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人

兩位思想家之間的對話，最後出了一本書。出版社讓我這個經濟學者寫個書評。虧他們想得出來。我該怎麽評論呢？

這好比我在自家的陽臺上喝茶，忽然看到院子里有一對情侶在聊天，有時竊竊私語，有時慷慨激昂。我好奇地看著他們，努力地偷聽他們到底在說啥。然後，你們來了，問我他們到底都說了什麽。我離得那麽遠，怎麽能夠聽到他們的悄悄話，怎麽能夠看清他們眉目之間細微的傳情。

什麽，還是有人想知道？嘖嘖，經濟增長放緩之後，閑人也變得多了。

那好吧。如是我聞。

事情是這樣的。中國哲學家趙汀陽到法國開會，遇到了法國的老一輩思想家德佈雷。趙汀陽的發言讓德佈雷很感興趣，他主動地找上來說，要不我們一起寫本書吧。我估計趙汀陽有點受什麽若什麽的。德佈雷啊，你想，當年的老革命啊，曾經跟著格瓦拉一起打游擊，後來搖身一變，成了著名的思想家。德佈雷建議，要不我們談談革命吧。

一回來，趙汀陽就開始給德佈雷寫信。趙汀陽是個深居簡出的學者，不過他可能自己都沒有覺察出來，他的思想已經引起國際關註了。記得當年老外到了北京，吃完烤鴨都要去看看辜鴻銘，現在他們都想去看看趙汀陽。趙汀陽是為數不多的深思苦慮的中國學者，現在悄無聲息的，以後真搞不好會讓他琢磨點什麽東西出來。

趙汀陽先說，革命嗎，我的感覺很矛盾。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革命的時候慷慨激昂，到頭來不過是一地雞毛。毛主席說，“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大亂是有了，大治呢？趙汀陽說到這里，話鋒一轉，他兜售起自己的“天下主義”：這是小弟我近來琢磨出來的一套拳法，前輩您給看看，練得怎麽樣啊？

讓趙汀陽鬱悶的是，德佈雷根本沒有接招。大師說，革命啊，是的，我知道的，都是這樣。革命叫revolution，這個詞原來是指轉了一圈回到了原地（這個我也是剛知道。陪著孩子在國外讀書，給他輔導功課的時候才學會，360º角叫revolution）。接著，他很傲慢地說，你那個天下主義靠譜嗎？啥叫革命，革命得有革命的理論啊，得有知識分子出山啊----想當年，兄弟我在南美叢林里打游擊的時候，游擊隊的革命理論就是我給提出來的。那時候，好啊，走遍天下都是朋友，只要說是革命家，到哪裡都管飯。

這叫趙汀陽怎麽接茬呢。他吃虧就吃虧在晚生了那麽幾年，沒趕上串聯。他悻悻地說，您當年要是到了北京，毛主席肯定會拉著您留下來一起乾革命。不過，嘿嘿，到了1972年，他就該想見尼克鬆了。

趙汀陽耐心地又把自己那套“天下主義”的拳腳演習了一遍。他說，我們老祖宗在3000年前的周朝，建立了一個普遍主義的天下體系，一個開放網絡式的世界體系。每個諸侯國高度自治，人民可以自由流動，有本事可以到別的國家當總理或元帥。可惜秦始皇把這套東西給廢了，改成了中央集權、官僚制度。趙汀陽說，原來那個東西多好啊，比康德的世界和平方案還好。

德佈雷看罷，搖搖頭說，兄弟，咱們練得路數不一樣。你太理想主義。你搞那個“世界大都會”，怎麽施行？誰當老大，誰聽誰的？搞世界議會？G20？不靠譜。趙汀陽最怕人家問他怎麽施行的問題，他連所長都沒有當過，你讓他找出來一套政治方案，他去哪裡找啊。他小聲嘀咕：想想還不行啊？全球化、西方的普世價值，壓得中國喘不過氣。但是，在中國文化看來，什麽是對的，不是看個體理性，不是靠從“我”直接推出“人人”，你得看你和別人的關系，趙汀陽稱之為“關系理性”。他說，尊重這種相互關系才能保證對多元文化和語言的普遍尊重。他給德佈雷講了個小故事。他說，12 世紀的時候，有一支猶太人到了河南開封，猶太人到哪裡都受到歧視，唯獨在開封，被中國文化給同化了，考進士的考進士，當軍官的當軍——這個故事我太喜歡了，就是發生在我們老家的事兒。

趙汀陽問德佈雷，您是研究媒介學的。看看現在的大眾媒體吧，簡直亂透了。知識碎片化，輿論口水化，“心靈無處停留而消散在語言碎片之中”。德佈雷聞聽這番訴苦，拍拍趙汀陽的肩膀說，兄弟，我勸你還是少操些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虛偽、烏托邦和謊言是為了給齒輪上潤滑油而成為必需的。”戴高樂說，有的真理把人往下拉，有的謊言把人往上拉。戴高樂就深諳此道，他其實沒怎麽打過納粹，但卻把自己裝扮成民族英雄的角色，把法國弄得舉國振奮。趙汀陽心中暗想，這還用你來提醒我。毛主席的標語口號不比戴高樂那些乏味的演說更激動人心？但是，什麽是真理，咱們還得辯辯吧？任何一個生活游戲都不應該允許作弊啊。

德佈雷說，還真不是那回事。真理是辨不明的。看看人家好萊塢怎麽拍《逃離德黑蘭》吧。什麽時候，伊朗人才有能力和才華來跟我們講美國的歷史？中國有沒有能力向全球來講它自己的歷史？

能嗎？兩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這個可能還真沒戲。趙汀陽說，我們知識分子現在都是少數派，現在的世道都難說是民主（Democracy），而是Publicracy，誰名氣大誰說了算。德佈雷說，不僅是Publicracy, 而且是Mediocracy，誰是平庸之輩，誰能抱住大眾媒體的大腿，誰說了算。“反正要做個公共人物（publicist）就必須抹去思想的精工細活而去製造噪音，屈從當日的主題，用簡單化的詞匯來表達，用假裝叛逆來作秀，去討好傳播載體的主子們。”

看到前輩有些來氣，趙汀陽想緩和一下氣氛。他誇獎德佈雷，看來，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人，您看您，到現在了，還是鬥爭昂揚，“革命成了一種生活和思想態度，一種令人羡慕的方法論”，您看看我們這里，別提了。除了霧霾，北京還彌漫著一種悲觀主義的情緒。北京最典型的三句話就是：沒戲，沒勁，沒轍。

德佈雷低頭不語，在心中默識：“沒戲，沒勁，沒轍。”講得多好啊，記住了。

其實，我在陽臺上旁觀，早已看出來了，說到哲學的時候，德佈雷真的不如趙汀陽。趙汀陽說到，兩千年前歷史學家司馬遷被問起歷史不寫什麽的時候，他的回答是：“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這或許也是趙汀陽內心的期許。

但德佈雷的人生金句真多。比如這一句：“在尋找正義時我們會遇到同志，在尋找真理時會遇到朋友。”

後來呢？後來呢？

後來，我看到他們互相擁抱，“兄弟般地握手”，然後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