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達賴喇嘛對話

英國《金融時報》艾米•卡茲明(Amy Kazmin)
我連夜從新德里趕火車，又換乘汽車在喜馬拉雅山區行駛了兩小時。等我到達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印度的居住地達蘭薩拉時，感覺腦袋昏沉沉的。天色灰暗，還下著矇矇細雨，但這座城鎮洋溢著節日氣氛。人群涌向楚拉康寺(Tsuglagkhang Temple)，聆聽達賴喇嘛為期三天的弘法，他在這里講解一部14世紀有關成佛之路的佛學著作。

在酒店短暫停留時，我聽到了從附近寺廟大喇叭里傳來的這位世界最知名的佛教僧侶的聲音。當達賴喇嘛用英語對觀眾講話時，他通常語氣輕松，時而講著講著會笑出聲來。但今天，78歲的達賴喇嘛在用他的母語講經。他的語調低沉而嚴肅，盡管也是柔和的。他是在1959年逃到印度的，那時距離解放軍占領他的故土已有九年。

很快，我就和大批藏族難民、印度人和西方人（既有虔誠的信徒，也有好奇者）一起，經過一條小巷涌向楚拉康寺。小巷中到處是西藏不滿漢人統治的印記。一塊寫著“為西藏獻身”的巨大橫幅，是在紀念過去兩年裡在西藏自焚的100餘名藏人，他們以自焚這種方式對受到的壓迫進行絕望而孤獨的抗議，許多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呼籲達賴喇嘛回家。

火焰的圖像環繞著每個自焚者的照片，旁邊註明他們的姓名、年齡以及自焚日期。另一塊橫幅上貼著一些可怕的照片，上面是據稱7月6日在中國四川省慶祝達賴喇嘛生日時被警察槍殺的藏人。一塊三角形的黑色大理石上刻著“西藏民族烈士紀念碑”(Tibetan National Martyrs Memorial)，還有一家博物館細數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

但並不是所有東西都帶上了政治色彩。一名身穿巴西足球夾克的藏族男子在售賣達賴喇嘛的著作，包括2011年出版的《超越宗教：面向世界的倫理學》(Beyond Religion: Ethics for a Whole World)。西藏文獻檔案圖書館(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的一名僧人在呼籲人們捐錢，用於翻譯和保護神聖的佛教典籍。一張廣告紙在兜售“西藏能量療法”，承諾以30分鐘的“脈輪治療”讓人“放飛心靈，擺脫壓力和煩惱”。一張桌子擺滿了檸檬餡餅、巧克力蛋糕和胡蘿卜蛋糕。

寺廟內，被許多藏人尊為活佛、觀音菩薩化身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在高高的寶座上，背後是一尊巨大的金色佛像，四周是黑壓壓的人群。身穿棗紅色長袍的僧侶，剃光頭的尼姑，轉動著佛珠的飽經風霜的老人，以及帶著身穿傳統服飾的孩子、就像在參加學校活動的家庭——眾人都盤腿坐在地板上。那些不能親眼看到達賴喇嘛的人，可以在平板電視上看到這位精神領袖。

成千上萬的人群中，有不少外國人，包括美國人、歐洲人、韓國人和日本人。當年作為西藏領導人踏上流亡之路時鮮為人知的達賴喇嘛，已成為一個全球家喻戶曉的人物，擁有超過800萬Twitter追隨者和名人粉絲，包括好萊塢明星李察•基爾(Richard Gere)。

這位藏人精神領袖在講解《菩提道次第攝頌》時，流露出一種普世主義的情懷，正是這種情懷，使他在世俗時代成為一個人氣極高的先知。他敦促眾人不要犯佛教所說的十種惡，包括殺生、妄語、偷盜、兩舌（挑撥離間）等，但他接著指出，這些戒律並不只適合於佛教。

“如果人們是基督徒，這也可能是一種基督教徒的實踐；如果他們是穆斯林，這可能是一種穆斯林的實踐，而如果他們是佛教徒，這可能是一種佛教徒的修行，”他說。“我尊重其它信仰，因為它們給自己的追隨者帶來幫助。”

中午時分，他結束當日的法會時道歉說，“我講太久了就會筋疲力盡”。他在兩名助手的攙扶下，跟著一名手捧黃銅香爐的僧侶，走下樓梯，來到院子里，那裡有一輛汽車等著把他送到旁邊的住處。他祝福了幾個信徒，然後慢慢坐入車內。汽車開走了，他消失於眾人視線外。

幾天後，我穿過這個庭院時，有幾個僧侶正在大聲辯論，一些父母在看著孩子玩耍。我正去往達賴喇嘛的住處，希望與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聊聊更貼近現實的、而非精神世界的事情，比如說，中國境內不安定的藏人群體的痛楚，以及藏人在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主政期內獲得更大宗教和政治自由的可能性。

西藏各地嚴密的安全管制，防止了2008年3月那次席捲西藏高原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的重演。但是近年出現的一波自焚，卻顯示出藏人平靜錶面下的絕望。中共當局迅速抹去這些自殺事件的痕跡，傳播相關信息的人會到嚴厲懲罰。但這些自焚已引起全球關註，看上去也讓北京的領導層感到了不安。

今年6月，中央黨校民族學者靳薇敦促北京高層在西藏問題上具備“創新思維”，與達賴喇嘛對話。中共當局通常指責達賴喇嘛是“披著僧袍的豺狼”。

靳薇發出的開創性呼籲發表於一份香港雜志，似乎表明高層有人支持。但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名常委隨後試圖平息外界關於中共在西藏問題上將改變方針的猜測，誓言要深入開展對“達賴集團”的鬥爭。最近，中國政府發表《西藏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肯定了北京在西藏的“正確”政策，稱北京的做法給“原始落後狀態”的西藏帶來了經濟發展和政治進步。

此前我已得到提醒，達賴可能不想回答政治問題。2011年3月，時年75歲的達賴喇嘛宣佈退出政治活動。幾個月後，43歲的哈佛大學法律學者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經15萬餘人的流亡群體選舉後，成為西藏流亡政府司政。

但是，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不可能輕易擺脫他的政治角色。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達賴在年僅兩歲時被確認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從父母身邊被帶走，接受佛學教育，15歲成為西藏政教領袖。今天，他仍然是藏人嚮往尊嚴、憧憬文化和宗教自由的活化身——這個角色不是民選官員能夠輕易取代的。北京方面對他的嚴詞抨擊，只讓人們更加清晰地感覺到，真正的力量在哪裡。

達賴喇嘛的山頂住處鮮花夾道，他看上去精神矍鑠，正在歡迎20來名排隊等著見他的訪客。他在達蘭薩拉經常安排這樣的活動。在等著見他的藏人中，有一個坐輪椅的寺廟廚師，一個就要移民去美國的家庭，一個患有癲癇的少年，還有一對夫婦，他們的12歲女兒在一次事故中喪生。

在他進入屋裡後，我被帶到一個接待室，達賴喇嘛站在門口迎接我。他熱情地牽著我的手，帶我走進房間，讓我坐在一張沙發上，自己坐到旁邊的一把椅子上。他的兩個私人秘書（兩人都是受世俗教育的普通人）和一名翻譯也在場。在那一瞬間，我不能確定如何開始採訪一位菩薩（一個據信已經悟道、但為了幫助別人而推遲涅槃的人），於是我像自己在多數採訪開始時那樣，先遞上自己的名片。

這位西藏精神領袖仔細研究著我的名字，重復念了幾遍，最後轉向他的助手，問我從哪裡來。“加利福尼亞，”我說。“但名字是東歐人的。波蘭。猶太人。”他笑了。“被選中的子民，”他說，“我們也是被選中的人，由觀世音菩薩選中，但我們遭受了很多苦難。”

達賴喇嘛對猶太人在綿延2000年的流亡中如何保持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一向頗有興趣。而我感興趣的是：生活在西藏高原、面臨著融入中國社會的巨大壓力的600萬藏人，是不是很快就能看到他們的苦難得到緩解或結束？我問他如何解讀中國發出的相互矛盾的信號：一方面呼喚變化，另一方面又進行鎮壓。

“我感到困惑——像許多人一樣，”他笑著說。然後他對中共執政以來的不同“時代”給出了自己的認識：以過度政治化的、“不現實”的意識形態為特徵的毛澤東時代；將資本主義元素引入社會主義國家的鄧小平時代；推動中共發生轉變，代表工人階級的同時也代表富商和知識分子的江澤民時代；以及在社會與經濟分化不斷擴大的背景下追求“和諧社會”的胡錦濤時代。

“從中可以看到，奉行極權制度的同一個政黨有能力順應新的現實，”他總結道。但他表示，胡錦濤對和諧社會的追求“或多或少失敗了”。“通過嚴格控制和依靠武力的方式去促進和諧是錯誤的。從邏輯上講，和諧必須來自內心……和諧在很大程度上基於信任。一旦使用武力，就會造成恐懼。恐懼和信任是不能共存的。“

“你怎麽想？”達賴喇嘛突然問忙著摁快門的FT攝影師。“你也在聽，所以我問你。這是常識，不是嗎？即使是動物，如果你表現出真摯的愛心，信任也會漸漸產生……如果你總是臉色難看，動輒毆打它，怎麽能發展友誼？”

那麽，達賴喇嘛是否認為，中國領導人也許比以往更願意與他就西藏問題談判？北京長期指責他暗中推動中國大約四分之一的疆域獨立，而他堅持說，他只是想讓中國境內的藏人獲得自治。北京的強硬派認為，一旦這名年邁的僧侶圓寂，藏人的宗教信仰、身份認同和對北京的抵制將會淡化。

“我是樂觀的，”他說，“不管他們喜不喜歡我，西藏問題是存在的。”他笑了。“這不僅是西藏的問題，而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他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使用武力已經失敗了。因此，他們現在必須奉行尊重西藏文化和西藏人民的政策。”

這與達賴喇嘛2008年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流露的悲觀情緒截然不同。那次採訪前，西藏各地爆發了抗議活動。那時，這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哀嘆他在更年輕、也更憤怒的一代人中的影響力在下降。如今他顯得輕松、自信，堅稱他可以說服大多數藏人（甚至是倡導獨立的人們）接受中國統治——如果能夠得到真正的自治。

“我在藏人中間有一定的道德權威。我可以用它來說服那些想要分離的藏人，”他說。他暗示，中國領導人對他的需要，遠遠超出他對他們的需要。

“為了我的利益與中國政府談判？不，”他說。“我只是一個僧人。我的大半生已經過去。還剩下的10年，也許15年，我能對付。我在歐洲、美國、加拿大有很多朋友。”他再次笑出聲。“我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

實際上，由於中國利用經濟影響力來孤立他，達賴喇嘛的世界正在縮小。東亞國家，即使是那些曾經歡迎他的國家，比如信仰佛教的泰國，現在也不敢讓他踏上他們的土地，生怕惹惱北京方面。日本是唯一的例外。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在2012年會晤達賴喇嘛後，中英外交關系經歷了長達一年的冰凍期，這是中國向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發出的警告。

我問，國際社會未能在西藏問題上顯示更強硬立場，是否反映出全球各國領導人的道德破產？“這是一個現實，”他說。隨後他解釋說：“我的主要興趣並不是會晤領導人。如果我有某種政治議程，那麽會晤領導人就是重要的。在多數情況下，我到西方國家訪問是為了倡導人類價值與宗教和諧。”

達賴喇嘛還越來越希望與另一個人群接觸（一些批評人士稱，他早該這麽做），那就是中國的輿論引導者和中國公眾。每周都有一、二十名中國公民長途跋涉來到達蘭薩拉，拜訪這位讓中國政府痛恨的佛教僧侶。還有一些中國人借海外旅行之機購買他的著作，其中許多已被譯成中文。

“如今，我們與很多中國人士會晤——知識分子、作家、學生和退休官員，”他說。“我在過去幾年裡見了數千人。我試圖讓他們更確切地瞭解我們的訴求和想法。這非常有幫助。”

我問，如果他能回到西藏，他會先做什麽？我以為他會流露出些許懷舊情緒，或是描繪某種政策議程的初步輪廓。

他的回答卻顯示出，他深明“不執著”的佛教哲理。“沒什麽特別的，”他說。“我的餘生就兩件事——倡導人類價值，促進宗教和諧——直到我死，我會一直投入。關於西藏，政治方面我已經退休了。西藏文化的保護，那是我全身心投入的事。我認為西藏文化是一種和平、非暴力、慈悲的文化。這是一種真正值得保護的文化。”

由於我的猶太背景，我好奇的是，藏傳佛教的精髓能否在西藏以外的地區得到延續？達賴喇嘛在印度主持重建了一些大型藏傳佛教寺院，藏傳佛教的西方信徒也越來越多。難道這種信仰的精髓不能在流亡中蓬勃發展嗎？他表示懷疑。“難。要保護藏傳佛教——藏傳佛教文化，主要責任在600萬西藏人民的肩上。”

在印度的藏傳佛教寺院里，多數年輕僧人出生在西藏，而不是流亡藏人的後代。但自從2008年發生騷亂以來，中國已加強對西藏邊境的控制，現在每年只有幾百名西藏難民抵達印度。為找到新人，藏傳佛教寺院越來越多地把目光轉向受西藏文化影響的其它喜馬拉雅地區，如不丹和拉達克。但達賴喇嘛認為，非藏族無法填補空白。

“不同的語言。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容易，”他笑著說。

我把話題轉向西藏近年發生的一系列自焚事件。北京方面指責達賴喇嘛煽動自殺，而他的聲明非常謹慎：既不鼓勵，也不譴責這些行為。我問，他拒絕呼籲藏人停止自焚，是否像北京方面所稱的那樣，可以被視作一種默許？

達賴喇嘛露出不快的神色。“如果我製造了這種局面，那麽我有權利說，‘不，別這麽做，’”他語氣堅定。“這是他們自己製造的局面。西藏境內的西藏人民，我認為是我的老闆。我承載著他們的期望。我不苛求他們說，‘你應該這樣做，你不應該那樣做’……這些事情的起因在於那些強硬派官員。責任在他們身上。他們必須想辦法結束這一切。”

我感到好奇的是，他是否曾經懊悔走上流亡之路？如果他留在困境中的人民身邊，西藏的情況會不會有所不同？“有一個明顯的例子：班禪喇嘛，”他反駁道。“班禪喇嘛留下了。結果呢？”

出生於1938年的第十世班禪喇嘛，在西藏的宗教體制中是級別第二高的喇嘛。他最初支持中國的統治，但後來強烈批評其對西藏宗教機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破壞。1962年，時年24歲的他向中國高層領導人遞交《七萬言書》，羅列共產黨在西藏所犯的錯誤。最初他贏得一些讓步，但隨後遭到整肅，被稱為“西藏人民的敵人”，在監獄和軟禁中度過了14年。出獄後，他仍不斷推動中國領導人在西藏實行放寬文化限制的溫和政策，直到1989年去世。

“從西藏傳出很多消息——口信、書信，有的來自老人，對我說，‘請回來，越快越好’，”達賴喇嘛說。“但是，明智的人——作家、學生、一些退休官員——告訴我，他們希望我住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他們會覺得‘我們有一個代表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這是他們傳達的意思。

“現在每周都有很多中國人，尤其是中國佛教徒，來到這里。許多人對我說，‘請不要忘記我們，請回來。’”我告訴他們，“中國政府至今認為我是一個惡魔。所以，如果一個惡魔回去，在機場出現，惡魔很可能被戴上手銬，送到惡魔該去的地方——監獄。”

安排給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於是我把話題轉向他的精神繼承者。達賴喇嘛在2011年警告，在他圓寂後，尋找他的轉世靈童的過程可能受到政治乾預。但他說，他可以在仍在世時，在另一個人身上化現出身相，而這種化現將通過“業力和祈願”，或者甚至通過他的直接指認來實現。

聽上去十分抽象，意思似乎是說，達賴喇嘛可在有生之年選定一個精神上的繼承者，幾乎肯定是一個成年人，而不是在他圓寂後轉世為某個孩子。這位僧侶表示，他將在90歲左右作出最終決定。一位在美國工作的學者曾將這個時間窗口比喻為“與死亡博弈”。

他在這個問題上顯得很從容。“從我的身體情況看，再過個10年應該沒問題。我認為，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在此期間中國方面的思維會發生一些變化。我總是祈禱中國領導層做事更合乎情理。拓寬視野。整體思維。”

如果情況得不到改善，他認為西藏會出現更嚴重的騷亂嗎？“在我在世期間，我認為不會。我曾遇到為中國某個部門工作的一個藏人。他很動情地告訴我，他們這一代人，也就是三、四十歲的人，常說，‘只要達賴喇嘛還在，我們就必須遵循他的道路。一旦他不在了，我們將不得不尋找各種方法。’我告訴他，‘不要這麽想。’”

“我們是佛教徒。我們必須堅持非暴力。就我們而言，暴力幾乎像是自殺……那些自焚的人其實很容易傷害別人。”

他提到一起藏人間的爭執，一個藏人刺傷了另一個藏人，但受傷的人拒絕報復，甚至不讓行凶者為他付醫藥費。“這些是藏人。一旦下定決心，他們就能真正堅持非暴力，”他說。“清楚了嗎？”

我的時間到了。我得到一條白色的哈達，然後被送回到達蘭薩拉的街上。但次日早上，達賴喇嘛的私人秘書打來電話，告訴我說，達賴喇嘛覺得自己在自焚事件上的立場解釋得不夠清楚，希望作一下補充。幾個小時後，我回到了達賴喇嘛的住處，這位身穿褐紅色長袍的僧侶大步走進房間。

“就一句話，”他堅定地說。“那些自焚的人：他們沒有喝醉酒。沒有家庭問題……總體形勢是如此緊張，如此讓人絕望，所以他們選擇一種悲慘的方式……很難對他們說：‘你必須活下去，面對這些難以承受的困難。’如果我能給他們提供其他選擇的話，那麽我可以說，‘不要那樣做。與其縮短你的生命，請活到高壽，我們可以做這個，或做那個。’但我什麽都沒有，沒法提供其它選擇。從道德上來說，這是非常困難的。沒有其他選擇，只能保持沉默，並祈禱。清楚了嗎？”

他站起身，我也跟著站起來，但他的話還沒說完。“歷史上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說。“但我們必須向前看，正視現實。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符合我們的利益。西藏是落後的……所以也想現代化……許多藏人非法前往美國和加拿大，不是為了追求靈性，而是為了謀取財富。藏人也愛錢。既然如此，那就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吧。大把金錢。”

“我們主要關心的是保護西藏文化——和平、非暴力的文化，說到底它是一種愛和慈悲的文化。這是當今世界真正重要的東西，”他說。“數億漢人也需要愛的文化。有了愛的文化，社會才會誠信和透明。警察和死刑解決不了這些事情。只有當這里發生變化時才行，”他指著自己的心臟部位說。

“自治的根本意義就是愛護自己的文化，”他說。“一旦全面實行自治，我們非常願意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藏族人在歷史上是獨立的。沒關系。我們可以共處。”

我的時間到了。離開的時候，我經過五個漢族男子，他們留著短發，穿著不合身的深色滌綸夾克衫，正等著見達賴喇嘛。我不禁想知道，他們彼此間會說些什麽？藏人和漢人和諧相處的新時代是否終於將要開啟？

艾米•卡茲明(Amy Kazmin)是英國《金融時報》南亞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