺體,就曾引起困惑,因為當局對外宣稱的,柴可夫斯基乃死於霍亂,難道他們不怕傳染?他死年53歲,正值創作的盛年,《第六交響曲》是曲“天鵝的輓歌”,他死前九天才剛指揮首演的,遺下了人世間永恆的泣訴。

柴可夫斯基的生活很有節律。四十五歲後他便定居到莫斯科西北面的一個小村莊(Klin),據他弟弟的記載,老柴起床在七、八點鐘,用一個小時喝早茶、吸煙和閱讀,讀聖經、哲學書(叔本華或斯賓諾莎的),或英語書籍。這些閱讀在他來說既是興趣也是工作。然後外出散步,不超過三刻鐘。九點半開始工作,他的習慣是先處理完瑣事後才乾正事。正午吃中飯,很準時的,隨後長途步行,風雨無阻。“伊里奇相信每天兩個小時的步行對健康絕對有好處,到了執迷的地步,他甚至認為步行要是短少了五分鐘都會得病,或者會有什麽壞運氣。”散步後老柴會花一個鐘頭,看看報紙期刊。五點鐘後他繼續作曲兩個小時。他的作曲習慣是,修改樂譜大致成形後,才在鋼琴上彈奏出來加以完善。晚飯則在八點。飯後做點小消遣,比如打牌、聊天——要是有朋友來訪的話,然後就上床睡覺。

對自己的創作,柴可夫斯基認為創意最為關鍵,像是“種子”一樣,有了良種,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是自然而然的過程。他對步行的執迷,確有顯著的功效。步行中他每每停下,寫出偶得的創意,回到家裡在鋼琴上一瀉而出。在寫給梅克夫人(俄羅斯富孀,他的大施主;兩人從未見過面)的信里,柴可夫斯基詳細描述了這個比喻,以種子的成長到結實來類比自己的作曲過程。“種子的出現是最艱難的,總是冥思苦想而不可得。而種子的萌動是非常奇妙的事,無法言狀。突然間,心裡砰然而動,一陣狂喜席捲整個心田,我會忘卻一切,簡直為之癲瘋,創意點子一個接一個噴發而至,根本來不及記錄下來。”

在內心蘊育創造力,以走路等方法來放鬆自己的心智,從而觸發創意的萌動,然後聽憑它天然混成,這樣一種“謀定而後動”的創作歷程,在另一位俄羅斯人有更完整的表露。肖斯塔科維奇可能是二十世紀中頁最偉大的作曲家,他的許多不朽巨作,豪放不羈,竟然能在高壓扭曲的專制鐵桶里熔煉鑄就,真教人驚嘆不止。肖氏的的創作過程,是非常獨特的一揮而就,以極快的速率寫出,幾乎沒有停頓地,一天可以完成二、三十頁的樂章。以他妹妹的話,“哥哥坐下來就寫,從來不用鋼琴彈奏,而是直接從腦到手一瀉而成,作品完成之後才在琴上彈出來。”他的同行也發覺,平時從不見肖斯塔科維奇在乾活,臨到有大製作要誕生前,他會坐立不安,躁動之際還常會拉人踢球。然後突然間,他安靜下來,接連數天奮筆疾書,驚世的巨作與焉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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