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戰爭結束70週年，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最喜歡吹噓的「對日抗戰勝利」70 週年。台海兩岸政府競相擴大舉辦活動，爭奪歷史解釋權。據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舉行就任以來首次閱兵，而中國國民黨政府則砸下近1億元籌辦系列紀念活動，國防部印製「勇士國魂」紀念月曆中文版已經送到外交部，後續還會有3千份英文版，軍方希望透過外交部、駐外館處分送給僑胞與外國人士，以確立中華民國對日抗戰主導權，爭取國際認同與支持。
對於中日戰爭結束70週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也有相關談話，引發外界關注。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羅坤燦接受訪表示，「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歷史問題立場非常清楚，歷史不容遺忘，對歷史議題採取就事論事、恩怨分明態度，希望日本政府正視史實，秉持誠意、客觀、公正態度，反省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歷史，記取教訓，以前瞻思維、負責任態度跟周邊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共同努力促進區域和平與繁榮。」
國民黨政府的動作、國防部的宣傳、羅秘書長的談話，在他們本身的立場而言，想必自認為是在替國家爭國格，用心良苦。但是我們站在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土立場來看，這些動作其實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對台灣不利的。
歷史的解釋，必先確立主體立場是什麼。亦即要問「我們」是誰？我們當然是台灣。以所謂「對日抗戰」的主題而言，台灣的「對日抗戰」與中國的「對日抗戰」是不同的。但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半世紀之間，台灣人確實也有層出不窮的抗日行動，包括1895到1902，以及1907到1915，幾乎年年都有台灣人的武裝抗日行動；1920年代更有蔣渭水等社會精英的非武裝抗日運動；1930年更有由莫那魯道領導的賽德克族的霧社抗日事件，驚動國際。所以，在形態上、時間階段上，台灣人的抗日行動與中國的抗日完全不一樣。
歷史解釋必先確立「我們」是誰，才能真正認識史實，以下例子是最好的說明：有一次歷史學者李筱峰對大學新生做了「台灣史常識測驗」，測驗題目中有一個題目這樣問：「二次大戰期間台灣遭受何國飛機空襲？」竟然有20%學生答「日本」。李教授問他們為何會有此印象，學生回答說「我們不是對日抗戰八年嗎？」，當然這是中國國民黨洗腦下的觀念。原來學生心目中的「我們」不是腳踏實地的台灣，而是對岸的中國。沒有真正的「我們」的認同，得到的歷史知識竟然如此荒唐！
搞不清楚「我們」是誰，就認不清真正的「我們」自己的歷史；反之，透過偏頗、錯亂、「非我們」的歷史，也必然對「我們」的身份認同產生錯亂。
中國國民黨政府砸下大錢要紀念「八年抗戰」，要和中國爭抗戰歷史的解釋權，其實這是外來流亡政權的殖民意識的繼續發酵。即使爭到了解釋權，對台灣並無意義，反而有害。因為這套歷史解釋的背後的「我們」，是以中國為主體，不是以台灣為主體，有助於台灣人對中國的認同，而不利於台灣人民對台灣的自我認同。
我們認為，與其吹噓「八年抗戰」，與其和中共爭抗戰解釋權（其實二戰期間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在對日抗戰都有功勞，何必爭？），倒不如正視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日運動，我們不只「抗戰八年」，應該有「抗戰四十年」吧！了解我們自己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爭，總比聽國共兩黨吹噓「八年抗戰」要有意義。更何況，如果沒有美國的兩顆原子彈，中國會「抗戰勝利」嗎？
再者，對於亞東關係協會的羅秘書長要日本正視歷史，我們也有些感言。要日本正視歷史當然很好，問題是，中國國民黨自己都不正視台灣歷史，要求別人正視歷史，實在滑稽。過去台灣史是長期被中國國民黨政權打壓的。直到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才開始有了較多台灣史的教學。但是馬英九上台後，台灣史又要開始遭受閹割！去年初有關歷史課綱的所謂「微調」即可見其。
我們試以課綱「微調」中強調對日抗戰的部分為例來看。李筱峰教授曾為文（〈李友邦的悲劇與歷史教育—兼論課綱「微調」〉舉例指出：課綱微調其中特別增加「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的內容。一個中學生如果只讀這種「微調」課綱所編撰的歷史課本，對李友邦的認識大概就是「台灣人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一定不可能知道這個「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最後竟被「祖國」槍斃！其實是一個悲劇人物。李教授指出，歷史的理解應該多面且宏觀，歷史教育也該如此。然而，觀察李友邦以悲劇結束的一生，再對照這次教育部的歷史課綱「微調」下的李友邦，僅擷取李友邦赴中國參加抗日行動的經歷來寫，明顯只是「選擇性」的編寫歷史。「台人參與祖國對日抗戰」顯然符合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正確」的需要，因此就特別擷取這個片段寫入課本，但是李友邦最後遭「祖國」處決，則隻字不提。其實這段「為『祖國』賣命，卻遭『祖國』奪命」的歷史，才是台灣人更該記取的歷史教育。
這種選擇性的教材，無助於對歷史的多面理解，不能發揮歷史教育的作用，這是在利用歷史，而不是從歷史得到教育。黑格爾曾挖苦說：「人類從歷史得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此言不是在強調歷史沒有意義，而是在反映人類不懂歷史。不懂歷史即罷，如果為了既有的「內定結論」來利用歷史、操弄歷史，用充滿著神話、偏見、歪曲、斷章取義的教材來「教育」學子，而致產生誤導，那就是「反教育」了。
再者，歷史教材固然不該為了意識形態做選擇性的取捨，然因篇幅有限，不可能毫無選擇，巨細靡遺，因此教材的選擇必不可免。質是，教材選擇除應多元而宏觀之外，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例如事件影響的深淺、規模的大小、遠近的關係等等。萬不可捨影響深者，而取影響淺者；不可捨規模大者，而取規模小者。以李友邦參加中國抗日的「台灣義勇隊」而言，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並無結構性的影響；在台灣史上，也沒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若論規模與時間，這個運作約六年多的「台灣義勇隊」，人數只有原先的42人，後來增加到700多人而已。這樣的時間與規模，如果拿二二八之後在日本、美國、歐洲發展出來的台灣獨立運動的許多組織（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來相比，長期在海外為台灣人發聲時間長達五、六十年，參加人數成千上萬，而且成員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份子﹐幾乎全屬海外留學生知識份子」「全世界根本看不到這種幾乎每人都是碩士和博士的革命團體」。海外台獨運動與組織不僅影響國際政要，也對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發揮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如此天淵之別，如果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必須寫入課本，則台灣獨立運動的諸多組織與團體就更應該大書特書了？然而卻隻字不提。這顯然不合比例原則。
中國國民黨拿歷史當政治宣傳，不敢正視歷史。怎好意思要日本正視歷史？我們希望中國國民黨當局不僅要正視歷史，更應該結束流亡意識，拋開故國情懷，落地生根立足台灣，一起和台灣人正視我們台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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