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經濟學，走走看

英國 金融時報 徐瑾

從中文世界到英文世界，李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這一次終於實現了出口轉內銷。

安倍經濟學（Abenomics）大熱之際，我查閱中就發現英文世界尚無李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這一說法（直到此刻word軟件仍顯示拼寫錯誤），但當時在中文世界已算得上鋪天蓋地，據說最早源自《南方周末》今年三月的報道。

正值總理百日新政之際，這個由巴克萊銀行創造出來的英文新單詞備受中國熱議，那麽Likonomics如何界定？巴克萊的報告認為存在三大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桿化、結構性改革。

首先，從不出台刺激政策來看，官方顯然承受了不小壓力。目前中國經濟明顯處於下行趨勢，官方6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50.1%，略高於50的榮枯平衡線，創出八個月新低，且一些重要子項目數據表現堪憂。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難以保持8%增長已成為業界共識，未來十年潛在增長率區間可能是5%到6%區間甚至更低。這一數字今天看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但是確是趕超國家的常態，從高速增長減速更符合經濟學的重力法則，曾經如日中天的日本經濟也曾經歷這一階段，先減速到5%，然後是不足1%。
不刺激確實是李克強新政的亮點之一，近期他再度喊話“激活財政存量資金”，或也暗示對大手筆刺激的謹慎，具體措施仍舊有待觀察。中共十八大之前，不少觀察家預料新一屆政府上臺後會迅速出台刺激作為“政策禮包”。這一期待後來逐步落空，無論時間點還是經濟效果上，顯然新一屆政府需要和以往政策有所切割，不太可能很快出手大規模的刺激計劃。

另一方面，刺激政策就一定是負面的麽？未必。大規模上馬各類投資項目本質上擴張了政府對經濟生活的介入與乾預，顯然會導致投資增加、信貸擴張、通脹膨脹等惡果。但是，除了這一類賦權式刺激政策之外，還有另一類刺激政策，即大規模減稅、加大社會保障投資等，可以稱之為放權式刺激政策。

從歷史來看，中國政府對於前一類刺激政策運用頻繁，駕輕就熟，後一類政策卻往往無人青睞，甚少有機會得以實施，即使經濟學家普遍相信後一類政策對經濟增長具有更大的正面效果。中國現在以及未來仍舊需要後一類刺激，目前難以斷言後一類刺激政策應退出政策武器庫。

其次，去杠桿也是最近熱門詞匯，這也源自李克強對於“要通過激活貨幣信貸存量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等看法的衍生。如果說不刺激更多表現為財政政策領域，而去杠桿則更多體現在貨幣政策之上，近期“錢荒”可謂其中典型代表。

流動性泛濫之下，“錢荒”事變則令人深思，看似悖論中的合理性何在？中國經濟杠桿過高，未來存在進一步的產能過剩弊端。官方希望主動去杠桿無不道理，但是這一現狀與中國投融資體系的固有症結難脫關系，希望並非總能對接現實。

在利率、行業準入尚未放開的情況之下，一方面是大量存款缺乏投資渠道不得不以低廉的成本進入銀行，另一方面則是民間投資缺乏對應的資金渠道，導致地下金融橫行。如此資金的雙軌制必然導致巨大的套利動機，眾人口誅筆伐影子銀行系統不過是“銀行的影子”罷了。也正因此，去杠桿的方向正確，但是這一目標能否實現還是未定之數，但至少難以通過一廂情願地擠壓銀行間市場可以獲得。

最後來看結構性改革，這也是不出台刺激與去杠桿的疊加之後必然指向。李克強去年年末呼籲“改革還是最大的紅利”，為他贏得不少加分。回顧中國三十年經濟增長，改革可謂核心動力，其效應超過人口紅利、加入WTO等因素。問題在於，當改革由淺水區步入深水區之後，也意味著容易的路都走完了，留給中國的時間卻又倍加緊急。改革可謂民間近年最大的呼聲，這或許反襯出改革的動力不足、阻力過大。

從“不刺激、去杠桿、結構性改革”三方面來看，解決方案難言定型，那麽我們在談論李克強經濟學的時候，到底是在談論什麽呢？評議李克強經濟學，是以當下的方向作為標準，還是以日後的結果作為考核？

回顧里根經濟學、撒切爾經濟學等等詞匯來說，一國元首或政府首腦命名的經濟學，不僅在於其名字與位置，更在於其對應的經濟政策——從這個意義來說，日後審視現代中國經濟史，朱鎔基經濟學少不了有一席之地，而李克強經濟學尚在建構之中。

的確，從李克強對於經濟形勢的諸多判斷而言，他對於中國經濟產能過剩、行政管制過多、財政金融領域風險隱憂巨大等因素有清晰認識。歷史總是殘忍而公正的，最終能讓李克強經濟學得到定義和承認的標桿，並非來自問題診斷，而是其施政成果。

如何在錯綜復雜的局面中，設計出可以被當前政治權力格局容納、被社會大眾認可、令各方激勵兼容的改革方案，難度巨大。這一方案至少要回答如下問題：如何使用放權式刺激政策維護基本增速？如何解決金融市場雙軌制問題？如何以市場化手段化解過剩產能？如何約束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只有當這樣的具體方案出台的時候，李克強經濟學才真正成型。

政策出台慢一點，也意味著給改革多一點空間，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美國經濟學伽巴裡•諾頓長期關註中國經濟轉型，他曾經有一個判斷：他認為中國政策執行者往往更為看重決斷力（decisiveness）而不是可信性（credibility）。我認為這一判斷很敏銳，在市場經濟的草根時代，決斷力或許更為有力，隨著中國步入一個重構規則的時代，那麽可信度的重要性也就隨之上升。一個有可信度的政策制定者，才能在博弈之中贏得更多支持，往往也能夠更好地維持市場的規則。

迄今為止，各界對這位法學背景的經濟學博士期望不低，高期待更需要落地，與其驟然出台影響重大的錯誤決策，徐圖正確的改革方案更為合理。盡管被視為一位平民總理，但中國民眾對於李克強的個性仍缺乏深入瞭解，FT中文網採訪李克強的大學同班同學時，他曾透露了一個細節：“你看這些大學時的老照片。李克強拍集體照，幾乎總是喜歡站在後面，或者站在最邊上。他平時沉默，從不張揚，有學習上的問題問他，他有問必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