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N9危機與公共資源配置

紐約時報
連清川

上海，遠東的繁華都市，眾多中國人的黃金之地。華燈初上，萬物盎然。這裡是4月的初春，一年中最好的季節，生命紛次綻放。

只是這生命生長的季節中，卻有着令人難言的詭異。
現在，這裡是H7N9的重災區，而人們卻似乎不為所動地熱愛外出，熱愛餐廳，熱愛在人群中穿梭。

截至4月10日為止，中國共發現了3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其中上海獨佔15例，而死亡人數更加高達9例。

如果按照簡單的數學計算，33對比13億，這確實是一個很小的數字。然而，這33例，卻隱含這一個本當令人極其恐懼的危機：疫情。

非典過去了10年，當年引起的恐慌早就已經消弭無形，逝者長逝，而生者在無名的角落了吞咽着失去家庭和健康的苦果，早就已經被公眾遺忘。然而，10年之後，當我們面對H7N9禽流感的時候，卻發現中國應對的方式，在做法上看似提高但是在理念上如出一轍。

儘管相比於當年的非典刻意隱瞞發病真實數據已經有了長足的長進，並且國外的評論也普遍趨向溫和，世界衛生組織也未就中國的反應方法施壓，但如果仔細檢視從發現案例至今的10多天時間裡，人們依舊在和疫情、和死亡賽跑。

“安定團結的局面”如同魔咒一樣籠罩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頭上，儘管迫於公共壓力以及引起更大規模的恐慌，地方政府還在每天公布新增病例的數字和情況，但是在實際層面上，政府仍然秉承着遮掩的態度來進行疫情的發佈。根據我的了解，中國的多數媒體除了亦步亦趨地公布數字之外，對於疫情的額外報道基本被禁止，而那些發現和收治案例的醫院和醫生，除了對指定媒體如新華社和地方性的官方報紙之外，對外界都三緘其口。病例的治療情況如何、如何發現和如何隔離、如何治療與家屬如何處置、醫療費用的支付與公共支出如何安排等等，這些信息基本上都被屏蔽，極難在媒體中發現。

信息不完全公開的原因，在於政府“擔心引起民眾不必要的恐慌”，但是這種信息的屏蔽機制，除了加大民眾的猜測，並恐慌性地搶購例如板藍根此類沒有任何科學依據的藥品之外，毫無防禦的能力。

不僅如此，在4月初，當發病機理尚未發現之際，上海市政府竟然還公開鼓勵居民消費豬肉和雞肉，市農委的官員稱，“沒有發現禽流感疫情和豬的疫情，上海市內的雞肉和豬肉還是可以放心食用的。”（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官方微博@上海發佈)。然而，第二天，就在上海市的3家市場的雞肉里發現了H7N9和H7病毒。

遲至如此，上海也僅僅屠殺了這三個市場中的活禽，並沒有對全上海的活禽和市場交易進行全面的禁止。其後，在9日，才全面禁止了活禽的交易，11日，發佈定點屠宰禽類的市場。

然而，客觀地講，上海市政府的行事效率已經算是很高的了，至少，它停止了活禽的交易，甚至封閉了上海市內公園的鴿鳥場所。

同樣地，有在前線的記者告訴我，在南京，一位家屬4月1日就提出了母親可能罹患H7N9的疑問並要求查實，但行動拖延至5日才出結果，醫院並未對她的疑問給予協助，而照顧病人的家屬，並未對其做任何防護要求和提醒；在杭州，一個病例曾經在商場食用鴿子，但是這個商場迄今仍然未被封閉。

對於那些發現了疫情的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地，對於那些缺乏知識和保護的孩子，也未做必要的保護措施。在上海，大量家長仍然帶着孩子們在發現H7N9病毒的莘庄的公共場所中遊玩，連口罩這樣的基本防護措施都沒有。

發生公共衛生危機，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仍然是政府一家的事情，他們掌握了信息、資源和處置方法，民間除了被動等待之外，並無任何可以自我保護以及參與防治的任何方法。

我不知道政府對於疫情不會擴大或者病毒不會變異至人際傳播的自信來自於何處。世界衛生組織說，“甲型H7N9禽流感病例之所以令人擔心，是因為這是首次報告此型人類病例。”其迄今為止所發表的謹慎聲明，也一再強調，“目前尚無證據表明接觸者之間或確診病例之間有人到人的傳播。”但世衛也說：“有關人是如何被感染的機制尚不清楚，現在正在調查動物傳染人的可能性，以及人傳人的可能性。”但在報道這條新聞時，新華社卻說，包括H5NI在內的其他類型的禽流感病毒已經出現了許多年，能夠在禽鳥間傳播，或者由禽鳥傳染給人類，但它們通常不會在人際間傳播。世衛組織謹慎以待的可能性，在報道中卻變成了蓋棺論定的結論。

公共資源的配置應當是盡最大的努力保護公民的生命安全，這應當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常識，即在處理公共危機的時候，需要政府投入非常規的資源，並且損失可能的經濟利益與市場活動。政府壟斷信息、阻斷公民參與渠道和過於自信地放任疫情的發展，其結果便是巨大的擴散風險。

因而，對於依然歌舞昇平的上海居民而言，惟一能做的事情便是祈禱H7N9病毒不會變異至人際傳播、不會發生大規模的疫情。或者說，整個華東的居民所做的事情，都只能是祈禱。

然而，當政府的公共衛生資源配置與對於公共危機的漠視，一力所維持的只是安定團結的局面時，這樣的祈禱能被誰聽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