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喚回政治

台灣的天空，正籠罩著一股沉重的沮喪氣息。舊有的權貴勢力重新復辟，原有的改革力量開始沉淪，腐蝕了台灣的核心價值，也消磨了人民的信心勇氣。面對目前這個已經糟糕透頂的時局，大家似乎都看不到方向，也不知道如何期待未來，感覺做什麼都沒有用，再努力也無法脫困，開始逐漸陷入一種集體的絕望，彷彿一群被困囚的俘虜，呼吸著含氧量不斷下降的空氣，愈來愈沒力氣，準備選擇放棄。

台灣人民奮力衝撞戒嚴體制所贏得的民主，不僅已稀薄化成四年一次的選舉，甚至連選舉制度本身也已在金權政治的遊戲中走向腐敗，淪為爛蘋果的競賽。當沒有黨產的資助、沒有派系的奧援，投身民主選舉只是以卵擊石的愚蠢行為時，就已註定在黨產、派系支持下所出線的代議士，將是政黨的投票部隊、派系利益的捍衛者，不會是普羅大眾的代言人。無論何黨何派當政，隱身其後的跨國資本、兩岸財團、甚至黑金混合體，永遠都是最大的贏家，也才是真正的治國者。

台灣病了

當在法治上擔負究責角色的主體，也以刻意的失能換取權力的青睞時，則不僅讓自己淪為配合濫權者玩弄制度的小丑，更使掌控權力的人重則更加肆無忌憚、輕則繼續漫不經心，唯一沒變的結果是，民眾永遠是無辜的受害者。於是乎，我們的孩子喝完了三聚氰胺的毒牛奶，換我們自己飲用含塑化劑的飲料，最終發現原來全家人每天都一起吃著用假油烹煮的晚餐後，馬英九的好兄弟還是可以穩坐衛福部部長的大位，不必負責。我們也因此才知道，原來行政院高官一直是用著原裝進口的橄欖油，從來不必憂慮油品安全的問題；而無良的資本家依舊從自銀行貸款九成九所購買的帝寶大廈高樓，舒適地遠眺台北的星空。

當無能犯錯的掌權者，沒有被追究應該承擔的責任，竟在廟堂上依然笑語盈盈，台灣的民主政治病了。

當全民共同努力的經濟果實，大半都落入了極少數權貴大資本家的海外帳戶，台灣的社會正義也病了。

掙脫集體絕望的出路

當國家主要的財稅收入，竟多是由普通受薪階層承擔，而金字塔尖端的一小撮人，儘管由社會攫取了大半的財富，卻僅繳納不成比例的低賦稅，我們見識了，政治權力與金錢勢力如何聯手為惡，剝削人民。

面對這個邪惡的權力結構，我們發出怒吼，聲嘶力竭，卻宛如狗吠火車；我們到處衝撞，遍體鱗傷，卻要不回公理正義。

權貴染指八方，反抗者四處救火，無日無夜，兵疲馬困。很多人心灰意冷，從對政客的失望，轉而成對政治的絕望。避免談論政治、也不想理會公共事務，開始躲進自己的小天地，尋找自己可以掌握的小確幸。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放棄的朋友，也不免懷疑地問天問地問自己，我們還有機會突圍嗎？出路到底在哪裡？

其實，只要靜下心來，仔細想想，就不難明瞭。

沒有覺醒的公民，只是被政客綁架的俘虜，不會是國家真正的主人；沒有組織的怒吼，就會被當成一時的宣洩，不會是改變現狀的解藥；而沒有持續的集結，也會被視為短暫的騷亂，更不會是突破桎梏的力量。問題的根源既然在政治，要真正解決問題，不僅不能迴避政治，當然更要積極參與政治，才能創造足以翻轉現狀的關鍵力量，也才是足以掙脫集體絕望的出路。

政治本是眾人之事，民主也原應是由人民作主。專業可以是政治更能回應人民需求的條件，但絕不應是政治由少數寡頭壟斷的藉口。政黨可以是提升民主制度運作效能的媒介，但不必、也絕不應成為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唯一管道。由公民重新喚回政治的真諦，並不是要每個公民自我標示藍營、綠營的符碼，而是要解放政治，將政治從財團與職業政客的手中贖回，還給人民，讓公民社會蘊含的能量得以有效轉化為政治決策的力量。

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打破已陷病態的政治結構，讓權力真正對人民負責，而非為財團資本服務。也只有當公民積極地參與政治，從關心身旁的公共事務做起，進而要求建立陽光透明的政治決策機制，讓自己從一個旁觀者及被支配者，提升轉化成一個政治參與者，我們才有可能阻斷少數權貴對國家資源的掠奪，也才有可能讓民主政治回歸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的本質，讓公平正義的花朵能真正在台灣的土地上綻放。

黃國昌／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