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的革命

華爾街日報
Francis Fukuyama

在過去的10年中，新興市場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其中土耳其和巴西被公認為是經濟高速發展國家中的翹楚。然而，在過去的三個月中，這兩個國家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人們借此宣泄了對政府表現的不滿。究竟發生了什麼？會不會有更多的國家遭遇類似的動盪呢？

土耳其和巴西最近發生的示威遊行，以及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和中國發生的一系列抗議，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新一代中產階級的全球性崛起。現代中產階級自出現以來就常常掀起政治巨浪。就以往的歷史來看，中產階級很少能夠依靠本階層的力量，帶來持久的政治變革。最近發生在伊斯坦布爾和裡約熱內盧大街小巷上的遊行，也不會是一個例外。

同之前的突尼斯和埃及一樣，發生在土耳其和巴西的政治抗議已經不是由貧困階級領導了，取而代之的是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都高於平均程度的年輕一代。他們精通技術，使用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體去傳播信息，並組織示威遊行。雖然他們居住的國家定期舉行民主選舉，這群年輕人還是覺得自己和執政的精英階層十分疏遠。
就土耳其而言，他們反對土耳其總理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不惜一切成本的發展政策和獨裁方式。而在巴西，他們反對的是統治階層根深蒂固的腐敗，以及無法向公眾提供諸如健康和教育等基本服務、反而熱衷於舉辦世界杯和裡約奧運會等浮夸項目以展示其執政魅力的行為。巴西總統羅塞夫(Dilma Rousseff)曾是一名左翼活動家，也是激進派巴西工人黨(Brazilian Workers Party)的領導人。20世紀70年代，羅塞芙曾受當時軍政府的迫害而入獄。如今她的當選仍然無法滿足當下的中產階級。特別是隨著最近賄選醜聞的揭發，在中產階級眼裡，巴西工人黨本身已經成為了“貪腐系統”的一部分，體現了政府的執政能力不足和反應遲鈍。

業界關於崛起中的“全球中產階級”的討論至少有10年了。2008年，高盛(Goldman Sachs)的一份報告將這個階級定義為年收入在6,000到30,000美元間的人群，並預計到2030年，這個階層的人數會增長約20億。歐盟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在2012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使用了更為廣泛的中產階級定義，並預測該階層人數會由2009年的18億增長到2020年的32億，再增長到2030年的49億（那個時候全球人口預計將達83億）。中產階級增長的主力軍將是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和印度。但全球其他地區也會緊隨這個趨勢，包括非洲。目前，據非洲發展銀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估計，整個非洲已經有超過三億的中產階級人群。

企業對新興中產階級所能帶來的前景垂涎欲滴，因為他們代表了巨大的新興消費人群。經濟學家和商業分析家試圖簡單地通過收入分配來定義中產階級。他們認為：如果收入處於他們所在國家的中等水平，或者其絕對消費值高於賴以維持生計的窮困生活水平，這部分人就可以被定義為中產階級。

但用教育背景、從事職業和資本資產來界定中產階級更為合理，這是因為以上三方面能更好地預測其潛在的政治行為。許多跨國研究，包括皮尤研究中心(Pew)近期的一些調研和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世界價值觀調查項目(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顯示：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們所要求的社會民主度和個人自由度就會越高，人們對生活方式多樣化的追求也會隨受教育水平而提高。中產階級期望的不僅僅是家人的安全，還有更多屬於自己的選擇和機會。那些具有高中或大學教育背景的年輕階層更容易通過科技來了解世界其它地方發生的事情，並與國外類似社會階層的人士連接起來。

擁有耐久性資產（如房子或公寓）的人，從事政治運動會有更大的風險，因為政府有權沒收這些財產。由於中產階級往往是納稅人的主體部分，一個可靠的政府對他們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最重要的是，中產階級的新晉成員更容易被已故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說的“差距”(Gap)所刺激：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使人們的期望值增長，而社會無法充分滿足人們提升的期望值。當窮人們還在為生存而掙紮時，中產階層更可能通過從事政治活動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阿拉伯之春”就是這種動向的最好証明，這場推翻了政權的起義是由成千上萬受過相對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帶領的。過去十幾年，突尼斯和埃及都培養了數量眾多的大學畢業生。然而突尼斯總統宰因•阿比丁•本•阿裡(Zine El Abidine Ben Ali)和埃及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獨裁政府卻奉行著典型的裙帶資本主義，經濟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關系。在任何情況下，這種制度都不能給這兩個國家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也不能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提供就業崗位。其最終結果就只能是一場政治革命。

這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法國大革命、布爾什維克起義和中國革命都是由對當時政局不滿的中產階級人士領導的，雖然主力在後期變成了農民階層、工人階層等勞苦大眾。1848年“人民的春天”運動(Springtime of Peoples)幾乎讓整個歐洲大陸陷入了革命中，這也正是歐洲中產階級在之前的幾10年中快速成長的直接產物。

雖然這些抗議、起義和短暫的革命通常是由新晉的中產階級成員領導，可他們很少能夠憑借本階層引領長期的政治變革。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層通常只是少數，並且內部也常常拉幫結派。除非他們能和社會其他階層形成聯盟，不然其行動很少能引發持久的政治變革。

因此，突尼斯和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上的年輕示威者能夠打倒各自國家的獨裁者，卻不能夠通過組織一個夠資格參與全國選舉的政黨以持續跟進。學生階層尤其不知道怎樣團結農民和工人階級以創造更為廣泛的政治聯盟。相比之下，伊斯蘭政黨──突尼斯的伊斯蘭復興黨(Ennahda)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卻在農村地區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由於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他們已經十分擅長組織那些教育程度較低的追隨者。這就是為何在緊隨獨裁政權倒台後舉行的第一次選舉中，他們取得勝利的原因。

土耳其的抗議者們似乎正面臨著相似的命運。總理埃爾多安在本國的非城鎮地區依然保持著較高的受歡迎度，他還毫不遲疑地調動了自己的正義與發展黨(AKP)成員去對付反對勢力。此外，土耳其的中產階級也分裂嚴重。該國在過去10年中經濟發展顯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個盡責的、具有高度進取精神的新的中產階級群體所推動的，這個群體一直大力支持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

這個社會群體工作努力，注重節儉。它所具備的許多品德和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近代歐洲基督教清教徒的品德一致（韋伯認為基督教清教徒的品德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相比之下，在土耳其城市裡面的示威者們卻更加世俗化，更崇尚歐美同齡人的現代主義價值觀。他們不僅僅遭受著具有獨裁本能的總理的強硬鎮壓，還面臨著如何團結其他階層的困難。正是因為缺乏同其他階層的聯系，俄羅斯、烏克蘭和其它一些地方類似的運動都失敗了。

巴西的情況則頗為不同，示威者不會面臨羅塞芙總統政府的強硬鎮壓。相反，他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從長遠的角度避免被根深蒂固的腐敗政權逐步侵蝕。身為中產階級並不意味著每個人就會自動擁護民主或者支持廉潔的政府。事實上，巴西的舊中產階級中有很大一部分受雇於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的成功正是依賴於政策的偏袒和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巴西以及泰國和中國等亞洲國家的中產階級，都向獨裁政府拋出過橄欖枝──在情勢顯示這樣是確保其穩定的現狀不被動搖的最佳方法的時候。

巴西近年來的經濟增長催生了一個同原來的中產階層不同、更多地植根於私營企業的中產階級。這個階層為了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可能走上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條道路是，這些少數派企業家們可以構建一個中產階級聯盟，旨在徹底改革巴西的政治體系，消除政客間的腐敗，推行責任制，改變傳統的關系型政治(client-based politics)的遊戲規則。這就好比美國的“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一樣，廣泛的中產階級成功地獲得了各方支援，促成了公務員制度改革(Civil-Service Reform)，並終結了19世紀盛行的政治分贓制 (Patronage System)。另一條道路則是，城市中產階級的精力被一些政治手段消耗殆盡，例如大搞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或被那些精於遊戲規則的政治家們以誘惑的回報給收買分化。

抗議浪潮過後，沒有任何人能保証巴西一定可以走上改革之路。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導者的決策。羅塞芙總統正面臨一個巨大的機遇，她可以順勢推出一個更雄心勃勃的系統性改革計劃。到目前為止，由於所屬政黨和政治聯盟的制約，她對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進舊體制改革一直十分謹慎。不過，正如1881年一位求職失敗者刺殺美國總統詹姆斯•加菲爾德(James A. Garfield)從而引發了美國大規模廉政改革一樣，今天的巴西也可以利用本次示威遊行浪潮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軌道。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迅速發展，經濟產出已經是上世紀70年代的四倍之多。經濟的發展改組了世界各地的“社會甲板”。“新興市場”國家的中產階級數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也更加富有，他們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也擁有更發達的科技。

這對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數億的中產階級已經構成了中國總人口的約三分之一。這個階層的人們通過新浪微博溝通，並逐漸形成了在微博上抱怨或揭露政府和執政黨的傲慢與表裡不一的習慣。他們期望一個更加自由的社會，盡管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在短期內對他們來說並非一定是個必要條件。

隨著中國正努力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中產階級將會在未來10年內受到嚴峻的挑戰。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在過去兩年已經開始放緩，隨著國家經濟的成熟，必將進一步恢復到一個較為溫和的水平。自1978年以來的工業化生產已經無法再推動這個階層的發展。目前，中國每年新增約600至700萬大學畢業生，可他們的就業前景卻比父母那一代的工薪階層更加黯淡。如果說人們迅速增長的期望和令人失望的現實之間可能出現驚人的差距，那麼它一定會出現在未來幾年的中國。這對國家的穩定性有著極大的影響。

來自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的莫伊塞斯•納伊姆(Moises Naim)將其它發展中國家正在崛起的新興中產階級描述為“權力的終結者”。無論是專制政權還是民主政權，中產階級始終站在反對濫用權力的第一線上。他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把示威抗議轉變成持久的政治變革、如何樹立國家組織機構的新風貌以及實施全新的政治決策。在拉丁美洲，就經濟增長速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的有效性而言，智利一直是傑出代表。然而，近年來智利也爆發了諸多由高中生發起的抗議，指責國家公共教育系統的失敗。

新的中產階級不僅是獨裁政權或新興民主國家所面臨的挑戰。已經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國家也不應該認為：只要擁有選舉權和在民意調查中有良好表現的領導人，就可以高枕無憂。精通技術的中產階級將對統治他們的政治家有更高的要求。

美國和歐洲眼下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持續走高，西班牙的年輕人失業率更是達到驚人的50%。在富裕國家，上一代也不得不把累積的債務過繼給下一代。對於伊斯坦布爾和聖保羅街頭上發生的事件，沒有任何一位美國或歐洲的政治家可以袖手旁觀、洋洋得意。如果他們以為“這不可能在我們國家發生”，那就大錯特錯了。

（本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弗裡曼•斯波利國際問題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級研究員，也是《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