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Scott Moore
本月,在巴拿馬運河工程完成100年後,中國預計將完成其規模宏大的“南水北調”工程的第一階段,“將水從南方輸到北方”。這句話讓人想起了毛澤東的設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點來是可以的。”
為了實現毛澤東的夢想,從水資源豐富的地區把大量水轉移到那些缺水的地區,北京正在打造一個現代奇蹟:本世紀的巴拿馬運河。只不過,巴拿馬運河開啟了一個相信人類創造力可以改變自然的世紀,而南水北調工程卻見證着工程技術在解決自然資源稀缺問題上的能力的有限。
中國是世界上儲水量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但就像毛澤東觀察到的一樣,中國的水資源分佈是不平均的,大部分集中在南方和西部。水資源短缺一直以來在中國北方都是個問題,而隨着經濟的高速發展,其缺乏程度已經到了危險的水平。
在20世紀90年代的大多數時間裡,中國北方的主要河流黃河基本斷流,而北京和其他主要北方城市的地下水水位已經降到如此之低,以致於現有的水井已經采不到地下水。作為應對措施,政府已嘗試促進水資源保護,限制用水。但是這些措施收效甚微,很簡單,就是沒有足夠的水來滿足日益增長的飲用、灌溉、能源生產和其他需求。
在這些相互矛盾的利益之間分配水資源會帶來政治上的挑戰,而這是中國政府所不願面對的,它轉而將希望寄於工程學的偉大成就,來為日漸乾涸的北方解渴。南水北調工程最終目標是,每年從中國東線、中線和西線向北方輸送450億立方米的水。這三條線路都帶來了巨大的技術挑戰。東線和中線將穿過黃河,而西線則涉及從喜馬拉雅山脈的一部分抽水。
650億美元(約合4037億元人民幣)的預算肯定是過低的,這還不包括社會和生態影響帶來的損失。工程建設已經導致了數以十萬計的人搬遷,對於可能出現的介水性傳染病的增加也沒有經過足夠的調研。但中國政府是從政治方面考慮的,不惜一切代價增加水資源的量,會比把有限的水資源分給相互矛盾的利益各方要容易。
對於一個政府機構薄弱的專制政權來說,這種不情願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同樣把中國的經濟和生態前景置於危險境地,因為中國政府並不能無限度地增加水資源供應。現在一些計劃把水往北運的南方地區自己都在面臨水資源短缺。從長遠來看,喜馬拉雅山地區的變暖可能將減少中國主要河流的流量,加劇全國範圍內的水資源短缺。
更多的工程壯舉將幫助中國應對其中一些影響,但無法解決水資源短缺的根本問題。想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進行有爭議的水資源再分配,包括大幅增加農民用水的成本,而這些都是共產黨不願意做的。
最終,中國需要進行重大的政治改革來應對水資源短缺帶來的挑戰。為了作出誰能得到多少水的艱難決定,中國需要有活力、透明和參與式的決策機制。此外,為了讓諸如用水優先權改革之類的政治決策奏效,法律體系和法治必須得到加強。最後,中國政府必須停止依賴科技手段來避免就短缺資源作出艱難決定。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必須推動中國政府進行政治改革來確保其發展更具可持續性,以免危及中國經濟和社會穩定。
巴拿馬運河的建築師以一個巨大的工程壯舉打通了一片狹長的陸地,克服了兩座大洋隔離帶來的不便。但解決中國的水資源短缺的問題可並不這麼簡單。中國政府將會發現,簡單地調整水資源或其他關鍵資源的供應是不夠的,有一天,政府必須決定誰得多少這個問題。而如果不進行大幅的改革,這一過程很可能會讓共產黨陷入無援的困境。
斯科特·穆爾(Scott Moore)是哈佛大學貝爾福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Harvard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喬治·魯福洛可持續科學博士研究員(Giorgio Ruffolo 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和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的博士研究生,他在那裡學習了中國的環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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