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IA LOVELL
要在西方找到一個與魯迅（1881-1936）完全對等的人物並非易事。他是中國的狄更斯，因他以尖銳的筆觸無情地抨擊了他生活過的那個時代；他又是中國的喬伊斯，因他改革了文學作品的語言與形式。他常撰寫政治評論、倡導自然朴實的白話文體，因此亦可以說是中國的奧威爾。作為一名在人生的最後歲月中成為“左翼”文學領袖人物、在死後作品又被共產黨領導層所禁的作家，他又與高爾基有些許相似之處。
Getty Images
20世紀30年代，香港的街頭圖書館，人們交了錢就地看起書來。
魯迅在中國大陸的崇高文學聲望主要源自他的諷刺小說，他在人生最後二十年中撰寫的散文詩和評論文章也功不可沒。其發表於1918年的第一篇白話文短篇小說《狂人日記》為超現實主義風格，將中國文化描繪為“吃人”的文化。該篇小說打破舊習的主題將魯迅推到了1919年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位置。他在1918年和1925年間創作的兩部小說集《吶喊》和《彷徨》備受讚譽，描繪了陷入精神危機的中國──她落後、貧窮又自大。
在《孔乙己》這篇小說中，一群經常在小酒館飲酒的粗野村夫以羞辱孔乙己這個潦倒漢為樂，在發現他的雙腿被當地舉人打斷後更是爆發出狂笑。《明天》和《藥》則講述了孩子因迷信而喪命的故事。在《明天》這篇小說中，一個染上傷寒的三歲孩子被一名受人尊敬的中醫診斷為“中焦塞著”。在《藥》中，一個患肺結核的男孩被家人喂了一種據傳很神奇的藥方──浸了被處決的革命黨鮮血的饅頭。魯迅最知名的小說《阿Q正傳》再現了愚昧的中國普通百姓，以諷刺手法記述了主人公阿Q的各種愚昧行為，而其竟愚蠢到不知自己將被處決。在“阿Q”這個詞被創造出來的數年間，它成為漢語中指代所有讓人厭惡的國民性──好面子、迷戀權勢以及畏強凌弱──的統稱。
在當今的中國，“魯學”讓一大批研究者和出版社忙前忙後。他還是被用以評判其他作家的標桿，無論這麼做有多不恰當。知名青年作家兼賽車手韓寒在2006年開設其人氣超高的諷刺性博客後，有評論人士將其譽為“當代魯迅”。
目前英語世界尚未有出版商委托他人編寫一部魯迅應得的全面綜合的傳記。黃樂嫣(Gloria Davies)密集而細致的研究作品《魯迅的革命》(Lu Xun's Revolution)對最早讓魯迅聲名鵲起的短篇小說一筆帶過，集中關注了他對上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革命動盪局勢的反應。因此，黃樂嫣並未全面展示這位作家引人注目的一生，但她確實闡述了魯迅在其最具爭議的人生最後十年中的內心掙紮，特別是描繪了他在伴隨其成長過程的上層文化傳統與其向往的激進的現代平等主義之間的彷徨。
魯迅出生於19世紀末分崩離析的清王朝末期，其祖父是北京一名高級文職官員。他在童年時期接受的是中國儒家經典的舊式教育，在十幾歲的時候，其家道中落，從富貴人家陷入貧窮和羞辱。他的祖父因試圖賄賂科舉主考官而鋃鐺入獄，父親則因酗酒和抽鴉片的惡習毀掉了健康（及家族財富）。
1899年，魯迅成為眾多胸懷大志中國青年中的一員，他們拋棄了會將中國引入政治災難的舊習。魯迅獲得了赴日本學醫的獎學金，當時中國的激進分子都不情願地欽佩這個將自己改造為一個現代化帝國的國家。他回憶道：“我在腦中勾畫了一個美好的未來，預備在畢業後回到祖國，救治病人的疾苦...同時又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後來，在1906年的某一天，一名日本教員在課堂快結束時給全班放映了一組幻燈片，其中一張描繪了1904至1905年間日俄戰爭（戰爭的一部分在中國領土上展開）某場景的幻燈片。它顯示了一群中國人正神情麻木地圍觀一位被日軍視作俄國間諜的同胞被砍頭的景象。後來魯迅寫道：
“他們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們的第一要務，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
在這次徹底轉變後不久，魯迅放棄學醫，轉而開始寫作生涯，以期醫治中國的精神頑疾。然而，直到十余年之後，在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時，他才得以讓人們聽到他的聲音、被讀者所認識。
在初版之時，魯迅的小說在語言和內容上均是反傳統的。在1910年代以前，滿懷抱負的文人滿篇引經據典、專注於以晦澀古文作詩，白話小說則被人嗤之以鼻。魯迅的看法則不同，在他看來，中國舊王朝的尚古主義是一種壓制未受教育的大多數百姓的手段。他的短篇小說以西化語言寫成，表明小說也可以服務於深刻嚴肅的目的。
黃樂嫣詳細描述了魯迅在20年代後半段的經歷，當時右翼的國民黨對共產黨員和疑似共產黨員展開清洗。許多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因而轉向左翼，簡單化地聲稱文學就是“革命暴力的工具”，對此魯迅則不是那麼確定。他對那些重生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文學家的自大大加嘲諷，指責他們鑽進革命咖啡店裝模作樣：“...（每個人）面前是一大杯熱氣蒸騰的無產階級咖啡，遠處是許許多多齷齪的農工大眾”。另一方面，魯迅對那些抗議說文學應當脫離政治的作家也毫不留情，抨擊他們是支持乏味枯燥的人文主義。
最終，魯迅在1930年成為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聯盟名義上的旗幟人物，站在了共產黨文化組織的一邊。不過，我們還是能在他那些精英做派的罵文中察覺到他對社會主義審美趣味的質疑，這些文章也在30年代初期激化了左翼文學界的派別紛爭。他說上海的革命作家是一幫一無是處的廢物。（他對整個政界的文人全部一視同仁，比如他罵與右翼有關聯的文人是“叭兒狗”，某些兇狠的左翼文人則是“賴皮狗”。）
魯迅在整個晚年一直住在上海都市化並享有特權的外國租界中：享受天倫之樂，逛逛自己最喜歡的書店，舉辦晚宴或者是看看《人猿泰山》(Tarzan)的電影。1927年，他承認與參加革命相比，他倒寧願“靜靜地坐下，調給一杯罐頭牛奶喝”。在1936年因結核病去世前，他正身陷於和一群左翼陣營的官員特別是文人政客周揚的論戰中，後者在1949年後成為了毛澤東在文化事務上的幫兇。
就在魯迅因結核病平靜地去世後不久，他就被毛澤東奉為無產階級公僕的典型代表。確實，魯迅是一個上佳的門面人物：這位20世紀初期首屈一指的諷刺作家壽命不長，因此還來不及對毛澤東描繪的美好新世界說出任何令人惱怒的話。由於毛澤東稱讚他有共產主義精神，與其相關的產業也在中國大陸興起，比如他的紀念館、半身石膏像、衍生作品、雜志和改編的電視劇等，甚至還有將其捧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音樂劇。黃樂嫣做了一項令人敬佩的工作，那就是她復原了毛澤東竭力想抹去的魯迅在文學、心理和政治上的復雜性。她筆下的魯迅絕非只是一個憤慨好辯之人，還是一個卓越的散文詩人，借助中國白話文“營造出一種動盪不安之美”。
在後來數十年間，毛澤東借魯迅與他人的恩怨為他自己對知識界的肅清做佐証。魯迅的言語在死後被人歪曲，若將錯誤歸咎於魯迅，則有失公允。然而，這位作家與他人的文學交鋒和毛澤東日後對暴力的辯護存在某種令人不安的關聯，這個關系似乎被黃樂嫣淡化處理了。但是，它是對魯迅作為作家和思想家的重要地位的印証。有多種方法去解讀他給中國文學留下的遺產。總之，在《魯迅的革命》一書中，黃樂嫣對這位作家的晚年生活及其文學新生命開端的敘述算得上引人入勝。
本文作者藍詩玲(Julia Lovell)為《鴉片戰爭：毒品、夢想和現代中國的涅盤》(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一書的作者，也是企鵝出版社(Penguin)版《阿Q的真實故事及其他中國故事》(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的譯者。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