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明之間

英國《金融時報》

專欄作家 何帆

美國歷史學家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中無限惆悵地說，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出現了一批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但他們是最後一批知識分子了。知識界漸漸凋敝，隨後登場的，不過是一些受過學院訓練的庸庸碌碌之輩。

什麽是公共知識分子？如果我們指的是在公共場合經常拋頭露面的知識分子，那麽，就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的供給已經嚴重過剩。雅各比所談論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快要滅絕的物種。他心目中的公共知識分子是50年代的美國文學評論家萊昂內爾·屈瑞林，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斯，社會學家懷特·米爾斯，等等。從遠處眺望，公共知識分子指的是那些用優雅而清新的筆調，關註廣闊而深邃的問題，為有教養的大眾寫作的人們。到身邊廝磨，我們會發現，公共知識分子還恪守著蘇格拉底的教導，時刻審視著世俗成規，總是充滿了好奇，並努力在黯淡的現實生活中找到精神的燭光。

你想要動身去找他們嗎？他們思考著時代的問題，渴望與大眾交流，但他們一定不是廣場上那個嗓門最大的。你在游行的隊伍中也找不到他們，他們只是思想者，從來都不是行動者。在他們看來，魯莽的行動不過是逃避艱難思考的藉口。他們從不會現身在稠人廣眾之中，只在燈火闌珊處，等著我們驀然迴首。

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突然出現了一批活躍的 “紐約知識分子”，萊昂內爾·屈瑞林就是他們中最有影響的一位。屈瑞林出生在一個猶太中產階級家庭，性格溫和，謙卑內向。他早年同情馬克思主義，曾經加入美國共產黨，後來出於對美國共產黨和斯大林主義的不滿而退出。他是哥倫比亞大學聘請的第一位猶太裔教師。1932年，哥倫比亞大學請他做講師，1936年，哥大決定解聘他。平日里看似懦弱、講話輕聲細語的屈瑞林反而突然自信起來，他告訴學校，他們將要解聘的人本可以有朝一日為哥倫比亞大學增添特殊的榮耀，哥倫比亞大學不可能輕易地找到另一位如此優秀的人才了。哥倫比亞大學居然被說服了，屈瑞林繼續留在學校教書，並在1939年出版了博士論文《馬修·阿諾德》，從此一炮走紅。屈瑞林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力，來自於他為《黨派評論》等雜志撰寫的大量評論文章，後來以《自由的想象》、《超越文化》、《誠與真》等題目結集出版。


或許是出於謙虛敏感的天性，屈瑞林的文字盡管明白曉暢，但卻總是閃爍其辭。他會在文章的開頭告訴你一種觀點，當你覺得自己快要被說服的時候，他又會突然轉而為一種相反的觀點辯護：他為你表演了一套讓人眼花繚亂的左右互搏，然後飄然遠去，留下你一個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屈瑞林最有影響的評論集應算《自由的想象》。什麽是自由？什麽是自由主義？他想批評誰？他自己的立場是左還是右？他究竟想說什麽？朋友和敵人們都爭執不休。在美國的政治語境中，自由主義類似於中國的左翼進步思想，保守主義則更像中國的右翼自由派。有人說，屈瑞林是“革命陣營”內部的改良派。畢竟，他自己也說過，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不是為了摧毀它，而是為了拯救它。但也有人說，屈瑞林在骨子裡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他之所以要給左翼的《黨派評論》寫稿子，其實是想掩蓋他的真實動機。

屈瑞林含笑不語。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屈瑞林是一個猶太人，但他反而會刻意淡化自己的猶太身份。屈瑞林這個姓氏就非常“非猶太化”。屈瑞林只有在紐約這個城市才會生活得如魚得水，但他的精神世界卻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他和朋友保持疏離，向對手錶示敬意。他的文字溫文爾雅，婉轉迂迴，自我剋制，從不會有斬釘截鐵的斷言、含沙射影的攻擊和聲色俱厲的批判。他以自己的風格告訴我們，要敢於在對立的思想面前保持寬容和靈活，發現人類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復雜和多樣。

在《自由的想象》中，屈瑞林認為自由主義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想象力。他們越來越相信一種簡單刻板的信條，在本應關註具體問題的地方採取了普遍抽象的立場。自由主義變成了一個有潔癖的家庭主婦，她幾乎有一種強迫症，要求所有的事物都要按照她的秩序整理得乾乾凈凈。他們只在自己的理想中尋找真理，從不喜歡出現和自己的理想不同的東西。可以想象得出來，他們會看到處處不順心，於是，他們就把所有和他們的理想不一樣的東西視為畸異甚至邪惡。為什麽他們會對自己如此自信呢？因為自由主義鐘情於一種對立原則，即，他們認為，在兩種對立的原理中必然有一方是錯誤的：既然我們相信的理念是正確的，那麽和我們的理念不同的一定都是錯誤的。

為什麽屈瑞林就不能再旗幟鮮明一些呢，為什麽他不大聲疾呼呢？因為屈瑞林知道，最高的智慧就是迴避你的敵人。這倒不是因為怯懦或膽小，而是因為，你必須格外謹慎地選擇自己的對手。選擇了什麽水平的對手，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你自己的水平。看起來，辯論的雙方劍拔弩張，其實，他們是一對翩翩的舞伴。他們相生相剋，在同一個生態系統中共存。屈瑞林之所以推崇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和評論家馬修·阿諾德，就是因為阿諾德試圖用古希臘文化提升英國人的思想境界，而屈瑞林則希望借用歐洲文化提升美國人的思想境界。他有意識地讓自己生活在別處。在探索真理的時候，他總是表現得謹慎而猶豫，試探性地邁出一小步，忽而又轉移到側翼，隨時準備撤回，但他總是向著自己的目標，眼光銳利，動作優雅，正是這一點，證明瞭他的實力，保全了他的成功。

他對英國小說家E. M. 福斯特推崇備至。他說，福斯特“代表了這樣一群有思想的人，他們從不會認為自己能超越人性，而且在身處逆境的時候，也從不會低於人性。”他喜歡美國早期的文學家霍桑，因為霍桑似乎總是在描寫陰影，但他對人性幽暗之處的探索，使得其對道德的認識遠遠超越了他的時代。他激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自稱“反英雄”，並吹噓，和你們這些紳士相比，我擁有更多的人生。他這樣講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芬》：馬克·吐溫小說中的男孩其實都有著強烈的道德感知力，但他們在和成人打交道的過程中變成了“熟練而深沉的說謊者”，但是，他們從來不對自己撒謊。他對英國科學家C. P. 斯諾提出的“兩種文化”非常反感，因為斯諾的大意是，盡管科學家也有不足和粗陋，但總的來說代表了正確的方向，文人們則錯得離譜了。屈瑞林則堅信，只有文學才能提供豐富多彩、帶有傾向性和競爭性的細節，才能抵制科學主義帶來的抽象思維。他對金塞的《人類性行為報告》深惡痛絕，因為人與人最親密、微妙的關系在金塞的研究報告中都被粗暴地忽略了。

歷史是一個偉大的情節大師，處處都有反常，處處都有逆轉（twist），叫人焦慮，也叫人興奮，細想則一切盡在情理之中：因為，人性只在幽明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