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介民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過去四年，兩岸之間的政治拔河，最大變因是台灣年輕化的公民社會持續茁壯，已成為兩岸關系中舉足輕重的行動者。
2012年伊始，剛舉辦完的總統大選，馬英九獲選連任。選前北京大規模動員台商返台投票，數十個企業集團負責人公開挺“九二共識”；選後親中媒體大亨贊揚“中國模式”，北京“以商業模式操作統戰”日益得心應手。台灣作為自主政治體的前景，顯得非常黯淡。然而，一年之內情勢急轉直下。公民團體迅速動員，借著“反媒體巨獸壟斷”（旺中事件）、“營救鐘鼎邦”等行動，連續出擊逆轉大局。反媒體壟斷行動批判了財團資本掌控新聞通路與傾向中國政府的新聞操作；營救鐘鼎邦則是捍衛台灣公民的信仰與人身自由不受中國政府侵犯。這兩個事件凸顯了中國因素侵蝕台灣民主與自由的危機，也喚起社會大眾的關註。籠罩在北京巨大身影下的台灣政局，一邊是跨海峽政商的集結，一邊是新社會力的突起，兩股力量的歷史性對抗，拉扯著這個新興民主島嶼的航向。
公民抵抗運動使原先國共合作棋局下被邊緣化的民進黨加速重回牌桌。民進黨即將面對的又是什麽樣的兩岸局面？
民進黨重回兩岸關系牌桌
兩岸政治關繫上，北京現階段圖謀的是對台“宗主權”，操作手法則是”棘輪效應”（ratchet effect），亦即，試圖將台灣定位鎖進中方設定的“一中框架”，只準前進不許倒退。假如按照本文開頭描述的2012年初呈現的政治路線圖，公民社會逆轉戲碼沒有上演，北京一定會在“九二共識”戰果上，迫使台灣接受“一個中國”。
事實上，2012年3月，馬英九派遣特使吳伯雄赴北京傳達“一國兩區”，已貼近北京的“一中框架”。但2014年3月爆發反兩岸服貿協議“太陽花運動”，揭開國共合作黑箱（意謂國共兩黨合作壟斷了兩岸交流進程，決策過程不透明，不具民主正當性），一時間打亂北京規劃的佈局。即便如此，當年9月，習近平接見台灣二十幾個統派團體，仍強調“一國兩制”而不提“九二共識”；直到2014年11月臺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慘敗之後，習近平才親自重彈“九二共識”。至於去年11月驚奇上演的“習馬會”，一般認為北京意在框限台灣未來選擇，但效果只是讓兩岸政治關系回到2012年水平，不致繼續滑退。習馬會更像是預防性的損害控管。
值得留意的是，2012年大選時，如文章開頭描述，國共合作將兩岸議題操作得淋漓盡致，確實說服了部分“經濟選民”把票投給馬英九，根據台灣最高學術機構中研院社會所2012年調查，支持“九二共識”的人投票給馬英九的機率明顯高於投給蔡英文。今年，這出戲會再重演嗎？國民黨當然想故計重施，但效果顯然不佳。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在競選過程一直疾呼“九二共識”對台灣重要性，並在競選辯論會不斷質疑蔡英文對“九二共識”的立場，但並沒有增加他的支持度，情況完全不像2012年投票前數周國民黨操演“九二共識”的戲劇性效果，讓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無法走完“最後一哩路”。
多年來，國民黨塑造的形象是擅長兩岸議題，並宣傳國共合作穩定兩岸關系。而民進黨因為採取國家主權獨立立場，被國民黨塑造為“鎖國”、“逢中必反”。但此種論述與事實頗有差距，例如，陳水扁執政期間（2000-2008年）對兩岸經貿採“積極開放”政策，使得台灣對中國經濟依賴度從2000年的13.8%，增高到2008年的31.8%，已經很接近2009年以來的高峰值，2014年為32.9%。
這次大選，民進黨從2012年得到教訓，不再讓國民黨掌握“兩岸議題所有權”。民進黨主要策略是淡化、模糊兩岸議題，並讓北京介入大選的作用中立化，選擇先從華府入手穩住側翼。美國態度與上次相比大幅轉變，固然是亞太再平衡戰略給予民進黨機會之窗，借之調整馬政府過度“傾中”，但民進黨這幾年努力改善與華府關系、增加互信也獲得一定成果，蔡英文去年訪問美國獲得相當禮遇，並且在“九二共識”議題上不再被華府刁難。
國民黨難在此次大選拿到多數票，更根本原因是，台灣民眾對國民黨主導的兩岸政治路線已經失去信任。馬政府執政期間民心盡失，讓民進黨成為再度政黨輪替的唯一選項。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曾一度低盪至9%。根據台灣中研院社會所2015年年初民意調查，超過六成的民眾認為“國民黨太過於傾向中國大陸政府的立場”；而“如果台灣要和中國大陸進行政治談判”，信任民進黨政府進行談判的人占45%，而信任國民黨政府的只有38%。
因此，除非發生地動山搖的意外，北京將被迫面對由民進黨組成的新政府。選前，壓力全在國民黨身上，台灣彌漫著“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社會期待，國民黨輸掉政權已不可避免。
但選後，兩岸關系的壓力轉到民進黨，以下三組問題將會浮現。
民進黨面對的三大難題
第一，美台關系。蔡英文想藉由參加《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重返國際、平衡兩岸不對稱的權力結構，並發動制度變革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民進黨早已積極部署加入TPP準備工作，黨內設立專職部門負責幕僚作業。美國表明，台灣加入TPP起碼入門票是開放美國豬肉進口。然而，美豬含有瘦肉精之爭議是未爆彈。蔡英文在日前電視辯論上表示將參照日、韓標準，嚴格標示把關，對美豬立場已經呼之欲出。但台灣農民團體與社運組織這一關可不好過，何況美國屆時要求開放的清單一籮筐，觸及司法主權、經濟主權、跨國企業利益等敏感事項，如果民進黨做出太多讓步，都可能引爆與公民社會的對立。
第二組問題涉及中台互動。盡管蔡英文明確發出台灣經濟不應該過度依賴中國的訊號，但經貿關系調整並非朝夕之事，兩岸既得利益集團亦虎視眈眈，更何況台灣的國際空間仍須與北京做出磨合。因此，民進黨對北京維持戰略模糊，甚至在“九二議題”上保留可協商空間，更對進行中的兩岸貨貿談判不表態。
在選舉期間“不表態”可以瞭解，但是民進黨的真實態度是什麽？如果民進黨準備在執政後接受貨貿談判結果、重啟服貿，恐怕面臨公民社運團體質疑，以及愈來愈“天然獨”的台灣青年世代的抗拒。反之，如果民進黨打算與中國保持距離，北京在觀望一段時間後必定做出反應。如果北京採取杯葛動作，例如關掉陸客團來台旅游的“水龍頭”或“減量供給”，民進黨的對策是什麽，能否發揮領導力抵抗北京的進擊？蔡英文執政後，將會考驗她的競選口號“團結”的真正意義，究竟是指偏向與資本利益建構新的統治集團（ruling bloc），或與公民社會合作抗拒北京的政治壓力；或蔡英文能超越兩難，促成更大範圍、更高層次的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
第三組問題是兩岸政商關系重組。 2005年以來國共合作格局下，許多依靠政治關系維生的特殊利益因應而生。北京深諳“收購台灣”之道，通過經營跨海峽政商關系，在台灣培育與之配合的“在地協力者”。這些媒體稱為“買辦”的“中國代理人”，被認為截取了“和平紅利”。在剛結束的競選辯論中，“買辦”這個詞不斷被另一組參選人宋楚瑜拿來指涉國民黨，而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竟然也跟著朗朗上口，仿佛兩岸“買辦”與國民黨無關。
國民黨垮臺後，北京勢必重組兩岸代理團隊，但它馬上將遇到一個問題：要將“代理權”，集中轉換到另一個國民黨（前）主席身上，還是將“代理權”分散？代理權的集中或分散，涉及2016大選後兩岸政商關系的戰略佈局。集中的話，政治風險高；之前由連戰擔任“總代理商”的模式，一旦其政治地位摔落，例如遭遇2014年九合一選舉，連戰兒子連勝文競選臺北市市長慘敗，運轉便失靈。但分散的話，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不低，北京必須處理多個系統同步運作的統戰介面，必須擺平“租金”分配難題，亦即，多個政商集團為了爭奪北京籠絡台灣政商菁英而“讓利”的經濟特權，所產生的混亂局面。一旦北京要對眾多“代理商們”下達政治作戰指令，指揮系統可能也會出現紊亂狀況。
兩岸政商關系重組的過程，也會對民進黨政府造成壓力。北京一直想在所謂“民共交流”這條軸線上找到突破口。 2014年之前，少數泛綠政治人物已經出現松動跡象，但“太陽花運動”使這個窗口關閉。民進黨執政後，與中國保持一定接觸互動乃屬必要，因此泛綠陣營內極可能出現爭取與北京對口的人物或派系。這些潛在成為“在地協力候選人”的力量，蔡英文如何管住他們，不讓他們暴沖（例如，未獲授權下私自爭相與北京接觸），將是一大挑戰。而個別民進黨政治人物背後的政商利益，也會陸續對新政府施壓。更不用說，揮舞著第三勢力盟主旗號的臺北市市長柯文哲，對兩岸政策亦興趣濃厚、躍躍欲試。
總之，蔡英文若想執行一條與中國保持適當距離的自主性經貿路線，必須在上述三組問題上，都有深思熟慮的解答與推演。這些問題脫離不了“中國因素”的考量，而任何新的政策提議，都將挑動公民社會的敏感神經，也牽涉到跨海峽資本的利害盤算。
民進黨時刻，即將來臨。但最後一哩路走完，挑戰才剛開始。幾年來，公民力量協助促成民進黨重返執政之路，民進黨政府如何滿足期望升高的公民社會，同時也處理好“美台關系”與“中台關系”，才是蔡英文的真正考驗。
（吳介民，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曾任台灣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第三種中國想像》。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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