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碧端
想起台大校園的《新希望》歲月,前塵如夢。我們這群人,都算一生努力工作,正直為人,不負年少時的初心,但要跟孝信比,我們每個人都自愧不及……
聽到林孝信過世消息的這兩天,心裡一直有塊鉛一樣重的東西嵌著。我們當然知道好人未必得永年,但孝信不只是好人,他是個敬愛知識,又永遠為天下事摩頂放踵的人。對這個讓他這麼奮力付出,又給過他這麼多磨難挫折的世界,我相信他是割捨不下的,而當前這個世界,我也不相信能再產生一個孝信這樣的人。
我還在念高中時,因為也在報上寫點自以為是的東西,台大一個叫劉容生的物理系同學寫信來要我給他們一份叫《新希望》的刊物寫文章。一年多後我也考進台大,一進去就跟「一大票」《新希望》朋友見面了。容生之外,鄧維禎、林孝信、曹亮吉、劉源俊、王慶杏、張系國……似乎都算這個典型同仁刊物的相關成員,有些常看到,有些人不常見但會看到文章。這些多數念理工科系的人,卻都有一枝好筆,有些後來還成了出色的小說家、評論家。今天回頭看,這些人其實沒有什麼一致的立場,有的只是在本業的研習之外年輕的血性和忍不住的才情。
《新希望》是台大校園裡一個小小的社運「自覺運動」孳生出來的刊物,當時校園禁忌猶多,這類集會結社其實很犯禁,所以未久就被學校勒令停刊了。刊物的經費本來也是大家的零用錢湊起來的,我還記得停刊時,劉容生幾個人找了我一起,把剩下的一點錢到校門口小店,每人吃一碗牛肉麵,很「悲壯」地告別了那個小小的校園運動。之後這些人大部分出國念書。我晚幾屆,成了校園「留守」。
可是這群人,差不多也就是後來開創了於今台灣最長命的科普刊物《科學月刊》的創始者,以及燃成燎原之火的保釣運動的核心成員。當中最關鍵的人物,就是孝信。
孝信在《新希望》群裡,話不多,人有些靦腆;有日聽說是因為失戀,忽然剃了個光頭,自此大家都稱他「和尚」,他又事事認真奔走而不修邊幅,腳上的球鞋穿到磨出洞來,完全符合想像中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形象。當時距李、楊獲物理諾貝爾獎未久,成績最好的學生都搶去念物理,我記得他們那班畢業時,自己還評估如果同班有人得諾貝爾獎會是誰,結論是林孝信和另一位叫倪維斗的同學。
當然他們都沒得諾貝爾獎,但沒人料得到林孝信最後連博士學位都沒念完,這在當時他們同輩中幾乎是絕無僅有。 孝信在《新希望》群裡跟我不算熟,但因為我成了這一群的「校園留守」,他出去後有時把一些需要在國內處理的事跟我商量,那時他們想辦一份給學生看的科普刊物,我談著談著變成局中人,1970年《科學月刊》創刊,我成了五位創辦人之一,當然也是當中唯一非理工背景的。我和《科學月刊》的關係事實上僅止於創刊前後一、二年,但在三十和四十年後,月刊周年大慶時,我都剛好在不同工作崗位上被「起底」找去同慶,感覺科月竟也是自己一輩子的事。
孝信跟我長時間是君子之交,通信都有限,但他生命中的一些大事卻因緣際會不斷和我有著交錯。
科月創刊後未久我也念完研究所赴美。1972年暑假,我從中西部去美東,途經芝加哥,想起孝信、曹亮吉這些《新希望》老友都在芝大,就跟他們打了個電話。孝信一聽我到芝城,立刻說大夥到密西根湖畔烤肉聚會!那是一場雖是老友餐敘,卻越談越變成狂熱地爭辯討論著保釣活動的一場聚會。從中我知道孝信的小公寓幾乎成了美國各地留學生東西南北串連的落腳掛單之處,當年的「和尚」,如今摩頂放踵的熱情,都在保釣。那時刻,天暗下來了,浩邈的密西根湖逐漸籠罩在暮色裡,忽然有人說,看看誰走過來了?大家凝目望去,意外的是走來了沈君山,原來他剛從國內來美,也找孝信,被告知大夥在湖邊,便一路找來了。加入沈公子後又是針對保釣的一番激辯……。湖邊風大,蒼茫暮色中我看見孝信一頭亂髮,在漸近中年的時刻,卻仍燃燒著年輕時不變的熱情。那是我留美期間唯一一次跟孝信會面。後來聽到他因保釣被吊銷護照,也因而失去學籍;當年被認為具有得諾貝爾獎潛力的孝信,在芝城開了一個小書店維生,一直到80年代解嚴,1997他才終於回到台灣。
然而孝信終究是孝信,摩頂放踵無怨無尤。回到台灣他又立刻開始一個大志業──推動社區大學。而我,意外地在這個工作上重新和他有了交集。1997年我被當時的教育部吳京部長從學校借調去擔任高教司長。有日接到電話,竟是暌違二十多年的孝信!見面知道他推動社大的想法,他希望社大能連結高教,成為體制的一環。我則建議社大應保持民間定位,方能維持活潑的生機和多樣性。他接受了我的建議,不久他請我去參加在新竹青草湖舉行的社區大學誓師大會,那是社大的第一聲春雷。近二十年來,社區大學遍布在台灣的各個角落,成為終身學習的巨大網絡,孝信功不可沒!
但孝信跟我最有接觸卻是在2000年我被台南藝術大學選出來,去擔任校長時。孝信這時已把他的熱情放在通識教育上。以孝信的才智、對知識的熱愛和生命歷練的積累,中年後期的孝信,投入通識可以說是必然且最適當的道途。我到校發現孝信在南藝的音像記錄研究所有一門非正式的「政治經濟學」課,我把它改為正式課程,學生受益自不在話下,而我這段時期也有稍多機會跟孝信碰面。仍是那個一頭亂髮一襲布衣一雙舊鞋的孝信,瘦得像苦行僧,飲食簡單,能走路就絕不搭車……。孝信和我在南藝同事了六年,我卸任後再見面就是2010年他找我去參加《科學月刊》的40周年慶了。
前幾個月聽到孝信罹癌的消息,未久他的胞弟聖芬告訴我,病情輾轉治療已獲控制,未料21日凌晨,驚見劉容生傳來孝信去世的訊息。
想起台大校園的《新希望》歲月,前塵如夢。我們這群人,都算一生努力工作,正直為人,不負年少時的初心,但要跟孝信比,我們每個人都自愧不及!
孝信是在任何時代都稀有的人,於今更不可能再產生!寫此敬悼孝信。也想說,孝信,卸下擔子,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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