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在即，依例要有個良好祝願，是仍需睡個好覺。
首先祝願國泰民安，看來我們沒面臨什麽“大坎”。馬年股市大漲，傲居全球之首，有些朋友的投資組合，騰漲竟有一倍出頭。而油價的頓挫，中國人作為最大的受益者，得來卻全不費功夫。“國運亨通”，此之謂也。誠然，這是大家睡個好覺的基礎。
對於個人，能不能睡個好覺，依舊頗是個問題。去年開春，我寫了一則《馬年睡個好覺》，鼓勵大家在這方面的改進上多下功夫，曾說“別輕看睡眠，它是我們的健康、效能、幸福感之所系。睡眠不足或受到乾擾的話，你工作會失誤，駕車會失事，健康會大受影響，老年常見的病都與睡眠密切相關。睡眠不好，即使其他方面很有成績，你也不能感受到快樂。”為了強調，這里再打個俚俗的比喻，睡眠是每個人的“個人賬戶”，不管出於什麽理由，侵占睡眠時間就像你的個人賬戶透支，借的是“高利貸”，不但要背高昂的利息，還有“跳票”的高危險。同時你也不必在乎有“過度儲蓄”的不利，有了充足的睡眠，你自然就會睡不著。
反過來，睡眠不足，非但有礙健康、令工作低效，很要命的，是會壓抑你的創造力和思維能力，在這個層次上，很少有人去關註。
去年游西班牙，我專程去看了塞爾瓦多.達利的博物館，在巴塞羅那北面150公里的費蓋萊斯（Figueres） ,他的家鄉。達利是西班牙三巨頭（加上畢加索、米羅）之一，開創的“超現實主義”風格，令全人類的藝術創作為之大振。走進他親自創設、裝潢和充實的博物館，你感受到難以言狀的沖擊。美輪美奐近乎荒誕的創意，直如熔岩的噴涌，絕對令人應接不暇。你止不住驚訝，人類竟有如此宏富的創造力。驚嘆之餘，我還發覺了達利的一個小秘密，在此與大家分享。即如達利這等巨匠，也常遇到創意“堵塞梗阻”的時候，此刻他的方法，是退出工作，暫作小憩。他的訣竅是在靜室的躺椅上漸漸睡去，不過讓自己垂下的手裡握有一串鑰匙。當沉入睡鄉，鑰匙落到地上，發出的清晰聲響會把他催醒，這時，達利在期待的奇妙構思往往就涌流了出來。（如果認為不可思議的話，你不妨參閱他自己寫的 《Fifty Secrets of Magic Craftsmanship》1948；1992重印。 ）
這算不算達利的首創，我不甚清楚，不過發明大王愛迪生常常使用的一招，就很類似。愛迪生在面對創新突破受挫，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也會小睡打盹，不過他手裡握著的，是一個滾珠軸承。在睡去無力握住時，軸承滾落地上的響聲會提醒愛迪生，又該帶著新思路開始工作了。
順便插播一句，大陸的游客去西班牙觀光，如有機會，別忘了參觀達利博物館，它要比Bilbao的古根漢姆博物館強多了。古氏博物館就建築物新穎，你在洛杉磯看看迪士尼音樂廳也足夠替代了。倒是Bilbao東邊一百公里處的聖.塞巴斯蒂安，地中海的海濱小鎮，一顆“隱藏的珍珠”，風光和烹調均極佳，很值得一游的。
睡夢能不能帶來創新想法以及對復雜事物的深入理解，歷來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也有尋人耐味的著名案例。譬如，發現第一個化學合成物——苯的環狀結構的德國化學家凱庫勒,就是個好例子。他夢見一條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繼而又夢見了六隻猴子，手牽著手，尾巴也牽在了一道…… 於是苯結構的表象在凱庫勒的腦中油然浮現。苯環結構打開了人類的思索之門，後來的研究者更在立體空間里來表象各類化合物的結構。發現DNA的奇妙雙螺旋結構的華生和克裡克，是否在夢里得到過啟示，我們不得而知，但夢作為創造思維的一大途徑，是毋庸置疑的。大腦神經認知科學的現代突破，證實了睡夢的不少推測，是確有根據的。其中的一個重大發現，是確認了人若要有重大的創新思維，腦得處於寬松的狀態（relaxation）。腦筋在鬆弛狀態下，容易奔放想象，腦中原有的認知模塊容易形成新的聯接和組合，發生在不同種類的知識信息模塊之間。
除了睡眠，運動鍛煉也是製造鬆弛環境的主要方法。眼下正在上映的一部電影“The Imitation Game”,描述計算機和信息理論的一個主要創始人愛倫.圖靈，怎樣在二次大戰中破解德國密碼機Enigma 的歷史貢獻。電影里總結稱，由於圖靈的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提早結束了兩年，輓救了一千四百萬人的生命。影片中多次出現鏡頭，圖靈在探索中遇到瓶頸就急走奔跑，暗示著運動是給他帶來靈感的機制。
因此下文中，擬就圍繞睡眠和跑步，介紹一些歷史偉人的作息時間安排，他們都以創造力和創造精神聞名於世，做出過文明裡程碑式的貢獻。
先講康德，屈指可數的大哲學家。康德終身獨居，既沒結婚也無子女，常年住在東普魯士波蘭邊境的一個小鎮（Kognisberg）。他的作息時間以“刻板”出名。每天下午3:30，他出門散步，數十年如一日，分秒不差，市民有時恐怕教堂的大鐘報時不準，會以穿著灰大氅的康德提起手杖出門的時間為準呢。康德的作息表不折不扣: 清晨5點即起，喝杯咖啡或兩杯淡茶，簡單早餐，抽幾鍋煙鬥，靜思默想一番後，開始在家講學——7:00至11:00。一天的正式工作就算完畢。然後是午飯，每天唯一的正餐，在小酒店里用。這可不含糊，往往會吃到午後3:00，除了喝點酒，與人寒暄交流也在午餐的時間段里。回到家後就是散步的日程，雷打不動直到5:00。然後是和一位老友（Joseph Green）交談，周日到7:00為止，周末可能延長到9:00，還會有一、二其他人參加。10:00準時上床，康德的睡眠時間，七個小時是確保的。
康德嚴謹的時間表只是在他的下半生（40歲生日）才開始執行的。據傳記作家記載，是因為他有先天生理缺陷，骨架過窄壓迫心肺，令他必須嚴格作息，方得延年益壽。可見康德在不惑之年就已經知道“天命”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是要嚴格控制時間來“運用我的心智，”把它看做戒律，以符合“certain uniformity”。這令我想起儒勒.凡爾納的名著《八十天環游世界》里的那位有名的英國老派紳士，每天步行到俱樂部，極有規律。人們數了，他邁右腿1832步，邁左腿1833步，每次總是左腳先開動的。
康德認為，嚴格執行作息時間和陶冶“品格”（character）關聯密切。但我們是否要同他一樣，把時間的運用也當做“宇宙律令？康德的創造力和效率毋庸置疑，事實上他也活了80歲。
不以為然或者做不到的大有人在。例如，廓爾伽德（S.Kierkegaad）,丹麥的哲學家，的作息時間就大不相同。廓氏比康德晚了近80年，開創出與康德的“邏輯理性哲學”是旨趣全然不同的“生命哲學”。他每天乾的就兩件事：行走和寫作。上午起來喝過咖啡後，先走路，在哥本哈根市內一直要走到中午。然後立即寫作，把走路時涌現出的思路寫下來。站著寫，連帽子都來不及脫，常常是右手奮筆疾書時，左手還捏著手杖或是雨傘呢。
廓氏有不少行為，順應生命的沖動而動，和他的哲學信仰是一致的。譬如他喝咖啡的習慣。他對咖啡很講究，對喝咖啡的器皿更在乎。據他的僕從回憶，廓氏的咖啡杯盤多達50套，全一模一樣的。每天上午他會下指令，那套杯盤是他今天喜歡用的。然後他將白砂糖瀉入杯子里，堆成小小的金字塔，再把濃烈的黑咖啡沖進去，往往是小金字塔還沒溶解完，廓氏就拿起杯子來一飲而盡。廓氏的創意和成果也是非凡，而且更接近現代精神。他終身未娶，在醫院里病逝時活了僅42歲，只及康德的一半。廓氏的父親卻是高壽八十有二，老廓生小廓時年紀已57了，說明他家的基因不是個問題。
也許獨身的創造者不是常態，我們來看看同居人的作息安排。先看肖邦—喬治桑，再談薩特—波伏娃。這兩對偉大情侶+創作夥伴，及其浪漫生涯，都挺吸引人，是不少作品的好題材。
肖邦的最後十年，是和喬治桑結伴，一同度過的。每年夏天他都住在法國中部的喬治桑莊園里。肖邦並不習慣鄉村野趣，而且除了教教喬治桑的女兒鋼琴，也沒有什麽活動。他起得很晚，在眠床上吃早餐。直到晚上六點，親朋集合在庭院里吃晚飯，熱鬧一番之外，肖邦經常散步。這段時間他的創作相當多產，然而並不是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是隨手拈來的。據喬治桑的說法，肖邦散步一回來，會立即沖到鋼琴，彈出新曲，嘴裡還哼唱出美妙的旋律。他的創意的確來自散步，流出心田，有如瓜熟蒂落般水到渠成。不過，喬治桑指出，肖邦的創作過程絕不是天然混成的。他會執意修改，試圖完美曲式，不斷地塗改又擦掉，一連數天把自己關在房裡，嘆息、抱怨、摔東西、折鉛筆、咒罵，甚而嚎哭。“有時一小節的樂譜會改上個數十百次，一頁樂譜要花上六個星期……”不過喬治桑說，“到頭來，定稿時大家發覺，還是原先即興彈唱出的，最美最好。”
肖邦上床不晚，但喬治桑睡過半夜，就從情人的床上爬下來，她可是個夜貓子。喬治桑的寫作多半在子夜後才開始，這時她的文思泉涌，創意旺盛，每夜起碼要寫20頁稿紙方可罷休。呼呼沉睡後的次日，她竟會全然忘卻前夜寫了些什麽，甚至連題目都記不起來，若不是書桌上還有寫就的手稿的話。喬治桑的生活極為多彩多姿，肖邦是她諸多著名男性情人之一，除外她還有不少“女同志”。從喬治桑愛穿男子服飾的習慣推測，她在“同志般的親密關系”里，扮演的是“第一性”而非“第二性”。
以寫《第二性》而聞名於世的德.波伏娃是極有創意的法國女作家和學者。比起其作品來，她的偉大情侶生活或許更為人贊嘆不止。她和一代哲人薩特結成的情侶生涯，超過了50年，直至1980年薩特去世。1929年薩特提出和波伏娃“協議結合”，主要條款的內容是，兩人在“私人領域”內完全自由，個人可以有各自的性愛生活，擁有各自的性伴侶，互不乾涉。不過，得遵守“共同領域”的約定——得向對方明說清楚，和誰在搞些什麽，彼此不得有所保留。不妨這麽說，肖邦和喬治桑的情侶生活是“同床異夢”的話，那麽薩特和波伏娃的“同床異夢”，現代化程度更進了一步。
首先，兩位偉大的情人都以工作為生命的第一要義。每天兩人都會在各自的夥伴的床上起身後，獨立工作一上午後，相會吃午飯。然後到薩特的寓所（薩特長期寓居在酒店里）一起工作三個小時左右，然後切磋辨析，會客討論，用晚餐，看戲聽音樂，等等，之後各歸其巢。
薩特典型的工作時間，是每日6小時，上午3小時下午3小時。他的意見，是“工作得法的話，無需拼命勞作也能富有成果。”上午的工作在中午結束，外出會客約一個小時後，他於下午1：30同波伏娃會合，同進午餐，常有其他人參加。這頓午飯可不含糊，耗時兩個小時，豐盛又豪飲。3:30 薩特和波伏娃準時回到他的寓所，立即恢復寫作，彼此獨立工作3、4小時。然後一同吃晚餐，席間會有其他人參加，但兩人老是單獨坐在一起，這時波伏娃向薩特表達她對他們當天寫的東西的意見、批評和建議。晚餐後兩人去參加社會政治的一些討論，有時去看電影，或上波伏娃的公寓里喝點威士忌，聽聽音樂。通常沒有招待會、酒會等等知識分子典型的娛樂活動。兩人都會為創作保持精力而簡化生活，晚上回各自的寓所睡覺。
波伏娃的作息挺有規律。起得不晚，不管情人是否還在床上。早茶後，她10:00開始工作，直到下午1:00。然後去見薩特，在一起吃飯、工作、討論。
薩特的睡眠則問題嚴重，經常要靠藥物（barbiturates）才能成眠數小時。幾乎每一天他都要吸兩包煙，還用黑煙葉煙鬥、喝大量酒，啤酒、紅酒加烈酒，如伏特加之類。而且還服用“毒品”，安非他命兩百毫克+阿司匹林15克 （1971年前在法國，這是須配方的提神藥，法律還沒禁用）不過醫用每天不應超過兩粒，而薩特卻一粒接著一粒，要吃上20顆之多。這些都漸漸摧毀了薩特的健康，和薩特偏忽散步、運動和體能鍛煉，應該是有關系的。
談了“同床異夢”者的作息習慣，讓我們來瞭解一些“異床同夢”的偉人的作息時間安排。畢竟，絕大多數人不是住在一起的，但做著同樣的夢——夢寐以求怎樣才能提升自己的精力和創造力。假如大家還有興趣，看一看諸如莫扎特、貝多芬、巴爾扎克、奧斯丁、狄更斯、卡夫卡…… 以及更近代的創造者的生涯經歷,對自己或許能有所啟發。
《羊年仍需睡個好覺》刊出之後，激起人們興趣，不少朋友問起了各樣問題。大腦是個小宇宙，功能極為復雜，內容可能比外界的大宇宙更其豐富。即便是最基本的功能，比如說痛覺是怎樣形成的，我們其實都不甚了了，睡眠也是一種。拜現代科技之賜，人類終於有機會可以深入堡壘一窺其堂奧了。雖說對睡眠的機制和功效，探索還很粗淺，科學家基本上形成了一些結論，這里且試舉幾例。
首先睡眠時大腦是否在休息，如通常以為的那樣？ 錯。以大腦的能耗來測度，思考奮發之際，大腦對血氧的消耗可以達到全身的40%以上，即使在睡眠狀態，大腦的能耗仍在20-30%。這和人的肌體大不相同，靜卧時這部分的能耗可以降低到十分之一。睡眠時大腦仍在緊張地勞作，無休無止。所以對死亡的現代界定，是“腦死”而非心臟停止跳動。腦力勞動確是最基本的勞動，不必以流汗為特徵，更不為“腦力勞動者”所特有。至於大腦進入睡眠後究竟在乾些什麽，現代研究已經表明，是在緊張地清洗，排除雜穢和毒素。長期缺乏睡眠，人的情緒心智會錯亂；不讓人睡眠，（譬如現代拷問犯人的招術，）甚至迫使他腦死。單是清洗工作要消耗我們這麽多的能量？可見睡眠還完成了其他的重大功能。科學家推測，包括把腦神經重新聯接、記憶重新整頓，等等。所以說，大腦從睡眠得到的是“休整”，以利次日“再戰”；
其次，我們是不是有時做夢，有時不做？不是的。每個人每晚都做夢，只是很小部分突入到意識層面，被回憶起來。腦神經網絡的重排和記憶的重整多半是在“後台”進行的，這給了我們啟示，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困難的“功課”交付睡眠中的大腦去做呢？回答是可行的。本篇的原意，就在於討論一些偉大人物的卓越成就，可能就是善用和巧用睡眠，來強化和促成其創新能力的。有一個點子，前沿的科研正設法在驗證的，是把一些復雜的問題，比如難記住的外語詞匯，難解的數學推導，令人頭痛的問題和事項，在睡眠前提交給大腦去處理，充足睡眠後很可能就變得輕松容易了許多。怎樣調度“無意識”或“潛意識”來替你解決問題，是有創造力的傑出人士常用的辦法，我們前面已舉例，達利、愛迪生、凱庫勒和圖靈他們正是這樣做的；
第三，人們能否隨意調整睡眠時間，長度或者時段？不能夠，至少極困難。成年以後，常人每天需要7至9小時睡眠，平均7個半小時，終身如此。至於時段，是不超過午夜到次晨六點，睡眠的效果最佳。這適用於所有的人群。越洋飛行後倒時差是挺痛苦的事，不過調整過來之後，你還是得按當地的這個時段來睡眠。大腦節制的生物鐘，總是得瞄準太陽即日照的規律來作息的。這也說明，人們幾乎不能適應乾“大夜班”，可能的話盡量避免。換句話說，“夜班費”是不能補償睡眠透支的。透支這個睡眠“黃金時段”一小時是高利貸”，你得用幾個小時來補？偶爾為之或許湊合，長期這麽乾肯定不智；
第四，人越老需要的睡眠時間是否越少？不是。上面已有說明，這里再強調一下。上了年歲，不容易長睡，但白天會打盹。好的辦法是分數次來睡眠——西人所說的“貓打盹”（cat nap），對老齡蠻實用的。筆者在《馬年睡個好覺》提到過了，丘吉爾年屆七十，在希特勒悍然入侵波蘭的當口臨危受命，他是怎麽挺過公務劇繁的五年時間的？就是靠每天數次的“貓睡”。其實每次少至20分鐘，長不超出一個小時，一次不夠，兩次足矣。老人精力不濟、記憶渙散的疲態就可以對付了。丘吉爾還有一招，他的名言“我能坐的場合就不站著，能躺下的時候就不坐著”，似乎也值得仿效。當然還有運動，對年長者同樣不可缺少，下文里我們還會談到；
第五，睡不著時閉眼靜卧能否代替睡眠？不能。也許能保持你一些精力減低一點能耗，不過大腦休整的充分實現，要靠真正的睡眠來完成其功能。睡眠失調問題需要認真對待。睡眠不良固然有壓力、緊張、心理問題的因素，但還有其他原因，往往要靠診治，不然是不會輕易消失的。因此，堅持運動操練有很大的幫助，這也是我們在瞭解有創造力的人的作息時間，註意他們的散步活動的原因。
我開始註意睡眠在創新方面的功用，認為它是許多卓越人物的創造力之所以充沛的一個關鍵要素，還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九十年代中的一個暑期我到華府開會，和家人一同去佛吉尼亞州，朝拜了美國開國元勛、第三任總統傑弗遜的故居。在那裡我們有了不少小發現。傑弗森是文藝復興期式的人物，多才多藝，創意非凡。他親自設計並建築的坐落在蒙蒂切洛莊園的大宅子里，陳列的展品著多彩多姿。一進大門就可看到一個大計時器，利用門的開合帶來的動能勢能的轉換來驅動的。觀覽這位偉人的許多藏書、圖籍、器具、望遠鏡時，我八歲的兒子和講解員有很多互動問答。臨了出門，講解員指著傑弗森手制的計時器上的幾個標記，說傑弗遜起得極早，清晨就騎馬巡視莊園，睡得也很早，通常在七點鐘就眠。大家都很驚奇，兒子於是問她，難道他不需要在晚上讀書做功課，這樣一個博學多產的大學問家？那位女士反問孩子，你知道這是為了什麽嗎？我孩子答不出，參觀的人誰也沒答對。她說是為了節能。即使對傑弗森這樣的有錢人，當時仍需要節省蠟燭照明的開支。
難怪古人（譬如詩仙李白）把“秉燭夜游”看成是人生的一大樂事，夢寐以求地想往。然而在眼下，人們秉燈夜游不但不是難事，若是不秉一個iPhone之類的，還真的難以成眠呢。愛迪生發明電燈泡和發電輸電系統之先，前人的作息和我們大不相同，他們必須仰賴自然光照來安排起居。有了人為的能源和光源後，人的生活方式和活動範圍才拓展開來。一個不太會的後果，是睡眠的領域被大大侵削：千百萬年演化而來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物鐘遭到扭曲，睡眠不足、睡眠失序的現代病越來越嚴重。據美國睡眠協會的年度報告，電子小玩意對睡眠的殺傷力是相當可觀的。從一個指標，即卧室里有沒有電視、計算機、IPAD、智能手機之類的來看，人們的平均睡眠時間就縮短了一小時，從8.3減少到7.3個小時。
我們繼續談創造性個人的作息安排，先看幾個音樂家，再來討論作家的。
莫扎特和貝多芬，人類音樂史上的兩座豐碑，雖然做著同樣的夢，創作和作息的風格可是旨趣大異。若是你有機會看到兩人的手稿，就能明白他們的創作心路有著非常不同的軌跡。貝多芬的手稿再三塗改，幾至面目全非；而莫扎特的原稿清朗像似復印件，一氣呵成，很少改動。打個比方，莫扎特的心靈如同一泓清泉，樂曲源源流淌，透剔晶瑩；貝多芬的心靈有如一爐烈火，不斷敲打熔冶，千錘百煉。譬如貝多芬的“歡樂頌”，短短的四句旋律，就被他醞釀了至少有二十年，才釀成了巔峰般的不朽聖曲。
而兩者的生活作息，卻正相反對。貝多芬的生活起居頗節律有序，而莫扎特的則紛亂有如雜麻。當莫扎特的父親到維也納去看兒子，發現小莫的生活實在糟糕，他在家信中寫道，“阿瑪玖斯在維也納生活是如此忙亂鎖雜，簡直無法言狀。”著名電影《阿瑪玖斯——莫扎特小傳》里描述的老莫對小莫的活法大光其火，的確是有實據的。不過那部電影的主軸線，旁白一句，把薩利埃里——維也納當時著名的音樂指揮家，也是貝多芬的老師——說成出於對莫扎特懷有強烈嫉妒，多方設局坑害，造成英才斷送的情節，純屬捕風捉影，是對薩氏的不實誣陷。
貝多芬清早即起身，並立即投入創作。早餐咖啡而已，不過他非常在意那杯咖啡，親自動手準備。依照他的傳記，他用60粒咖啡豆煮一杯，一粒一粒數，確保是60粒，正好不多不少。然後在書桌上工作，直到下午兩、三點。其間會出門散散步。用過午餐後，貝多芬做長程步行，往往直到晚上，這對他的創意大有幫助。貝多芬的衣袋里總揣著鉛筆和樂譜紙，以便隨時記錄不期而至的樂思。人們發現，貝多芬在維也納氣候宜人適宜散步的時節，創造力遠高於寒冷的季節。步行結束的傍晚時分，他會到小酒館小坐，閱讀當天的報紙。有時晚上會參加聚會或上劇院。冬天一般就回家休息。他晚上基本不搞音樂了。晚飯極簡單，一碗湯而已，還常常是午飯時留下的。上床挺早，不超過十點鐘。
貝多芬的另一個放鬆自己的法子很有趣，喜歡洗自己的手，用大盆的熱水反復洗。洗手時他會創意勃發，一路哼哼唱唱，僕人不解其意，此刻止不住會偷笑起來，其實大笑對耳聾的貝多芬亦無所謂。不過這類不敬的行為被看到了，貝多芬還是會發火，恨恨地罵將起來。得到創意之下，他有時會忘乎所以，水濺出來流到地板，（當時屋內沒有自來水和水槽，）流到樓下，常常引起房東的不滿，糾紛也不少。
莫扎特的傳記影片里對他的生活節奏頗多描寫，不少應該是有依據的。據他給父親的信里，對自己有這樣的概述，“總之，我是忙得腳朝天，不得不打理的事不可勝數。”由於莫扎特生性率真，內心又高傲，得罪了不少施主——當年的藝術家不少是靠權貴們（主教和王公）來“包養”的。以莫扎特的曠世天才，竟然無法找到一個薪酬穩定的職位，淪為“自由職業者”，在維也納的市場里打拼。莫扎特在給姐姐的信里，是這樣描寫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我一早起床，六點鐘梳洗完畢，七點鐘衣束就緒，作曲直到九點鐘。然後教課，九點到下午一點。接著在家吃午餐，有時被邀請到大戶人家去吃飯，那就得兩、三點鐘才開始。不管怎樣，五、六點鐘之前我是沒法乾正事的。之後常常去音樂廳，不然的話才會有空來作曲，那就可以乾到九點鐘。然後去康斯坦絲家，（那時莫扎特正在向她求婚）。和我親愛的小康廝磨還是很愉快的，只是她那老娘老在一邊監督，白眼和冷語譏刺教我有點吃不消。看我有沒有胃口挺得住，離開的時候大約在十點半或者十一點鐘。如果沒有演出也沒有雜事打擾，我還會有點時間來作曲，而上床的時間總得過了凌晨一點。”
事實上，莫扎特老是被些浪盪朋友抓去酒吧胡混，喝得酩酊大醉。這些情節和《阿瑪玖斯》的影片里所描述的大致相符。也就是說，莫扎特的睡眠時間準是不足五個鐘頭。
音樂可以說是世界通行的全人類語言，盡管如此，民族的性格還是很明顯的，本民族的樂師來詮釋該民族的作品，往往特別入味。二十年前聖彼得堡的馬林斯基交響樂團訪問洛杉磯，在捷傑耶夫（V. Gergiev）的指揮棒下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給我留下至深的印象，可說是沒身難忘，那催人淚下的旋律，凄楚悲悵，其他版本的演奏絕難企及。由是我省悟到，所謂“民族的心靈”，的確有其事，精粹之處是難以模擬的。譬如，說到法國人的作品，最精妙的還是聽法國人的演奏，迪圖瓦（C. Dutoit）執掌蒙特利爾交響樂團時的那些製作，便不同凡響。
柴可夫斯基是個同性戀，和圖靈一樣，也因此被迫自盡。當親朋到靈堂告別時，好幾個人輕吻了在棺木里平卧的老柴遺體，就曾引起困惑，因為當局對外宣稱的，柴可夫斯基乃死於霍亂，難道他們不怕傳染？他死年53歲，正值創作的盛年，《第六交響曲》是曲“天鵝的輓歌”，他死前九天才剛指揮首演的，遺下了人世間永恆的泣訴。
柴可夫斯基的生活很有節律。四十五歲後他便定居到莫斯科西北面的一個小村莊（Klin），據他弟弟的記載，老柴起床在七、八點鐘，用一個小時喝早茶、吸煙和閱讀，讀聖經、哲學書（叔本華或斯賓諾莎的），或英語書籍。這些閱讀在他來說既是興趣也是工作。然後外出散步，不超過三刻鐘。九點半開始工作，他的習慣是先處理完瑣事後才乾正事。正午吃中飯，很準時的，隨後長途步行，風雨無阻。“伊里奇相信每天兩個小時的步行對健康絕對有好處，到了執迷的地步，他甚至認為步行要是短少了五分鐘都會得病，或者會有什麽壞運氣。”散步後老柴會花一個鐘頭，看看報紙期刊。五點鐘後他繼續作曲兩個小時。他的作曲習慣是，修改樂譜大致成形後，才在鋼琴上彈奏出來加以完善。晚飯則在八點。飯後做點小消遣，比如打牌、聊天——要是有朋友來訪的話，然後就上床睡覺。
對自己的創作，柴可夫斯基認為創意最為關鍵，像是“種子”一樣，有了良種，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是自然而然的過程。他對步行的執迷，確有顯著的功效。步行中他每每停下，寫出偶得的創意，回到家裡在鋼琴上一瀉而出。在寫給梅克夫人（俄羅斯富孀，他的大施主；兩人從未見過面）的信里，柴可夫斯基詳細描述了這個比喻，以種子的成長到結實來類比自己的作曲過程。“種子的出現是最艱難的，總是冥思苦想而不可得。而種子的萌動是非常奇妙的事，無法言狀。突然間，心裡砰然而動，一陣狂喜席捲整個心田，我會忘卻一切，簡直為之癲瘋，創意點子一個接一個噴發而至，根本來不及記錄下來。”
在內心蘊育創造力，以走路等方法來放鬆自己的心智，從而觸發創意的萌動，然後聽憑它天然混成，這樣一種“謀定而後動”的創作歷程，在另一位俄羅斯人有更完整的表露。肖斯塔科維奇可能是二十世紀中頁最偉大的作曲家，他的許多不朽巨作，豪放不羈，竟然能在高壓扭曲的專制鐵桶里熔煉鑄就，真教人驚嘆不止。肖氏的的創作過程，是非常獨特的一揮而就，以極快的速率寫出，幾乎沒有停頓地，一天可以完成二、三十頁的樂章。以他妹妹的話，“哥哥坐下來就寫，從來不用鋼琴彈奏，而是直接從腦到手一瀉而成，作品完成之後才在琴上彈出來。”他的同行也發覺，平時從不見肖斯塔科維奇在乾活，臨到有大製作要誕生前，他會坐立不安，躁動之際還常會拉人踢球。然後突然間，他安靜下來，接連數天奮筆疾書，驚世的巨作與焉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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