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專欄作者 保羅·克魯格曼
對於人為的全球變暖，我們知道三點。首先，如果我們不快速採取行動來限制碳排放，後果將非常可怕。其次，單純從經濟角度來看，要採取所需的行動並不困難：控制排放——如果能用正確的方式施行——可能會使經濟增速放緩，但是幅度不會太大。第三，圍繞着減排行動的政治鬥爭仍然非常複雜。
那麼，行動起來為什麼如此艱難？是否與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力有關？
我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而且還得出了一個多少令人驚訝的結論，即主要問題不在於既得利益者。當然，他們的確存在，而且還扮演着重要角色；化石燃料利益團體所提供的資金在維持氣候科學並無定論的錯覺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是，這裡的經濟利益並不如想像得那麼大。對氣候問題採取理性行動之所以如此困難，其實另有原因——意識形態與反智主義的惡性結合。
不過，在闡述這一點之前，我先來算算經濟帳。
我曾在較早的專欄文章中指出，關於碳減排的經濟影響的每項研究均發現，所付代價相當有限，就連不怎麼嚴謹的研究也不例外，例如最近由反環保的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資助的一項研究。實踐經驗也指向同一結論。20世紀80年代，保守派宣稱，限制酸雨的舉動將帶來毀滅性的經濟影響；而事實上，二氧化硫的限額交易系統以極低的代價取得了極大成功。自2009年開始，東北部各州對碳排放採取了限額交易制度，如今，當地碳排放量已經顯著降低，同時經濟的增長速度也比美國其他地方快。環保並不是經濟增長的敵人。
雖說如此，保護環境是否需要一些領域或地區付出代價呢？的確會，但這個代價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高。
特別是，想想甚囂塵上的「對煤炭宣戰」論。的確，嚴肅對待全球變暖就意味着，要減少（並最終消除）煤炭能源，而這將對美國靠採煤來提供就業崗位的部分地區造成損害。但是，這種工作已很少存在的事實卻不常被提起。
曾經，能源之王煤炭的確是個大僱主：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有超過25萬名煤礦工人。然而從那時開始，煤炭行業從業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二，這並非因為產量降低——其實是大幅度提高了——而是因為現在，大多數煤炭都來自不需要多少工人的露天礦。目前，煤炭開採行業在全美國就業人數中只佔0.06%；關閉整個行業所減少的就業崗位，其實少於2007年至2009年經濟大衰退期間美國每周減少的崗位。
或者這樣說：針對煤炭行業的真正戰爭，或者至少是針對煤炭工人的戰爭，發生於一代人以前，而它的實施者不是自由派環保人士，而是煤炭行業自身。煤炭工人最終戰敗。
煤礦和煤電廠的所有者之所以抵制環保政策，的確與他們的經濟利益有關，但是即便在這方面，特殊利益看起來也並不太大。那麼，對氣候政策的反對為何如此強烈呢？
試着換個角度看待全球變暖。有些人從小就非常尊崇安·蘭德(Ayn Rand)，認為不受限制地追求個人利益總是好的，政府則一直是問題所在，而非解決方案。結果，卻有些科學家宣稱，無拘無束地追求個人利益將毀滅世界，而政府干預是唯一的答案。不論你提出的干預方案多麼有利於市場運作，這都是對自由意志派世界觀的直接挑戰。
他們的自然反應就是拒絕承認——憤怒地拒絕。看看任何關於氣候政策的大規模爭論，否定者那種強烈的敵意和不加掩飾的憤怒絕對會令你震驚。
氣候方面的擔憂來自科學共識的事實也使事情變得更加糟糕，因為它正好會撞到反智主義的槍口上。反智主義一直是美國的一股強大力量，而且主要來自右翼。不足為奇的是，如此多右翼政客和學究迅速訴諸陰謀論，譴責世界各地的成千上萬名研究人員在相互勾結，營造一個巨大的騙局，其實是想為大政府奪權正名。畢竟，右翼人士從來就沒有喜歡過或信任過科學家。
所以，當我們試圖應對全球變暖的時候，真正的障礙來自經濟意識形態——它還因對科學的敵意而得以強化。從某種角度來看，這讓我們的任務變簡單了：事實上，我們不需要強迫民眾接受大的經濟損失。不過，我們必須克服傲慢並停止佯裝無知，而這一點，的確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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