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遇上了大麻煩

紐約時報
保羅·克魯格曼

所有的經濟數據都應被視為一類特別無聊的科幻小說，但中國的數據甚至比大多數國家的數據都顯得更不真實。此外，由於中國政府行事隱秘，媒體受控制，國家規模龐大，與任何其他大型經濟體相比，我們更難弄明白中國真實發生的事情。

但現在信號非常明確：中國遇到了大麻煩。我們不是在說發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為根本的問題。中國的整個商業運營方式，以及推動中國經濟30年來迅猛發展的經濟體制，都已經達到了極限。你可以說中國模式即將碰壁，而且是像長城那樣厚的牆壁，目前唯一的問題是這次碰撞會有多嚴重。

儘管數據可能並不可靠，但我們還是得從數據說起。當你將中國與幾乎任何其他經濟體作比較時，除了它的快速增長，馬上想到的便是消費與投資的一邊倒。所有成功的經濟體都將當前收益中的一部分用於投資，而不是消費，以增強未來的消費能力。但中國的投資似乎只是為了未來能投資更多。無可否認，美國將7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用於消費，比例偏高，而中國用於消費的比例只有美國的一半，將近50%的GDP都用於投資。

這怎麼可能呢？是什麼讓消費持續這麼低，中國人如何保持這麼高的投資比例，而不會遇到收益驟減的情況（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遇到）呢？各種答案引來激烈爭論。但對我來說，最有道理的觀點源自經濟學家W·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已久的一個見解。劉易斯認為，處於經濟發展早期階段的國家通常存在一個規模較小的現代化領域，以及一個規模較大的傳統領域，而後者包括大量“剩餘勞動力”——未能充分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他們最多只能為經濟總產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貢獻。

這種剩餘勞動力的存在進而會產生兩個影響。第一，在一段時間裡，這樣的國家能夠在新廠房、建設等項目上投入大量資金，而不出現收益遞減的情況，因為它們能不斷地從農村地區引進新勞動力。第二，這支剩餘勞動後備軍競爭激烈，導致工資維持在較低水平，即便中國越來越富。實際上，中國人消費持續低迷似乎主要是因為，中國家庭從未看到中國經濟增長為他們帶來太多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有政治背景的精英，但大部分收益還是控制在企業手裡，其中很多都是國企。

按照我們的標準，這一切都極不尋常，但這種模式已經推動發展幾十年。但如今，中國已經達到了“劉易斯拐點”(Lewis point)——簡單地說，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正出現短缺。

這應該是件好事。工資上漲，普通中國人終於開始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但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正突然面臨急劇“再平衡”的需求，再平衡已成為當前的一句術語。投資目前正遇到收益驟減的情況，無論政府做什麼，投資都將大幅下滑。消費支出必須大幅提升來取代投資的地位。問題是，消費增加是否夠快，足以避免出現嚴重的經濟滑坡。

越來越明顯，答案看來是否定的。這麼多年來，再平衡的需求一直非常明顯，但中國祇是不斷推遲進行必要的改革，轉而通過促使貨幣貶值，並提供大量低息貸款來提振經濟發展。（有人會提出這個問題，但是這與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的政策幾乎沒有相似之處。）這些措施推遲我們正視問題的那一天，但同時也保證了，那一天終於到來的時候，情況會愈加艱難。現在，這一天終於到了。

這跟其他國家有多大關係？市場價值對於全球經濟前景來說至關重要，根據市場價值來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僅比日本的略大，大約是美國及歐盟經濟規模的一半大。因此，中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但不算很大。在平常時期，對於中國遇到的麻煩，世界或許無須太過緊張。

遺憾的是，現在不是平常時期：中國達到了劉易斯​​拐點，與此同時，西方經濟體正經歷它們的“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也就是放債過多的私人借貸機構全都試圖在同一時間追回貸款，此類行為會導致經濟整體衰退。中國的新麻煩是其他國家最不願意見到的。

毫無疑問，很多讀者感到在坐過山車。就在前幾天，我們還在畏懼中國人。而現在，我們卻替他們擔心。但我們的情況也沒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