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
左左右右，在大陸早已失去座標，其實在台港亦然。明明應該代表獨立、激進的左派在大陸往往是保皇黨，而在香港則分為老左和新左，前者被視為「土共」，後者被本土激進右派者稱之為「左膠」（即左傻子）。而台灣亦是複雜，有實際參與農村建設的左派、有參與工人鬥爭的左派、也有不斷在理論上繞圈圈的左派，近些年一些老左派甚至尊崇毛澤東，讚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們被稱為「統左」，支持統一的左派，但我覺得更像是「自願接受統戰的左派」。在台灣，左派源遠流長，這裡要談的，是台灣最早的一輩左派——鍾浩東。
曾經沒有幾個大陸左派知道鍾浩東，儘管他是台灣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並且為共產主義理想死得壯烈；台灣人知道鍾浩東和他的妻子蔣碧雲的存在，也是在他死後40年的1990年代通過侯孝賢導演的兩部電影巨作《悲情城市》和《好男好女》而約略想像他們曾經的生死凜然——電影正是以他們為原型。
鍾浩東（1915年—1950年）是台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最早和最重要的受害者之一，他出身台灣望族、留學日本，曾冒險回大陸抗日，日降後任基隆中學校長時成立中國共產黨「基隆中學支部」，繼而改組為「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基隆市工作委員會」，發行地下刊物《光明報》與成立讀書會來擴大影響。1949年該組織被台灣國民政府查獲，相關人士陸續被捕。8月27日前後鍾浩東被捕，12月被處感訓，因為拒絕感訓，1950年9月9日，被判處死刑；同年10月14日遭到槍斃處決，據說當天獄友齊唱他喜愛的日本民謠《幌馬車之歌》送別。
台灣作家藍博洲書寫鍾浩東及其他台灣白色恐怖時代殉難者的《幌馬車之歌》書名正來於此，但我讀完之際卻無端想起另一本書的書名：《革命吞噬它的兒女》（徐慶全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後者寫的是丁玲的遭遇。希望我這樣比擬沒有對鍾浩東先生等先烈不敬，鍾浩東是畢生的理想主義者，丁玲只是一度的理想主義者，後來她之所以被革命吞噬，很大原因是因為她不肯直面革命的變質，甚至為之圓謊。
而早於五十年代台灣白色恐怖中殉道的鍾浩東及其同志，最大的幸福是不用看到數十年後他們為之殉道的理想之變質。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只是我讀到四十年代時鍾浩東夫婦和另一對台灣返陸抗日夫婦為了革命事業忍痛送走自己的孩子，其後又因墮胎不成導致次子體質虛弱最終亦早夭，我心中的一聲嘆息。
我對捨身成仁者永遠抱有最大的敬意，無論他們信奉的是什麼主義。但是當一個主義、一個信仰要你犧牲自己的孩子來追隨（縱然你的理由是為了千千萬萬人的孩子不用犧牲），我認為都是靠不住的，沒有對自己孩子的愛不能奢談對眾生之愛，這樣的信仰最終走向的是肅清與殺戮，與它曾反抗的暴政沒有兩樣。
鍾浩東及其同志們之死，最大的意義是在九十年代他的故事隨後輩的反思而為人所知，讓台灣民眾反思國民政府之獨裁殘暴、以及自身長期的沉默與遺忘之罪，讓人重新審視理想主義先行者的初衷，把之化為此時此地前進往更美好世界的新動力。
這一意義的展開，藍博洲先生的紀實小說《幌馬車之歌》當是第一功，其後侯孝賢導演因之而來的電影巨作《悲情城市》及《好男好女》把反思從知識分子層面擴大到普羅百姓。不過，正如在《幌馬車之歌》的附錄里藍博洲指出的，《悲情城市》含糊處理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關係，並且因為結尾字幕時間點的錯誤提示（結尾打出1949年國民黨敗退來台的字幕，相信是其時侯導礙於政治壓力的虛晃一槍，使應該在50年代發生的白色恐怖肅殺被抹去，歷史被壓縮），這讓《悲情城市》被另一批政客所利用（詳見藍博洲《誰的<幌馬車之歌>》一文）。估計侯導也意識到這個錯漏，於是進一步大膽地拍攝了直面白色恐怖的《好男好女》，正色為那一代理想主義者立像（也必須記一筆兩片之間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從側面觸及白色恐怖在六十年代的延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第一次看《悲情城市》是1996年左右在珠海家中看盜版VCD，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二二八事件；第一次看《好男好女》是2001年在北京一個朋友家中，這部片是一個台灣留學生帶來給我們看的，她是左翼青年，在人民大學讀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生。第二年春天，我孤身往台灣環島漫遊，其中一段與她同路，在金瓜石下山往十份去的公車上，她用簡短的語言為我講解了一番台灣左翼運動史。當然，我們還去了金瓜石、九份、十份那些和侯孝賢電影有關的地點參拜了一番。經歷過電影熱潮帶來的外景地旅遊熱潮之後，今天這些地方都多少荒蕪，電影海報殘舊一任風雨剝蝕，就像那些夭折的青春一樣混作自然的一塵。
看《好男好女》的時候，台灣女生、我和北京的幾個朋友都哭了。當「為革命而犧牲」在此岸成為人皆厭之的陳詞濫調之時，在半個世紀前在彼方卻是活生生的性命交割。革命因為成功而變質，革命因為失敗卻純粹，卻超越了政治成為人性的考驗，成為存在的自我煉獄。當時我苦思切·格瓦拉的意義，其意義也大抵如此。
《幌馬車之歌》在2004年出版增訂版（2012年更意外出版了大陸簡體版本），增補了幾近一倍的內容，關鍵是藍博洲能進入大陸調研、被訪者也更勇於講述史實，因此敲實了初版里許多仍在歷史迷霧中的細節。其中之一個細節就是：鍾浩東及其同志的確是組織內的共產黨員，並存在接受大陸指揮策反基隆軍方的努力（見廣東省民盟「抗戰勝利後，我縣民盟成員在台灣省活動的情況」）。我不禁想像假如歷史逆轉，白色恐怖會否被另一種顏色的恐怖所取代？而鍾先生是將成為加害者還是受害者？我相信，他依舊是受害者，那樣一個時代只要你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就必定受害，必定殉道。想來寒氣滲骨，余亦難以多言！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此言難道真的是永恆的詛咒？
「馬嘶彼此呼應，消失在彼方漸行漸遠。」 《幌馬車之歌》最後的唱詞，既有惋惜，亦有呼應不絕的激勵，我想這是鍾浩東在臨刑前唱此歌的一個隱喻，而前面的一句「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這是革命者所毅然確信的宿命。求仁得仁，死何懼哉。只是永別二字，要讓活下來的人承擔一生。
台灣的倖存者也無愧這沉重的承擔，活下去，並記住。鍾浩東的太太蔣碧玉選擇了潛藏和保存記憶，最終在晚年大聲疾呼披露真相；本應和這些被政治迫害者無關的《人間》雜誌記者藍博洲尋找到他們，他是他們精神上的遺孤，因此不懈不怠一寫再寫他們的故事，繼而拍攝《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台灣思想起》等紀錄片，強力為之發聲；而其他《人間》的同仁陳映真、王墨林、鍾喬等也通過戲劇和詩歌擴大其餘波……，直至侯孝賢的兩部電影出現。這些都是倖存者的義務，像遠方的馬嘶呼應。而因為這些後繼者的努力，鍾浩東們才真正成為了拒絕被革命吞噬的人。
這樣沉重的一個故事，我從中學會了反思，反思理想主義本身的傷害性——理想主義並非不容置疑的、無往不利的真理，理想主義的傳承正正建立在對自己的批判和直面上。必須撇除「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鬥爭邏輯。在2013年的今天，讀罷藍博洲們在1990年前後對1950年的惡之批判鬥爭，更加期待的是他們如何在今天追擊今天的惡。
野火一樣的歌唱着，是要燒掉什麼？
我曾經斷念愛恨地愛着，自我否定的野火。
永別之後馬兒抖擻着銅鈴——山河紅了綠，
我是雪，在馬鬃上的熱氣化作追隨的精靈。
——這是我寫給鍾浩東們的紀念詩，因為《幌馬車之歌》里，永別並不等於結束。
廖偉棠是香港作家和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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