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今年30歲的陳括曾擁有很多中國人都夢寐以求的一些東西：一套屬於自己的單元房和一份跨國公司的高薪工作。但10月中旬的一個午夜，她卻登機飛往澳大利亞，去那裡開始前途未卜的新生活。
就像每年離開的數十萬中國人一樣，驅使她離開的是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在國外會過得更好。儘管中國最近幾年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她還是嚮往澳大利亞，因為那裡可以提供更健康的環境和完善的社會服務，還可以提供在一個保障宗教自由的國度建立新家的自由。
對中國移民來說，美國是一個受歡迎的目的地。
“中國太壓抑了——有時候，我一周要在上班的那家審計公司工作128個小時，”離開前幾個小時，陳括在她北京的房子里說。“而且，在國外養育信仰基督教的孩子會更容易一點。澳大利亞更自由一些。”
中國共產黨正在為11月初的領導人大換屆做準備，與此同時，像陳括這樣擁有專業技能的人才正在以創紀錄的速度流失。最新完整數據顯示，2010年有50.8萬中國人離開中國，去了34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員國，人數比2000年增長了45%。
單個國家的記錄顯示這個趨勢還在繼續。2011年，美國接收了8.7萬來自中國的永久居民，一年前的數字則是7萬。中國移民使得從曼哈頓中城到地中海島國塞浦路斯的一系列大相徑庭的地方房價攀升。曼哈頓的一些房地產中介正在學習普通話，而塞浦路斯則提供獲取歐盟護照的途徑。
很少有中國移民把政治作為離開的理由，這樣的沉默卻凸顯了他們的許多擔憂。他們說不計任何代價搞發展的戰略已經毀掉了環境，墮落的社會和道德體系也讓中國變得比他們小時候還要讓人感到冷漠。總之，他們有一種這樣的情緒：儘管中國在最近幾十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它的政治和社會走向仍然很不明確。
“中國的中產階級對未來，特別是子女的未來沒有安全感，”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研究中國移民的副教授曹聰稱。“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環境不穩定。”
看起來，大多數移民都只是把外國護照當做應對最壞情況的一種保險，並不想徹底拋棄中國。
上海一家工程公司的經理在匿名的條件下稱，他今年早些時候在紐約市的一個房地產項目上投了資，希望最終能拿到綠卡。他還是一個言辭犀利的時事評論博主。他說，當地公安人員找他談過話，致使他獲取美國護照的願望變得更加迫切。
“綠卡是一種安全感，”這位經理稱，“這裡的體制不穩定，你都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我倒想看看，下面幾年這裡會變成什麼樣。”
政治動蕩也加重了這種情緒。今年初，共產黨高官薄熙來的醜聞曝光，震驚了全國。根據官方報道，他的轄區竟然充斥着謀殺、拷打以及腐敗活動。
“哪怕是在最高層，哪怕到了薄熙來的級別，仍然有很多不穩定因素和風險，”奧爾巴尼大學(University at Albany)移民問題專家梁在稱。“人們不知道兩三年後會發生什麼。”
不安全的感覺也影響到了那些經濟情況相對較差的中國人。根據中國商務部數據，去年年底有80萬中國人在國外工作，1990年的數字則只有6萬。很多人都在做小生意——開的士、捕魚或者種地——還擔心自己這個階層錯過了中國的30年繁榮期。儘管在此期間，中國有上億人脫離了貧窮的生活，中國仍然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而經濟也越來越被大公司主導，這些大公司很多都是國有企業。
“這種潮流的動因是害怕在中國成為輸家，”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人口學家項彪稱。“出國已經成了一種或許能帶來一些機會的賭博。”
在海濱城市溫州經營一家餐館的張林（音譯）便是這樣一個憂心忡忡的人。他所在的大家庭里的農民和生意人把錢湊在一起，送他兒子去加拿大的溫哥華讀高中。家裡人希望他能進入一所加拿大的大學，將來的某個時候能獲得永久居留權，說不定還能讓他們家所有人都移民過去。“這就像一把椅子，椅子腿不止一條，”張林說。“我們希望在加拿大安放一條腿，以防這兒的這條腿折了。”
如今，移居國外的形勢已不同於過去幾十年。上世紀80年代，學生開始出國，其中許多都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留在了西方國家，因為那些國家主動為他們提供居留權。上世紀90年代，沒錢的中國移民付錢讓“蛇頭”把自己帶到西方去。他們有時會搭乘貨船，比如1993年在紐約市擱淺的“金色冒險號”(Golden Venture)。這一現象當時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如今，多年的繁榮意味着數百萬人具備了合法移民出國的途徑，要麼通過投資項目，要麼通過送子女出國留學，寄希望於獲得一個長遠的立足點。
北京一家傳媒公司的秘書王瑞金（音譯）表示，自己和丈夫正在勸說23歲的女兒申請新西蘭的研究生院，希望女兒能留在那裡，為家裡人打開出國的大門。她說，自己和丈夫都覺得女兒拿不到獎學金，因此家裡人正在借錢，就像是做長期投資。
“我們感覺，中國不適合像我們這樣的人，”她說。“想在這裡取得成功的話，你要麼得墮落，要麼就得有關係。我們更喜歡過穩定的生活。”
這個話題已經在官方媒體上得到了廣泛的討論，這或許表明了政府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方竹蘭在半官方雜誌《人民論壇》上撰文說許多人是在“用腳投票”，還把大規模移民出國現象稱為“民營企業家們對自身權利在現有體制框架內的保護和實現程度的消極評價”。
這股潮流並不完全是單向的。鑒於西方各經濟體趨於停滯，就業機會受到限制，2011年歸國的學生人數較前一年增加了40%。政府也設立了一些高調的項目，通過暫時提供各種額外待遇和特權來吸引中國科學家和學者回國。然而，諾丁漢大學的曹聰教授表示，這些項目取得的成果並沒有宣傳的那麼大。
他說，“歸國人員都能想到，五年之後，他們也將變成普普通通的中國人，處境和那些已經在國內的同事一樣糟。這就意味着，很少有人會被吸引回來長期居留。”
許多移民問題專家表示，這些數字和其他一些國家過去的經歷是一致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和韓國都有過人口大量流向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經歷，儘管當時它們的經濟正在起飛。財富和更好的教育讓人們有了更多移民出國的機會，那時的許多台灣人和韓國人之所以出國，部分是因為擔心受到政治打壓，就和現在的中國人一樣。
儘管那些國家最終都走向了繁榮，迎來了開放社會，但許多中國人面臨的問題卻是，幕後選定的以習近平為首的下一屆領導班子派系林立，是否能夠帶領中國進入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新階段。
“我在這裡很興奮，但又對未來的發展感到很迷惑，”去年從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獲得碩士學位的彭磊說。如今，他在北京經營着一家名為Ivy Magna的諮詢公司。眼下他雖然留在中國，但卻表示，在他的100位客戶中，很多人要麼擁有外國護照，要麼就希望擁有外國護照。大部分人都擁有或管理着中小型企業，這樣的企業受到了偏向國有企業的政策的擠壓。
“有時候，你自己的財產和公司狀況也會變得非常複雜，”彭磊說。“有些人可能會希望生活在更透明、更民主的社會裡。”
IAN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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