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天助
這些年來， 臺灣的高等教育政策、大學的知識生產與教育的本質功能，正在經歷了一場劇烈的變革， 不但嚴重衝擊大學教育的理念與價值， 也將形成未來大學教育的重大隱憂。其中， 由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國家機器兩股勢力的矛盾交揉、彼此掩護下，造成教育市場化（marketizaion）、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產業化（industrialization）與技術化（ technicalization），成為當前高教界普遍憂心的問題所在。因為它很容易腐蝕，進而崩解大學教育的根本精神與內在價值，讓台灣高等教育陷入市場的追逐，也讓大學淪為配合企業利益的應聲蟲。
在經濟發展優先的前提下，如今，企業變成國家的寵兒， 他們挾著提升競爭力的脅求，高聲要求政府機關為其服務，否則就恫嚇要撤出台灣市場。為了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與企業需求， 產業化與技術化變成當前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
雖然，教育產業化與技術化在某種程度下對國家經濟提供正面的助益，但它也改變了知識的本質和價值。根據法國哲學家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論點， 知識的衡量從真實性（it is true）和確實性（it is just）， 轉移到它是否有效、有用或可銷售， 造成知識的外部化（exteriorization）或疏離（alienation）。當知識忽略倫理或美學， 落入經濟與技術的興趣、效能和生產的支配， 於是透過思辨和解放的宏大敘事知識，將不再具有正統性。
更嚴重的是，教育產業化原意是以大學在知識和技術上的優勢， 來帶動產業的發展。但是， 台灣目前的模式卻是倒過頭來， 由產業老闆以就業的需求來指導大學的發展， 大學教育成為企業發展的跟屁蟲， 所謂人才的培育窄化成就業技能的訓練。
去年底，在一項「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成果展暨工業基礎技術人才培育論壇」中， 不少企業主就質疑許多大學生欠缺實作訓練。某家公司董事長更抱怨「機械系不懂機械設計，電機系不懂馬達」，讓企業老闆覺得大學生不好用，認為這是台灣高等教育失敗，學生基本能力不足，無法配合企業的需求。因此， 大學畢業後無法立即進入職場工作， 最多只能低薪就業。
事實上，一些實用、操作性的技術，只要幾個月或幾個星期的職訓就可達成，不需由大學負責教導。然而， 企業主雖然賺取高額利潤， 但他們並不想多花時間和金錢進行職場訓練， 不斷恐嚇大學生就業能力不足， 要求應該在校進行企業職工訓練，要求大學生隨時準備上工，讓大學成為企業免費的「職前訓練所」。他們要求大學生要會操作馬達， 而非理解發電原理， 他們希望大學生變成機械的工匠，而非大自然世界的探索者。
然而，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見，正在台灣社會蔓延。如果，大學成為企業的「職前訓練所」，我們用訓練「黑手」的方式來教育大學生， 就會讓台灣的大學教育更陷入市場化、技術化與庸俗化的困境，因而很容易排擠與失去更高能力、價值、德性和精神的追求，包括原理探索、思考判斷、宏觀視野， 以及其他更多的公民素養、全人教育的目標，包括禮義廉恥、公平正義。
掀開1828年的《耶魯報告》（The Yale Report of 1828），文中指出：「大學的目的， 不是教導單一的技能，而是提供廣博的通識基礎； 不是造就某一行業專家，而是培養領導群倫的通才。學生從大學所獲得的， 不是零碎知識的供給， 不是職業技術的販售， 而是心靈的刺激與拓展， 見識的廣博與洞察。」大學除了學習實做（ learning to do ）之外，還包括探究生命的價值（ learning to be），更重要的是獲得如何學習的能力（ learning how to learn ） ， 成為終身探索的學習者， 去應變知識爆炸社會的需求。
然而，在當前資本主義市場化、商品化的社會， 人們往往過度重視實用、效率， 以及經濟生產， 造成國家社會普遍要求，大學必須「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積極回應社會需要」、「培養有用的職業技能」。回應於這種來自國家發展、社會需求或家長期待，大學教育愈來愈偏向於開授一些「職前訓練」性質的課程。這種實用主義掛帥的結果， 把大學當成高級職業訓練所。
事實上，雖然不景氣讓全球許多高學歷畢業生成為失業的「失落世代」， 各種聲浪也趁勢鼓吹實用主義技術取向的職能教育。但近期美國企業調查顯示，相較於專業技術， 歐美雇主更重視新鮮人的獨立思考與邏輯特質。報告指出，業界認為新一代員工並不乏專業能力，反倒在溝通技巧與獨立思考上明顯欠缺。一些過往輕思辨而重技職的行業，在面對全球化的複雜變化下，也開始轉往大學尋求具備獨立思考與優秀邏輯訓練的人才。
因應人才的需求，美國各大學院校陸續推動教學改良計畫。2011年開始， 喬治華盛頓大學即納入邏輯訓練於課程評量； 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也針對部分學程調整， 並分散講課的時數， 將學生之間的討論課程增長， 以訓練學生研究邏輯與溝通能力。
反觀台灣，國家的教育政策明顯向短期企業利益靠攏， 以提高就業競爭力為指標，不斷要求學校進行「產學合作」、加強「實作訓練」，甚至由實務界、企業界來領導大學教育， 並且以此做為獎勵補助的評鑑標準。在評鑑的壓力下， 各校不得不以就業優先做為主要的教育理念與目標，讓大學淪為「職業訓練所」，而非知識、文化與精神的堡壘， 更遠離了類似美國哈佛、耶魯、加州理工學院的教育信念，成為「真理」的擁抱者。
【作者任教於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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