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太陽花學運時代，乃是台灣走向未來新挑戰的開始，台灣的政黨和有志者還需更加努力

南方朔

一九六○年代是歐美學生青年運動沛然而興的年代。後來的學者在進行反思時，認為當一個社會的「社會內容」，超過了「社會文法」所能負荷的程度，不滿就會形成，顛覆掉舊的程序和執行舊秩序的人。因此學運和青運，乃是一個社會創新的開始。

現在「太陽花學運」已滿週年，也到了人們思考學運的時候。學運顛覆了什麼？宣示出了什麼是創新的方向？這都是人們在構思「後太陽花學運」的政經社會重要的課題。

「九二共識」應全部丟棄

過去的台灣，基本上是個被「過去」牽著走的社會，而不是一個「走向未來型」的社會，無論國家的集體認同、各種權力體的運作規範，甚至人民的權利義務關係，都被「過去」所制約。它累積成了一個保守專擅的威權體制。極少數擁有權力的官僚，根據他們褊狹的思維，就想宰制整個社會。馬政府違背台灣人民核心利益的兩岸政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服貿協議，並企圖靠著它的粗暴權力硬闖過關，於是引爆了學運以及對學運的鎮壓。由這個過程，其實已勾勒出了幾個未來台灣最重要的課題：

（一）就台灣內部而言，由於台灣社會內容的改變，一種共識型的溝通民主已必須形成，黨政官僚為本位的紀律式民主已必須揚棄。

（二）對台灣外部而言，集體的認同乃是自然形成的，而今天台灣的新認同業已出現，已必須根據新認同來形成國家方略和對外關係，以及台灣發展的路線圖。我即認為，兩岸關係必須全部重來，要重新建立一種「不必共識的平等對話關係」，國民黨和馬政府自以為得意，其實是自欺欺人、作繭自縛，使台灣自墜陷阱的所謂「九二共識」，應全部丟棄。在國際社會上，並沒有「共識」這種東西，只有尊重、平等，對話才是最根本的前提。台灣不論任何政黨或團體，都有必要堅持這個真正的底線，並向北京表示，中國也應建立基本的行為規範。

（三）未來台灣的領導階層，已需根據新認同，形成台灣新的核心利益和核心價值，制定新的國家方略，改變國民黨和馬政府依賴中國的心態和方向。

而上述三個「後太陽花學運」的大問題，都是極為艱難的問題。台灣內部是否能形成這些「台灣共識」，仍需大家付出極大的努力。於是我就想要一談西方在六○年代後出現的階段性癱瘓現象。

既有權威易受傷害性擴大

西方在六○年代學運後，學運也催動出社群的公民運動。於是西方進入了人人有話就說、有不滿就嚷的階段。於是美國和英國的政治遂出現階段性的無能癱瘓。地方和中央政府因為群眾運動太多，任何事都有人反對嗆聲，於是為了少被罵，大家遂養成了一種少惹事的心態。遇到問題不立刻做決定，讓社會自己去吵成一團，等到吵出一個結果後，才順勢而行。英美學術界在一九七○年代，對這種政府的癱瘓研究甚多，並因而成為好幾個學派。這顯示出學運和青運會打鬆一個社會的結構，除非運動後能快速的沉澱出正面的社會力量，否則都會不利於權威和新秩序的形成。就以最近的慈濟風波和民進黨的發言人風波，都對慈濟和民進黨造成極大傷害，即顯示在後太陽花學運時代，人民的期望增加，批判力道加強，既有權威的易受傷害性也告擴大，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只要出了一點重大紕漏，必定會受到人民以高標準來檢視和批判。既有權威的易受傷害乃是後學運時代必然的趨勢。
新興勢力整合難度高

因此，在這個後學運時刻，其實乃是個競爭更嚴苛的時代。有志於在未來扮演領導或主導角色的，一定要本於未來性的思維，替台灣的未來作出開創。而我並不敢對國民黨抱有期望。國民黨自從去年敗選後，如果它是個有反省力的政黨，那就是它脫胎換骨、尋找新生的機會。但至今為止，沒有任何跡象看出它有這種企圖。它只是構想要伺機反撲，卻未對未來的台灣走向作出任何規劃，國民黨不去想未來，它當然不可能贏得現在！

毫無疑問的，民進黨現在是走在順風的時刻，但民進黨的努力顯然仍不夠：

—目前的台灣，各種新興的青年及公民運動團體興起，理論上，這些新興勢力乃是民進黨的「彩虹聯盟」夥伴。但根據外國的經驗，「彩虹聯盟」的互利共生，卻是高難度的整合與互動，否則就反而互害，而至今人們仍看不到這種整合。

—將來到了愈接近二○一六選舉，民進黨的挑戰必紛至沓來，甚至還會總爆發。許多問題的挑戰動能，必須讓它逐次預先發散掉。逐漸的發散，也有利於把一些問題說清楚講明白。如果將來總爆發，許多問題反而糾纏不清。因此民進黨理應有自己談論問題的日程表，將各種挑戰逐漸發散。這方面的努力人們仍未看到。

後太陽花學運時代，乃是台灣走向未來新挑戰的開始，台灣的政黨和有志者還需更加努力！

（作者南方朔，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