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爾蘭·克林肯博格
在過去幾年裡，我曾在哈佛大學(Harvard)、耶魯大學(Yale)、巴德學院(Bard)、波莫納學院(Pomona)、沙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和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新聞學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為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授非虛構寫作。在每個學期我都充滿希望又十分恐懼，如果我的學生已經掌握了寫作，我將沒什麼可教。而每個學期我都一再發現，他們還是不會寫作。
他們能夠組合起一串串術語，堆砌起大段大段腹語般的句子結構。他們能夠圍繞碰巧得到的主題和意識形態概念四散轉移，而僅僅這麼做就能得到好成績。但說到清晰、簡潔的寫作，毫無障礙地闡明自己的想法和情緒、描述他們身邊的世界——做不到。
人文學科是一套原則的組合，其最終目的是通過語言這種媒介來分析和理解人類的文化、社會和歷史活動。而這種清楚、直接、人性化的寫作，以及作為這種寫作基礎的閱讀，就是人文學科的根本。
人文學科的教學已經陷入困境。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一篇新報告對人文學科的現狀做出了這樣的判斷，而且幾乎每位在高等院校教過書的人，經驗也是如此。本科生會告訴你，他們承受着巨大的壓力，來自父母、來自債務的重擔，總的來說來自全社會，這使得他們去選擇那些他們認為會更快、更有可能帶來好工作的專業。這也經常意味着，逃掉人文學科的課程。
換句話說，在學生和父母考慮在大學裡該學什麼時，有一種新出現的對職業的狹隘強調。正如美國文理科學院報告指出的，這是一系列事情造成的結果，包括文學體驗的整體下降。對文學體驗的汲取，舉例來說，可以從孩提時代父母為你大聲朗讀中得到。其結果是，人文學科的畢業生人數大幅下降。今年春天，在我的母校波莫納學院，英語專業畢業的學生僅有16人，與1560的學生總數相比少得可憐。
在1991年，耶魯大學有165名畢業生獲得英語文學士學位。到2012年，這一數字是62。在1991年，耶魯大學兩個最重要的專業是歷史和英語。到2013年，它們變成了經濟學和政治學。在今年的波莫納學院，它們是經濟學和數學。
當孩子們進入英語專業後，他們的父母總會擔心，英語專業有什麼好的呢？從某一方面來說，最好的答案總是：先耐心等等。但這個答案不會讓任何人滿意。然而這卻是正確答案，它能反映出文學學習給思想和語言上帶來的多種才能。從前的英語專業學生分佈在幾乎每一個領域、每一個職業崗位上，他們總是能夠在語言、文學等方面帶來豐富的潛力。
從前，經典著作，也就是我們都認為值得學習的書籍和作家，似乎是毫無爭議的，是某種無需討論的共識。但經典卻總是在不停變化，比起四十年前，它如今包括的內容要廣泛得多，這是一件好事。但如今不那麼明確的是，我們學習經典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我們選擇使用這些理論和工具來進行學習。
專業的狹隘性，這種你可能會從研究生課程中看到的對專門化和理論研究的強調，已經逐漸在本科課程里顯露了出來。這種狹窄性有時反映的是教授對自己研究領域的狹窄關注，但它同時也顯示出，人們對人文學科研究始終存在的懷疑。這往往讓本科生困惑，他們到底在學些什麼、為什麼學這些，這是我通過與他們的交流發現的。
學習人文學科應該像是站在一個開放的甲板上，你身在同行和學生中間，船兒正沿着人類體驗的無盡海岸線暢遊。相反地，現在的感覺卻像是，人們撤回到了船腹的小艙里，從那裡他們向外看到的可能是海岸線、霧堤或是噴水鯨魚的後背，但僅僅是一鱗半爪的片段。
最近這種偏離人文學科的轉向中，毫無疑問有追求實用性的考慮。這說明了幾個問題。一，急於讓教育產生回報的衝動決定了，只有那些能立刻得到應用的技能才值得學習（然而，這無法解釋當前政治學的熱門）。二，人文學科自身往往沒能很好地闡明其重要性。三，人文學科往往不善教授人文知識。你無須在這三種解釋里僅選出一個。這三個都適用。
許多本科生所不知道的，也是他們許多教授未能告訴他們的是，人文學科那些最基本的饋贈未來將會變得多麼珍貴。這種饋贈就是思路清晰、行文簡明，以及一生對文學的興趣。
這個真相可能需要有一定的生活經驗才能發現。每當我教授年紀較長的學生，不論他們是本科生、研究生或者是初級教師，我都會從他們身上發現，他們對這種未能及早掌握的技能，有鮮明而迫切的需求。他們不將這種技能稱為人文學科，也不會將它稱為文學，而是將它稱為寫作。這種能力可以將他們的思考化為字句，而這種字句自身有其價值，甚至是文學上的價值。
善寫原本是人文學科的一個根本原則，這就像是數學和統計學在科學領域的角色一樣關鍵。但是，善寫不僅僅是一個實用技能，它是一個人在與周邊世界的交流中所生髮起來的，理性的優雅和能量。
沒有人找得到一種為這種能力定價的方法，我懷疑也不會有人這麼做。但每一個擁有它的人——不論如何、何時獲得——都知道，這是一種稀有而珍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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