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音樂的靈魂
教育生活2014年06月20日
Ozier Muhammad/The New York Times
2013年仲夏一個涼爽的晚上，在多倫多一家擁擠嘈雜的意大利館子里，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當眾演奏鋼琴。
我們演奏的是經典爵士曲目《滑稽的情人》(My Funny Valentine)——我們，指的是我的音樂老師豪爾赫(Jorge)，他今晚司職低音吉他；他擔任主音歌手的女友薩拉(Sarah)；還有我。我們在這首歌上已經花了兩個月的練習時間，但在這六分鐘的現場演出中，我根本聽不到音樂，充斥於耳的，是餐廳客人們的歡笑聲和聊天聲，餐具碰撞的叮噹聲和服務員高跟鞋的鏗鏗聲。隨着薩拉以高亢的歌聲結束整首歌曲，客人們拍起巴掌高聲喝彩；而我的手指卻粘在了降E大調的琴鍵上，腦袋一片暈眩。
事後，豪爾赫和薩拉微笑着恭喜我圓滿完成了這項任務。但我自己清楚，我讓他倆失望了。
2012年10月起，我開始拜豪爾赫為師學習鋼琴，每周要上兩次時長45分鐘的課程。起先，我對自己是否想要完成這些課程都不太有把握；這是因為在我36歲的人生中，音樂始終是缺席的。我的父母實在太拮据了，在我小時候他們沒錢送我學鋼琴，也付不起聽交響音樂會的門票，在家時，他們自己也從未演奏過樂器或者唱過一句歌。我在多倫多讀小學時，學校每周有一堂音樂課，每一堂課都是一次對我的羞辱：我唱歌永遠不在調上，每當我跟着音樂唱起來時，同學們都在暗暗發笑。在每年的聖誕演出時，當同學們唱起《紅鼻子馴鹿魯道夫》(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和《平安夜》(Silent Night)時，我只能看着聚光燈，看着它們白色和黃色的光芒出神。
我在多倫多就讀的高中以音樂教育著稱，所有人的話題都離不開音樂，所以在跟大伙兒打交道時，我顯得格格不入。而在耶魯大學讀書時，我覺得好像所有人都熱愛音樂，活在音樂中，他們每個人都加入了交響樂團、合唱隊或無伴奏合唱團，周末免費觀賞由世界級音樂家帶來的音樂會，只有我例外。
對於自己天生就是樂盲這一點，我已經認了，而且我覺得對此無能為力。直到36歲這年，我想要對此做點什麼。
這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既有時間、也有錢去上音樂課，而且在讀諾曼·多伊奇(Norman Doidge)的著作《能自我改變的大腦》一書時，我接觸到了神經可塑性這個理念——通過艱苦的訓練和科學的指導，我可以在任何年紀學習任何事物。
不過，當我第一次走進豪爾赫的公寓，坐到他的鋼琴前面學習C大調音階時，我還是覺得自己好像在外太空迷失了。
彈鋼琴並不像我原以為的那樣，僅僅是訓練手指肌肉記憶和背樂譜那麼簡單。說到底，它意味着要重新配置、重新架設我的大腦，以適應一個全新的領域。它意味着不僅要在我的大腦中——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喧囂熱鬧的大都市——興建一座高樓大廈，還意味着要在拆掉舊的公路和大樓的同時，修建新公路、新大樓，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要改變我大腦的基礎結構與建築，它的用途和規劃。
隨着我一周兩次的鋼琴課拓展到一天兩節鋼琴課和低音吉他課，豪爾赫也開始教我音樂理論和音樂史，帶我進行提高指法、節奏感和視讀技巧的練習，並介紹我聆聽爵士經典曲目，比方喬治·格什溫(George Gershwin)版本的《夏日》(Summertime)和《老人河》(Ol』 Man River)。我開始上歌唱課，以作為鋼琴和低音吉他課的補充。在地鐵上，我默記曲譜；晚上躺到床上，我閱讀關於爵士理論和歷史的書籍；開車時，我開始聽《蝴蝶夫人》和B.B.金(B.B.King)。我每天早上都會在家練習彈鋼琴，到了周末，有時豪爾赫和薩拉還會帶我去聽爵士現場演出。
我很想說，我享受這個過程，但並非如此。我只是強迫自己努力完成這個過程，因為我本質上是個強迫性障礙患者，而且我有種榮譽感——想到我無法觸及音樂那一整片廣袤的宇宙，這讓我太糾結了。我會花一整個周末學習彈奏像《I Got Rhythm》、《Sway》和《Just Friends》這類高難度經典爵士樂的旋律與和弦。
在《滑稽的情人》首演失利後，豪爾赫把重點放在改善我的數拍技巧和注意力上面，兩個月後，在2013年10月，豪爾赫、薩拉與我再度演出，這次我更加自信，也更專註了。我對自己的鋼琴表演很滿意，不過最主要的感覺還是如釋重負——想到到了10月中旬，我就將回到北京重新工作，不必再繼續這緩慢、痛苦而又折磨人的音樂學習之旅，我就鬆了口氣。
我本打算回北京後繼續學音樂，可是我為不上課找到了充足的借口。2014年1月中旬，我回到多倫多，休五星期的春節假期，這時所有借口都用光了，我只得又一次敲響了豪爾赫家的大門。
三個月未練琴，我和豪爾赫原本都以為得起碼好好練兩星期，我的手指才能重新對琴鍵熟悉起來，可是不承想，當我的指尖剛剛輕觸鋼琴，就立刻左右翻飛起來，帶着種新奇而又讓人興奮的親密感。
我甚至不用一直數拍子了，因為我的耳朵可以自然而然地聽到從琴鍵上傳遞而來的節奏；看譜子也更輕鬆了，因為我已經將有關音樂理論的訓練牢牢吸收了進去，這令我可以預感到樂曲的走勢。學習了幾個月音樂世界的各種分散的元素——音樂史、視讀、記時和指法，在經歷了緩慢而又痛苦的煎熬後，所有散落的珠子串到了一起，我終於可以真正聆聽到音樂了。
終於，我可以像欣賞一幅畫或一首詩那樣，欣賞到一首歌：當它是對稱、有節奏、合乎邏輯的時候，我們會欣賞它；但如果它能跳脫出嚴謹的秩序與結構，充滿動感與差異，新鮮且不拘一格時，我們則會受到它的啟發。彈奏或演唱一首經典歌曲，就好比凝視一幅梵高或雷諾阿的原作，也像是背誦莎士比亞或濟慈：它將我們與永恆的真與美接連在一起，同時觸及並撫慰着我們靈魂的最深處。現在，當我彈鋼琴、唱歌或者聽音樂時，當它婉轉遊盪在我的耳朵，令我或熱血沸騰，或寒入骨髓時，我終於可以充分體會到它的維度與銳氣，觸及它的律動與深意，讓音樂滲入並滋養育着我的靈魂。
在所有藝術形式中，音樂是最有力量的一種，這早已為人所知。在德國作家赫曼·赫塞的小說《蓋特露德》(Gertrude)中，他這樣歌頌音樂：
「哦，音樂！你忽然想起了一個曲調，你不出聲地在心中吟唱，為它所深深陶醉，它佔有了你的一切力量和情緒，就在這一瞬間，音樂活在你心中，它帶走了一切偶然的、惡意的、粗魯的以及悲哀的東西；音樂使世界產生共鳴，使困難變得輕鬆，使獃滯長出翅膀。一首民歌的曲調就有那麼大的威力！當然最重要的是和聲：每一種悅耳的和諧的音樂都是純潔的聲音，例如那悠揚的鐘聲，能夠滿足人們優美的感情，隨着樂聲的起伏，往往令人心情激越，得到極大的歡樂，絕非任何其他娛樂所能比擬的。」
而且音樂不僅能振奮一個人的精神——它能從根本上成為內在現實的基石，從而為人們帶來撫慰和救贖。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前任主任弗蘭克·莫斯(Frank Moss)在著作《魔法師和學徒們》(The Sorcerers and their Apprentices)中，闡述了音樂治療何以會對原本認為毫無希望的精神病人的情商產生立竿見影的作用：「（在音樂治療後，病人）看來取得了更好的應對策略，表現出較高自我認知的跡象，同時較少做出包括嘗試自殺在內的負面行為。」
而我從中學到的，是熱愛同時生活在音樂中，將能夠發現自己的靈魂，令自己可以欣賞這個世界的萬千色彩與和聲，芬芳與律動，最終，讓我可以看見、聆聽、嗅聞和感知到自己的無限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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