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遼寧街邊的排檔，60塊台幣可以叫上一盤“大陸妹”。桌邊的臺北朋友、端菜的老闆娘，都說不清這青翠的菜怎會有這樣一個名字？
是因為，十多年前它從大陸引進時，也正是大量大陸女子來台賣春時，它們（她們）都“好吃又便宜”？ 我記得自己腎上腺素的輕微上升，不知因為緣於我這大陸客的地域情緒，還是因為這名稱中含有的普遍性歧視，一個自認先進的地區對另一個落後地區的蔑視。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黃春明的小說《再見，莎揚娜拉》。這些叫上一盤“大陸妹”的台灣人忘記了，四十年前的他們是怎樣義憤於美國大兵、日本游客享用了台灣姑娘的青春。
不過，很有可能，它不過是一種無心的稱呼。這萵苣類的青菜在台語本就叫做“妹仔菜”，從大陸引進的萵苣品種也就自然叫做“大陸妹”？本地人習慣通過農作物來理解世界，他們曾自稱是“蕃薯人”，把外省人叫做“芋頭”。這些名稱雖有鄉土式樸素，卻也一直懷有情緒，當你聽到一個福佬人稱一位外省老兵是“老芋頭”，它絕不僅是客觀的稱謂，它含有悲情與憤怒——我們與你們不同。如今，蕃薯也好，芋頭也罷，都變成了現代台灣人，是台灣身份的一部分，那“大陸妹”呢？
在臺北，你感得到中國影響的再度增強，與由之引發的焦慮。60年前，蔣介石不由分說地把整個中國塞進了小小的台灣，那曾管轄著4億人口、超過1000萬平方公里的統治機構，被放進了這小小的盆地，這里蔡元培就職過的監察院、陳年的蒙藏委員會仍在運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提醒你五族共和的理念。而現在，中國代表的財富與權力，正激起新的希望與憂慮。依靠中國的勞動力，郭台銘才成為台灣的首富，從大陸來的慈善家慷慨給台灣人散出錢財，還有這規模恢弘的奧運會與世博會，讓那些標榜獨立的台灣明星知識分子心潮澎湃——只要他們能被作為特權者對待、享受他們在一個民主社會無法得到的中心感，他們就願意為專制唱贊歌（諷刺的是，他們都曾因反對國民黨專制而聞名）。《中國時報》的新老闆公然否認天安門悲劇……而半年前的總統大選，從新竹的高科技巨子到臺南的果農，他們都站出來，確認中國對島內政治的影響力，這也是勉強的確認，混雜著誘惑與無奈。“大陸是騙養套殺，我們是裝吃閃活”，在臺北郊外一間寬闊的辦公室里，一位老派作風的報人再度提起了這著名的兩岸哲學。大陸“用‘九二共識’之類的籠統語言‘騙’住台灣，再以開放三通、陸客來台等‘養’台灣，在建立傾斜的兩岸關系後‘套’住台灣，最後則生殺由之”，而台灣的反應是“對‘九二共識’等籠統語言‘裝’作解決了問題而不深究，設法促成三通並‘吃’大陸的養分，再用養分來建立台灣的主體地位以‘閃’避北京的套路，進而謀求兩岸共存共榮的‘活’路”。這是４年前，他的一篇著名社論的論題。
那時，馬英九上臺未久，陳雲林剛剛來台參訪，顛簸異常的兩岸關系似乎終於駛入平緩地帶。不過，這卻是一種“曖昧的平緩”，一種拖延的哲學。４年過去了，當初的判斷顯得更為清晰，在海峽兩岸，一種新的依賴關系正在形成，這心照不宣、從不擺上臺面的策略也更為顯著。但具體的策略越清晰，它的意義與方向就越模糊。在模糊與拖延中，台灣期望大陸日漸民主化，建立現代政治體制，能寬容不同的聲音，它甚至能在其中起到催化作用，而大陸則期望自己的政治與經濟實力，最終能降服這個島嶼，讓它放棄自主性。但很有可能，它們都是一廂情願。
二
在立法院門，我看到了抗議者和他們的展台，印有鬥大的“毒牛”的標語隨處可見。而在立法院內，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們，大喊大叫，占領主席臺上，深夜拒絕離開，讓整個立法機構陷入癱瘓。他們宣稱是要“為人民守護健康”，因為國民黨政府要開放含美國牛肉的進口，它的瘦肉精含量可能超標。
誰都知道，這與美國牛肉、人民健康無關，它是黨派鬥爭的產物。進口的法案總會通過，不論哪位政治人物、哪個黨派，都不會真的挑戰美國，牛肉必然還是會進入台灣市場。民主已然實行了20多年，但議會政治仍保留著強烈的鬧劇色彩，政治人物門向自己的選民、向對方黨派，乃至向美國，表演撒嬌。他們也都知道，這不需要付出真正的代價，一切都在可承受的範圍內。
這餐桌上的“大陸妹”與“美國牛”，像是此刻台灣命運的縮影，它夾在太平洋兩岸的巨人之間，在它們時而合作、時而對抗的陰影下，艱難的尋找自己的命運，卻總有一種失控之感。在失控中，人們需要用模糊性來自我安慰，或者變成憤怒的受害者，喋喋不休於自身的痛苦。
三
來臺北的次數越多，我越失去描述它的能力，最初的新鮮感已然散去，深入的理解卻遲滯不來。總是悶熱潮濕，雨下了又下，台風走了又來，從一張酒桌到下一張酒桌，白蟻在燈下飛，掉進了湯鍋里。抬眼偶爾可以看到霧氣中閃亮的101大廈，像是一根磨損的熒光棒。
最初，我被台灣的混合性吸引。從臺南孔廟到溫州街上的殷海光故居，再到那些文雅、溫和的男人與女人，你像是同時發現了中國的過去與未來——你會想，倘若未經過共產主義革命，中國社會也大概會是這樣子，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中國實現了民主，希望它正像如此。這些想法，不可避免的帶有中國中心的色彩，台灣正是縮小的中國。
但現在，我日益被它的所處的曖昧狀態吸引。這曖昧既來自於它的國際體系的地位，兩千多萬的人口，生活在一種說不清的身份中。兩蔣時代的台灣人生活在分裂的人格中，他們明明只在這個島嶼上，卻假裝仍統治與繼承了遼闊的大陸。而此刻的台灣人則生活在一種曖昧與無力中，作為個體他們享受到自由與豐裕，但作為群體，他們在國際社會中的面貌又是如此模糊，他們的存在不是通過自我的肯定、而是靠他人的默許而確認的。而在台灣社會內部，舒適似乎也正麻痹這個社會，在一個民主鞏固期，社會內部不再有顯而易見的挑戰，憤怒與抗議都帶有十足的表演性。
荷蘭人、清帝國、日本人、國民黨，一些台灣人浪漫化自己的傳統，把台灣的歷史視作一連串的反抗歷史。但同時，每一段反抗的背後，又是漫長的合作與妥協的歷史，依附性的特徵，至少與反抗性一樣顯著。
全世界都在學習與中國的相處，而台灣所受的沖擊更為直接。期望這來自中國的富有迷惑性挑戰，能夠再度激活起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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