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門檻的“千家萬戶”
死豬漂浮黃浦江，新的禽流感現於江南，世人的目光集中到了嘉興。這是華東地區的重要生豬產區，每年飼養量已超過700萬頭，也是在緊鄰黃浦江的水繫上游所在地。
即便以正常死亡率來計算，700萬頭養殖規模的死豬處理量都非常大。在3個販售死豬的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後，更多死豬被丟棄了。
中國獸醫協會會長、曾任首任獸醫局局長的賈幼陵教授說，出現重大防疫病情時，要求對死亡畜禽焚燒、深埋。從傳染病防治的角度，還是提倡焚燒或深埋。“但是深埋對於水源和土壤環境有潛在危險，而焚燒的成本比較高。”
與南方河網密佈地區的丟棄做法不同，北方地區的養殖戶較多通過掩埋來處理死豬。一位陝西省的養殖農民告訴中外對話，他曾經在遭遇豬瘟後，集中掩埋了自家的幾十頭死豬，“這跟前的樹底下都埋遍了。”不難想象，簡單掩埋很難達到深埋的處理效果。
賈幼陵說，2001年英國大規模發生口蹄疫的時候，採取了地面焚燒的辦法，造成污染也很大。死豬的無害化處理難度不低，靠農民自己很難完成。按照中國獸醫 防疫技術規範，大型規模化養豬場應該設置無害化處理配套設施；但是對於一年只養不到50頭豬的分散農戶，甚至年出欄200-300頭豬的養殖戶，配備焚燒 措施都顯得奢侈。
“千家萬戶”，是賈幼陵對中國畜禽養殖基本狀況的概括。事實上，中國在1978年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實質，就是恢復了小農經濟的農業形態，一個典型的中國農戶是這樣的：在有限的土地上種植糧食、蔬菜，在自家院里養殖豬、雞鴨、長毛兔、牛羊。
1990年，賈幼陵在湖北山區掛職擔任副州長，他看到的農民家中，沒有超過3年的存糧，房梁上卻掛著能吃到6年後的臘肉。這是自古以來中國人和豬的關系——家家戶戶少量養殖，主要用於自食。從“殺年豬”到“養豬為賺錢”，這個轉變發生至今，不過只有幾十年時間。
在中國，養豬超過50頭，就被歸為“規模化養殖”了。2001年，這樣的豬場出欄量占中國總量30%，2012年占到了70%——十年間，規模化程度迅速提高。即便如此，50頭以下的養殖戶還是占養殖戶總數的95%。中國70%的豬肉，由5%養殖者提供。
對於這6000多萬戶人家來說，養殖無需納稅，只要在市場上購買仔豬或母豬，自行搭建豬舍就可以了。中國養殖業在傳統農業向現代產業轉型中，無法為如此分 散的“千家萬戶”設定準入機制。在豬圈裡撒草木灰消毒、找民間子承父業的“獸醫”來閹割或接生，是他們奉行的養豬方法。中外對話記者曾在一位北方養豬戶家中，親眼看到他為母豬接生——用鋪滿乾草的竹筐給小豬提供溫暖乾燥的環境，體質不佳的小豬，甚至被主人拿到自己床上，用電熱毯來幫助它度過初生的幾個小時。
這些方法在中國流傳千載，可今天面臨著自然環境、市場環境和疫病情況日漸復雜化的挑戰。
於是，擁有豪華防疫條件的先進養豬場，和“公司加農戶”的簽約收購模式，以及分散、凌亂、良莠不齊的私人養殖，在今天的中國同時並存，帶來的最大問題是環境污染、疫病難以控制、中國肉類品牌的信譽下降。
預計10年之後，中國豬的商品化率將達到90%以上。從現在情況來看，“千家萬戶”的養殖形態還將存在相當長的時間。
中國養殖業的高防疫成本
中國結束了短暫的合作化運動之後，農業的組織化形式是全世界最落後的，完全沒有組織。中國農戶單槍匹馬地面對市場風險，更無法集中應對防疫問題。
目前，中國蛋雞、肉雞、生豬的祖代以上品種基本都是從國外引進。“國際分工是好事情，麻煩的是隨著規模化養殖，畜種越來越嬌氣。”本來一兩年才出欄的豬，現在四、五個月就要出欄了，密度非常大，一旦防疫條件跟不上，死亡率就特別高。
在歐洲，飼養無特定病源（SPF）的種豬，並使其在無菌條件下剖腹產繁殖，消毒措施控制嚴格，能夠基本控制病源。在歐洲75%的種豬和50%的豬肉來自於SPF豬。另外，一旦發現疫病，馬上啟動應急措施，很快撲殺。
1991年，荷蘭因為豬瘟殺掉了1100萬頭豬，幾乎把當年的存欄量給殺光了，損失慘重，但是降低了免疫環節的成本。相比之下，中國養殖業的防疫成本越來越大，相當頭疼。
中國曾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北京建了一個SPF豬場，但因價格較貴，未能得到推廣。
在今天的中國，種豬就很難杜絕病源。不但無法垂直凈化（通過一代代的種源優化盡可能杜絕病源），而且很多小豬剛出生就有病原潛伏。
中國人喜食生鮮、不吃凍肉的習慣，也一直在加劇疫病的水平傳播。
香港提出取消活雞交易這一立法目標時，反對者舉行游行示威。幾經反復，終於實現了肉雞的市場宰殺。買主挑好了雞，在市場完成宰殺，拿回家去，而不是買主拿回家自行宰殺。在中國內地，城市和建制鎮基本做到了定點屠宰，但是農村距離這一目標還遠。
一個肉牛市場，70萬頭牛的交易規模，在中國絲毫不罕見。疫病隨著活牛，從天南海北匯集到一起。
2005年，賈幼陵在遼寧黑山縣的親身經歷，就是中國這種分散養殖、水平傳播、高成本防疫的典型寫照。當時，一個縣內出現了3公里範圍的疫情，馬上開始撲殺，還沒殺完，周邊又出現新的疫情，再劃一個更大的圈。就這樣一個圈一個圈，最後把一個縣劃進去了。
4000武警殺了2000萬只雞。最後還是疫苗生產供應上了，才控制住局面。
嚴重依賴疫苗，而疫苗的質量又差，病毒變異很快，疫情越來越復雜，再打越來越多的疫苗，形成惡性循環。
賈幼陵說：“中國養殖的消費方式、生產方式都不利於疫病防治，加上千家萬戶、小規模、疫情報告不及時，中國養殖業為防疫付出的成本很大。”
最難的疫病 極少的獸醫
“如果規模過度集中，又沒有規範化，生物安全性就更差，死亡率更高。”賈幼陵說。
今天，中國養著全世界一半的豬（每年出欄7億頭）、全世界44%的蛋雞、30%的家禽、70%的水禽，各種疫病集中。中國由此成為全世界畜禽疫病最復雜的地區之一，而其執業獸醫隊伍，卻離現實需要相距甚遠。
執業獸醫和律師、會計師、牙醫是全世界四大高薪自由職業之一。但在中國，獸醫幾乎稱不上是一個職業。
在一般國家，獸醫隊伍中人數最多的是職業獸醫，其他是教學、科研人員，還有少量官方獸醫。而中國正好相反——執業獸醫只有4萬多人，官方獸醫隊伍有40萬人，他們的工作是檢疫、監督重大動物疫情、組織防疫。
這與歐洲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歐洲沒有產地檢疫，一個職業獸醫聯系很多養殖戶，為其出具健康證明。養殖準入條件里要求必須聘請職業獸醫。
而在中國農村，祖輩相傳的中獸醫，慢慢沿革成為鄉村獸醫站。在後來的鄉鎮機構改革中，裁撤基層機構，很多鄉獸醫站被撤消。直到2004年爆發禽流感，中國才成立獸醫局，重建鄉一級的動物衛生防疫監督系統。
鄉站與每個村的防疫員聯系，中央財政為每個防疫員每年補貼1000元，地方財政補貼更多。防疫員的主要工作，是在村裡打針、統計、防疫。隨著規模化養殖中 的防疫功能大過治病需求，傳統獸醫消亡，新的執業獸醫跟不上，形成斷檔，動物疫病防治越來越依靠政府，依靠出欄產地檢疫、屠宰檢疫的一套制度。
“千家萬戶”的養殖，最需要在鄉村直接提供服務的執業獸醫，可是養殖戶缺乏聯合，在經濟上抗風險能力低，更沒有形成花錢聘請獸醫服務的習慣，加之獸醫水平不高，養殖戶覺得自己跟獸醫也差不多。
中國養殖的疫病情況復雜，但獸醫體系差距太大，這也增加了其安全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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