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12月28日，甘肅省永昌縣十三歲的初一女生趙某，偷拿了（官方稱為“在衣服內藏匿”）超市的幾塊巧克力和掛衣鉤，發現後被強行扣押在華東超市，瑟縮成一團。她一邊被體罰，一邊被無休止地審問：“說！叫啥名？哪個學校的？你家長名字？電話？”剛滿13歲的孩子嚇懵了，一時間什麽也答不上來。
半小時後，女孩的媽媽趕來，超市老闆說至少要交100元罰款，否則不放人。媽媽兜里只幾十塊塊錢，只能離開超市，找到炒爆米花的孩子爸爸拿錢，兩個人掏盡全身湊了95元錢奔回超市交涉，一扭臉，孩子已不見蹤影。
半個小時後，這個女孩從廣場高樓17層跳下，當場身亡。
12月29日，女孩的父母、親屬到超市討說法，警方稱女生是在被其母親責打後墜亡，引發多人不滿。“事發後幾乎半個縣城都在說，女生被超市老闆罰站，還被辱罵過。”（據《東方早報》報道）
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在生命還沒有綻放的時候，卻因幾塊巧克力而凋謝。她偷了超市的巧克力，她瑟瑟發抖忍受著超市工作人員的羞辱威脅，在母親低三下四和超市老闆的交涉中離開、跳樓、喪命。
她只是一個孩子，想吃幾塊巧克力無可厚非。她用“偷”的方式把巧克力放到褲兜，不應該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即便因為貧困。但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超市對孩子的扣押、羞辱、體罰和罰款遠遠超過了女孩的心理承受能力。教育的本質是對人格的培養，而非羞辱。母親當眾的責罵和超市不依不饒的懲罰是壓倒孩子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須知，在僅靠一日三餐維持生命的貧困家庭長大的孩子，很難衍生出對財富貪婪的欲望，窮孩子最大的需求不過是日常所需而已。從超市“偷”幾塊巧克力和掛衣鉤，無非是為滿足生活的基本需要。窮人家的孩子從小就不曾占有生活所需以外的財富，在她的頭腦中，天生就缺少對個人財富的尊重——“私人的東西”不能隨便拿。因為他們經常一無所有，德國倫理學家包爾生指出：“貧困很容易變成小偷和盜竊的學校”，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女孩的父母只是千千萬萬進城打工農民的一份子，爸爸在路邊炒爆米花，媽媽幫別人家洗碗掃地，整個家庭靠此度日，即便如此艱辛，也比死守在農村獲得更多。這就是孩子父母的身份和地位，他們對孩子教育的能力顯而易見。所以，我們的社會不能給女孩父母謀生的尊嚴，他們在付出自己的勞動後，不能滿足孩子買幾塊巧克力的要求，面對這樣的社會分配製度，我們又怎麽能夠要求他們從小教育孩子不要偷竊，要尊重別人的財產，因為他們辛勤勞作換來的是“活著”和“一無所有”。
“姐姐做鞋，妹妹剪樣”說的是家庭教育中言傳身教的重要性，這幾乎是所有哺乳動物的天性。但如果父母的職業、勞作不能給這個家庭的生活帶來口糧以外的供給；在孩子“偷竊”被抓“現行”的時候，甚至掏不出一百塊錢來“賠償”超市，那麽我們有什麽資格去責備這個貧困的母親？有的人說巧克力不是生活必需品，那他們敢不敢發誓說，自己年幼時沒有偷拿過別人的玩具？如果自己曾經也被誘惑過，又憑什麽要求這個十三歲的女孩，面對巧克力的誘惑必須意志堅定，不為所動？
很多批評女孩父母的“道德控”的邏輯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即便你十三歲，也應該有二十歲的意志力才行。如果你經不住誘惑，小偷小摸被打被殺被示眾羞辱都是應該的，孩子毫無羞恥感，父母會生不會教育罪不可赦。
這些“道德控”的人社會邏輯亂得一塌糊塗：自己在茶館里找農民工擦皮鞋五塊錢，還要砍砍價，現在卻一本正經地要求整天為“填飽肚子”早出晚歸的窮人要用更多的時間去陪伴和教育他們的孩子。
二
1935年的冬天，美國紐約窮人區的一個六十歲的老太太因為偷麵包被告上法庭。
老太太低著頭，囁嚅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我確實偷了。”“我是飢餓，但我更需要麵包來喂養我那三個失去父母的孫子，他們已經幾天沒吃東西了。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餓死。他們還是一些小孩子呀。”
法官的判決是讓老太太選擇是處以10美元的罰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
老太太說：如果我有10美金，我就不會去偷麵包；如果我被拘役，誰來照顧我的孫子？
這時，在現場旁聽的紐約市市長拉瓜地亞摘下帽子放入10美金，並請現場的每人交50美分的罰金。市長說：“這是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市。”所有的旁聽者都默默起立，鄭重地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長的帽子里，連法官也不例外。
這個流傳廣泛的故事的真實性有待確認，但其寓意非常深刻。所謂“為我們的冷漠付費”，是指人和人之間並非孤立無關的，人作為社會的參與者，保護別人生活得有尊嚴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這也是西方現代慈善的倫理基礎。
法律對個人財產的保護依靠的不是冷漠，依靠的善良和互助，依靠的是彼此對人的尊嚴的呵護，這是一個良善社會的精神契約。
我從來不認為窮人天生就應該貧困，我認為他們只是“暫時陷入困境的人”。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遭遇危機和困境，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陷於貧困，鼓勵人心向善，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不可預測的未來。
幫助窮人不應該建立施捨之上，人與人之間平等的互助是高貴的精神契約，懂得維護別人尊嚴的人，才明白什麽叫尊嚴，這才是高貴和值得尊重的人。
為冷漠付費的人是明智的，他是在為不人性的制度埋單，而自私和冷漠付出的代價是數千人沖到超市門口來要公正。雖然如此，我還是要對那些義憤填膺的群眾說，你們又曾經為不人性的制度和我們的自私做過什麽？我們在為曾經的冷漠振臂高呼，也許只是開始，希望不算太晚。
三
對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處理結果，對社會影響的差別是巨大而可怕的。紐約市長發動市民一起為一個城市的冷漠埋單，而我們呢？一群人義憤填膺地在沖進超市，大罵超市“為富不仁，逼死小孩”；政府動用了武警，對整個街區進行交通管制，繼而讓超市與跳樓自殺女孩的家庭簽訂賠償協議（網傳賠償金為85萬元）。想想這場面，不能不說是殘酷的，是可怕的，嚇得有條件的人移民之心再生。
事實上，以中國現行的法律體系，未成年人偷東西報警也沒用，通知家長可能是唯一能給“偷竊者”以經濟處罰的途徑。無疑，超市對孩子進行體罰、辱罵、要求父母賠償是對兒童權益的侵犯，可這麽多年來，一直無人乾預，無人過問，繼而成了商場超市處理這類事件的通行辦法。從來沒有人站出來承擔責任，這難道不是公權力的失職？
現在，十三歲的孩子跳樓自殺，政府安排超市賠償自殺兒童家庭85萬元，這又是什麽道理？什麽標準？這是公權力對個人財富無所顧忌的侵犯，這樣的處理對富人和窮人都無好處可言，認同這樣的處罰，就是認同個人財富在中國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護。
窮人軟弱的時候，富人對窮人可以無休止的欺凌，公權力視而不見；窮人“發飆”起來，公權力又對富人無原則的剝奪，這才是當下社會人人都充滿怨氣的根本原因，幸福更是無從談起。
四
面對甘肅女孩超市偷竊被辱自殺的悲劇，我們要思考的已經不僅僅是誰對誰錯，而是在很多年前，在我們還在娘胎的時候，就已經為社會種下了混亂的種子。出了娘胎之後，那些歧視並隔絕貧困孩子的父母，打著“為孩子營造良好環境”的口號，辛辛苦苦地為自己的孩子挖了一個“冷漠”的大坑，然後讓孩子站在坑裡奮力地參加“公益活動”，以為升入更好的學校加分。
我們應該達成的一個共識是：當社會、父母試圖用冷漠來保護自己孩子的“生存圈”的時候，其實就是在為孩子未來的“不幸福”挖坑。雖然，這種思想極端自私且可怕，卻在中國社會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Facebook的創辦人扎克伯格的財富觀，告訴我們孩子幼年時候的同伴教育的重要性。
前幾天， 美國社交網站Facebook的創辦人扎克伯格以捐贈99％的股權（價值450億美元）被世人稱道，而我們要知道，這個擁有百億美元身家的年輕富豪，他的“豪宅”不過是一套租來的一室一廳的小公寓和一張床墊。扎克伯格在他的Facebook主頁上，引用了“極簡主義”“革命”“消除欲望”等詞匯來描述自己，他的早餐通常是一碗麥片。
當中國首富的孩子王思聰無聊來靠表演“日狗”尋找自我存在的時候，你不得不欣賞扎克伯格這樣的真富豪，雖然自己的身價和地位能把王思聰甩到月球上去，自己卻以“消除欲望”為榮：一邊上班賺錢，一邊參與慈善公益鼓勵別人去探索世界，支持一切為改善世界、幫助身邊人的行為。不同教育下的孩子差別是巨大而可怕的，“日狗”和“救人”的情趣之別，不是在今天，不是在學校，而是在社會和家庭的教育。
哪個孩子不犯錯誤呢？關鍵看社會和父母如何去引導。扎克伯格小的時候，經常欺負自己班上一個叫紐芬迪的同學，這個孩子穿著總是臟兮兮的，身上有股怪味。好幾次興趣培養課，扎克伯格和紐芬迪合作的時候，紐芬迪總是動作太慢，拖扎克伯格的後腿，而扎克伯格的好勝心理讓他站在教室中間，大聲喊，“紐芬迪！你這個大傻瓜！你在乾嗎！”
根據我的經驗，中國很多孩子的父母一定會向學校提出抗議，老師不應該讓紐芬迪這樣的“笨蛋”和自己的孩子搭伴，拖孩子的後腿，影響孩子的成績。諸位可能還記得，幾年前，深圳某學校的很多父母聯名上書地方教育部門，要求學校開除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孩子，其理由就是這個孩子影響了自己孩子的“正常學習”。
但是，扎克伯格的母親卻不這麽認為，她意識到在扎克伯格童年的大腦里，沒有道德觀念或條律約束，才會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的內心，繼而辱罵紐芬迪同學是“笨蛋”。為了讓扎克伯格以同理心來理解“笨蛋同學”紐芬迪，夫婦二人利用周末的時間帶著扎克伯格去了紐瓦克公立學校附近的棚戶區，也就是“笨蛋同學”紐芬迪的家。
紐芬迪的家小來根本沒有地方讓人坐下，紐芬迪的媽媽，在外做家政服務，常常要深夜回來。平常，不到十歲的紐芬迪，還要負責照料因為帕金森症，癱在床上的奶奶。離開棚戶區的扎克伯格一直回頭望，這次短短的造訪，改變了扎克伯格的一生。
回想中國家長的舉動，往往用自己不堪的思維格局，限制孩子尚在成長的世界觀。說真的，我覺得家長真的對自己的孩子太狠了！樹木生長需要陽光雨露，用一個玻璃罩子擋住風雨閃電的時候，也扣下孩子對美好世界的探索。
二十年之後，扎克伯格向紐瓦克公立學校系統捐贈一億美元，幫助全美最為落後的學校提高教育水平。當年的紐芬迪不知去向。那個窩棚區也早已被拆遷，在扎克伯格心裡，對那個窩棚區是一個遺憾，也是一個心結。
五
對於甘肅女孩“偷竊”跳樓自殺事件的前前後後，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如果希望這個社會好，我們希望女孩偷竊自殺的悲劇和超市巨額賠償的荒唐不要再現，那麽，我們觀察問題的時候首先要突破自身的思維與格局，打破為自己設定的無形框框，而在這一過程中，先行者的付出是必然的。
有人總是拿政府、拿社會、拿制度來說事，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社會的改變需要一些人先站出來與現在的時代對峙，這種對峙不是暴力而是細潤無聲。為什麽我們今天很多傳統報紙轉型新媒體都不成功，是因為他們還在用做報紙積累的經驗去影響和操控新媒體，那結果肯定是“非死不可”的結果，而與政府、社會和制度無關。
眼界和思維決定一個人的高度，這道理如此淺顯而殘酷，這道理人人都懂，卻人人都在忽略。都說關註社會就是改變未來，可是關註甘肅女孩自殺後數千人沖進超市還是關註貧困家庭的生存狀況，關註自己孩子是不是上最好的學校還是關註農村小規模學校的教育公平，能是一樣的麽？
改變未來，我們可以從改變自己開始，從改變關註的形式與內容開始。
2015年12月28日，甘肅省永昌縣十三歲的初一女生趙某，偷拿了（官方稱為“在衣服內藏匿”）超市的幾塊巧克力和掛衣鉤，發現後被強行扣押在華東超市，瑟縮成一團。她一邊被體罰，一邊被無休止地審問：“說！叫啥名？哪個學校的？你家長名字？電話？”剛滿13歲的孩子嚇懵了，一時間什麽也答不上來。
半小時後，女孩的媽媽趕來，超市老闆說至少要交100元罰款，否則不放人。媽媽兜里只幾十塊塊錢，只能離開超市，找到炒爆米花的孩子爸爸拿錢，兩個人掏盡全身湊了95元錢奔回超市交涉，一扭臉，孩子已不見蹤影。
半個小時後，這個女孩從廣場高樓17層跳下，當場身亡。
12月29日，女孩的父母、親屬到超市討說法，警方稱女生是在被其母親責打後墜亡，引發多人不滿。“事發後幾乎半個縣城都在說，女生被超市老闆罰站，還被辱罵過。”（據《東方早報》報道）
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在生命還沒有綻放的時候，卻因幾塊巧克力而凋謝。她偷了超市的巧克力，她瑟瑟發抖忍受著超市工作人員的羞辱威脅，在母親低三下四和超市老闆的交涉中離開、跳樓、喪命。
她只是一個孩子，想吃幾塊巧克力無可厚非。她用“偷”的方式把巧克力放到褲兜，不應該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即便因為貧困。但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超市對孩子的扣押、羞辱、體罰和罰款遠遠超過了女孩的心理承受能力。教育的本質是對人格的培養，而非羞辱。母親當眾的責罵和超市不依不饒的懲罰是壓倒孩子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須知，在僅靠一日三餐維持生命的貧困家庭長大的孩子，很難衍生出對財富貪婪的欲望，窮孩子最大的需求不過是日常所需而已。從超市“偷”幾塊巧克力和掛衣鉤，無非是為滿足生活的基本需要。窮人家的孩子從小就不曾占有生活所需以外的財富，在她的頭腦中，天生就缺少對個人財富的尊重——“私人的東西”不能隨便拿。因為他們經常一無所有，德國倫理學家包爾生指出：“貧困很容易變成小偷和盜竊的學校”，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女孩的父母只是千千萬萬進城打工農民的一份子，爸爸在路邊炒爆米花，媽媽幫別人家洗碗掃地，整個家庭靠此度日，即便如此艱辛，也比死守在農村獲得更多。這就是孩子父母的身份和地位，他們對孩子教育的能力顯而易見。所以，我們的社會不能給女孩父母謀生的尊嚴，他們在付出自己的勞動後，不能滿足孩子買幾塊巧克力的要求，面對這樣的社會分配製度，我們又怎麽能夠要求他們從小教育孩子不要偷竊，要尊重別人的財產，因為他們辛勤勞作換來的是“活著”和“一無所有”。
“姐姐做鞋，妹妹剪樣”說的是家庭教育中言傳身教的重要性，這幾乎是所有哺乳動物的天性。但如果父母的職業、勞作不能給這個家庭的生活帶來口糧以外的供給；在孩子“偷竊”被抓“現行”的時候，甚至掏不出一百塊錢來“賠償”超市，那麽我們有什麽資格去責備這個貧困的母親？有的人說巧克力不是生活必需品，那他們敢不敢發誓說，自己年幼時沒有偷拿過別人的玩具？如果自己曾經也被誘惑過，又憑什麽要求這個十三歲的女孩，面對巧克力的誘惑必須意志堅定，不為所動？
很多批評女孩父母的“道德控”的邏輯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即便你十三歲，也應該有二十歲的意志力才行。如果你經不住誘惑，小偷小摸被打被殺被示眾羞辱都是應該的，孩子毫無羞恥感，父母會生不會教育罪不可赦。
這些“道德控”的人社會邏輯亂得一塌糊塗：自己在茶館里找農民工擦皮鞋五塊錢，還要砍砍價，現在卻一本正經地要求整天為“填飽肚子”早出晚歸的窮人要用更多的時間去陪伴和教育他們的孩子。
二
1935年的冬天，美國紐約窮人區的一個六十歲的老太太因為偷麵包被告上法庭。
老太太低著頭，囁嚅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我確實偷了。”“我是飢餓，但我更需要麵包來喂養我那三個失去父母的孫子，他們已經幾天沒吃東西了。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餓死。他們還是一些小孩子呀。”
法官的判決是讓老太太選擇是處以10美元的罰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
老太太說：如果我有10美金，我就不會去偷麵包；如果我被拘役，誰來照顧我的孫子？
這時，在現場旁聽的紐約市市長拉瓜地亞摘下帽子放入10美金，並請現場的每人交50美分的罰金。市長說：“這是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市。”所有的旁聽者都默默起立，鄭重地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長的帽子里，連法官也不例外。
這個流傳廣泛的故事的真實性有待確認，但其寓意非常深刻。所謂“為我們的冷漠付費”，是指人和人之間並非孤立無關的，人作為社會的參與者，保護別人生活得有尊嚴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這也是西方現代慈善的倫理基礎。
法律對個人財產的保護依靠的不是冷漠，依靠的善良和互助，依靠的是彼此對人的尊嚴的呵護，這是一個良善社會的精神契約。
我從來不認為窮人天生就應該貧困，我認為他們只是“暫時陷入困境的人”。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遭遇危機和困境，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陷於貧困，鼓勵人心向善，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不可預測的未來。
幫助窮人不應該建立施捨之上，人與人之間平等的互助是高貴的精神契約，懂得維護別人尊嚴的人，才明白什麽叫尊嚴，這才是高貴和值得尊重的人。
為冷漠付費的人是明智的，他是在為不人性的制度埋單，而自私和冷漠付出的代價是數千人沖到超市門口來要公正。雖然如此，我還是要對那些義憤填膺的群眾說，你們又曾經為不人性的制度和我們的自私做過什麽？我們在為曾經的冷漠振臂高呼，也許只是開始，希望不算太晚。
三
對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處理結果，對社會影響的差別是巨大而可怕的。紐約市長發動市民一起為一個城市的冷漠埋單，而我們呢？一群人義憤填膺地在沖進超市，大罵超市“為富不仁，逼死小孩”；政府動用了武警，對整個街區進行交通管制，繼而讓超市與跳樓自殺女孩的家庭簽訂賠償協議（網傳賠償金為85萬元）。想想這場面，不能不說是殘酷的，是可怕的，嚇得有條件的人移民之心再生。
事實上，以中國現行的法律體系，未成年人偷東西報警也沒用，通知家長可能是唯一能給“偷竊者”以經濟處罰的途徑。無疑，超市對孩子進行體罰、辱罵、要求父母賠償是對兒童權益的侵犯，可這麽多年來，一直無人乾預，無人過問，繼而成了商場超市處理這類事件的通行辦法。從來沒有人站出來承擔責任，這難道不是公權力的失職？
現在，十三歲的孩子跳樓自殺，政府安排超市賠償自殺兒童家庭85萬元，這又是什麽道理？什麽標準？這是公權力對個人財富無所顧忌的侵犯，這樣的處理對富人和窮人都無好處可言，認同這樣的處罰，就是認同個人財富在中國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護。
窮人軟弱的時候，富人對窮人可以無休止的欺凌，公權力視而不見；窮人“發飆”起來，公權力又對富人無原則的剝奪，這才是當下社會人人都充滿怨氣的根本原因，幸福更是無從談起。
四
面對甘肅女孩超市偷竊被辱自殺的悲劇，我們要思考的已經不僅僅是誰對誰錯，而是在很多年前，在我們還在娘胎的時候，就已經為社會種下了混亂的種子。出了娘胎之後，那些歧視並隔絕貧困孩子的父母，打著“為孩子營造良好環境”的口號，辛辛苦苦地為自己的孩子挖了一個“冷漠”的大坑，然後讓孩子站在坑裡奮力地參加“公益活動”，以為升入更好的學校加分。
我們應該達成的一個共識是：當社會、父母試圖用冷漠來保護自己孩子的“生存圈”的時候，其實就是在為孩子未來的“不幸福”挖坑。雖然，這種思想極端自私且可怕，卻在中國社會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Facebook的創辦人扎克伯格的財富觀，告訴我們孩子幼年時候的同伴教育的重要性。
前幾天， 美國社交網站Facebook的創辦人扎克伯格以捐贈99％的股權（價值450億美元）被世人稱道，而我們要知道，這個擁有百億美元身家的年輕富豪，他的“豪宅”不過是一套租來的一室一廳的小公寓和一張床墊。扎克伯格在他的Facebook主頁上，引用了“極簡主義”“革命”“消除欲望”等詞匯來描述自己，他的早餐通常是一碗麥片。
當中國首富的孩子王思聰無聊來靠表演“日狗”尋找自我存在的時候，你不得不欣賞扎克伯格這樣的真富豪，雖然自己的身價和地位能把王思聰甩到月球上去，自己卻以“消除欲望”為榮：一邊上班賺錢，一邊參與慈善公益鼓勵別人去探索世界，支持一切為改善世界、幫助身邊人的行為。不同教育下的孩子差別是巨大而可怕的，“日狗”和“救人”的情趣之別，不是在今天，不是在學校，而是在社會和家庭的教育。
哪個孩子不犯錯誤呢？關鍵看社會和父母如何去引導。扎克伯格小的時候，經常欺負自己班上一個叫紐芬迪的同學，這個孩子穿著總是臟兮兮的，身上有股怪味。好幾次興趣培養課，扎克伯格和紐芬迪合作的時候，紐芬迪總是動作太慢，拖扎克伯格的後腿，而扎克伯格的好勝心理讓他站在教室中間，大聲喊，“紐芬迪！你這個大傻瓜！你在乾嗎！”
根據我的經驗，中國很多孩子的父母一定會向學校提出抗議，老師不應該讓紐芬迪這樣的“笨蛋”和自己的孩子搭伴，拖孩子的後腿，影響孩子的成績。諸位可能還記得，幾年前，深圳某學校的很多父母聯名上書地方教育部門，要求學校開除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孩子，其理由就是這個孩子影響了自己孩子的“正常學習”。
但是，扎克伯格的母親卻不這麽認為，她意識到在扎克伯格童年的大腦里，沒有道德觀念或條律約束，才會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的內心，繼而辱罵紐芬迪同學是“笨蛋”。為了讓扎克伯格以同理心來理解“笨蛋同學”紐芬迪，夫婦二人利用周末的時間帶著扎克伯格去了紐瓦克公立學校附近的棚戶區，也就是“笨蛋同學”紐芬迪的家。
紐芬迪的家小來根本沒有地方讓人坐下，紐芬迪的媽媽，在外做家政服務，常常要深夜回來。平常，不到十歲的紐芬迪，還要負責照料因為帕金森症，癱在床上的奶奶。離開棚戶區的扎克伯格一直回頭望，這次短短的造訪，改變了扎克伯格的一生。
回想中國家長的舉動，往往用自己不堪的思維格局，限制孩子尚在成長的世界觀。說真的，我覺得家長真的對自己的孩子太狠了！樹木生長需要陽光雨露，用一個玻璃罩子擋住風雨閃電的時候，也扣下孩子對美好世界的探索。
二十年之後，扎克伯格向紐瓦克公立學校系統捐贈一億美元，幫助全美最為落後的學校提高教育水平。當年的紐芬迪不知去向。那個窩棚區也早已被拆遷，在扎克伯格心裡，對那個窩棚區是一個遺憾，也是一個心結。
五
對於甘肅女孩“偷竊”跳樓自殺事件的前前後後，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如果希望這個社會好，我們希望女孩偷竊自殺的悲劇和超市巨額賠償的荒唐不要再現，那麽，我們觀察問題的時候首先要突破自身的思維與格局，打破為自己設定的無形框框，而在這一過程中，先行者的付出是必然的。
有人總是拿政府、拿社會、拿制度來說事，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社會的改變需要一些人先站出來與現在的時代對峙，這種對峙不是暴力而是細潤無聲。為什麽我們今天很多傳統報紙轉型新媒體都不成功，是因為他們還在用做報紙積累的經驗去影響和操控新媒體，那結果肯定是“非死不可”的結果，而與政府、社會和制度無關。
眼界和思維決定一個人的高度，這道理如此淺顯而殘酷，這道理人人都懂，卻人人都在忽略。都說關註社會就是改變未來，可是關註甘肅女孩自殺後數千人沖進超市還是關註貧困家庭的生存狀況，關註自己孩子是不是上最好的學校還是關註農村小規模學校的教育公平，能是一樣的麽？
改變未來，我們可以從改變自己開始，從改變關註的形式與內容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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