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環保的官員因何升遷難？

紐約時報
王強

4月5日下午，河北省東南部的滄縣，縣委常委們正在召開一個重要會議。會議上，這些滄縣的最高黨務官員們最終決定免去該縣環保局長鄧連軍的黨組書記職務，同時建議免去他的局長職務。

幾天前，鄧針對該縣一村莊地下水被附近的化工廠污染事件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紅色的水不等於不達標的水。有的紅色的水，是因為物質是紅色的，比如說放上一把紅小豆，那裡邊也可能出紅色，煮出來的飯也可能是紅色的。”
他的話隨即引起互聯網上如潮水般的批評，並被冠以“紅小豆局長”的稱號。

雖然鄧連軍已被免職，但原因顯然並非是當地環境生態惡化中斷了他的仕途，也並非當地嚴格執行對地方官員政績考核的“環境一票否決制”。原因只是他在媒體上說錯了話。

根據中國媒體的報道，當地的那家化工廠在過去20年中一直在污染着當地的河流與地下水，農民們不斷患上癌症並死亡，最近幾年來，村民們求助於環保部門，但該縣環保局一直置若罔聞。如果不是在媒體上不慎發言，他很可能不會丟官，甚至可能升遷。

過去30多年中，中國各地為了追求經濟的高速發展，大部分時間在犧牲着生態環境利益，土地、河流、地下水被嚴重污染，雖然中國官方不願意公布具體的數字，但不斷爆發的惡性生態環境事件以及鮮有被追究責任的地方官員們越來越令公眾不滿。

今年2月份，中國的微博上曝光出山東省濰坊市的化工廠、造紙廠將污水通過高壓水井壓至1000多米以下的水層，致使地下水污染的消息，舉世嘩然，人們擔心地下水的污染將直接影響健康。雖然官方一直沒有對此明確表態，但無數的民間渠道不斷提供着證明。

但直到目前， 一直未有明確的官方調查結果，也未有官員為此被問責。直到4月7日，《人民日報》報道稱，山東省財政將籌資1100萬元，支持環保部門開展化工企業聚集區地下水污染狀況調查和地下水基礎環境狀況調查評估。

早在2002年6月，時任山東省代省長的張高麗就在該省第七次環境保護會議上指出，要把本轄區環境質量是否得到改善，作為衡量各級領導幹部的群眾觀念是否牢固、政績是否突出的重要標準 。四年後，該省第八次環境保護大會公布了《山東省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規劃”中重點強調幹部晉陞實行環保“一票否決”。

但“一票否決制”在實施中主要針對的是環境官員，一旦出現嚴重環境污染事件，少有當地黨政主要負責人被問責。此次滄縣的事件中，也只有環保局長被免職，沒有一個地方主要官員承擔相應責任。

雖然中國在胡溫執政期間就開始推行所謂“綠色GDP”，要求地方官員們重視環境和民生，並要求把環境因素納入官員升遷的政績考核指標，但這並未從根本上轉變地方官員過分追求經濟增速的想法，也並未改變中共傳統的政績考核體系。

一項最新的研究證明，長期以來，中國官員的升遷考核一直以該官員在地方的GDP增速為主要指標。

這項研究報告的主導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研究院院長鄧永恆。他在上個月月底對中國媒體介紹說，他們搜集了中國283個地級市的市委書記和市長從2000年到2009年10年來的政績和升遷結果，分析結果顯示重視環境的官員升遷難。該報告通過詳細的數據分析顯示，如果這些地級市的黨政一把手任內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他們升職的概率會提高8%；如果用在改善環境上的錢越多，那麼反而越不利於他們的升遷。

這項研究的意義在於從數據統計上證明了投資交通基建和GDP增長，以及官員升遷幾率和GDP增長之間的正相關性。

報告作者指出，在中國拉動GDP的主要途徑是進行道路等交通基建和開展大型基建項目，而不是環境設施的建設。這可能和中國計劃經濟的歷史有關係，但是也和中國近些年的經濟增長方式、財政稅收制度和對官員政績的評估方法有關。官員願意進行更多的交通基礎設施投資，是因為這既能更大程度上拉動GDP，也會提高賣地價格，進一步增加地方的財政收入，其升遷的可能性也會隨之加大。而投資於環境設施建設，顯然無法幫助官員們實現上述這些短期目標，因此不是他們議事日程中的要務。

美國能源基金會(The Energy Foundation)北京代表處一位不願具名的人士說：“我們與中國各地有很多合作。我們也發現，環境指標並未普遍排在地方發展的清單前列。”

2004年，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宣布，綠色GDP指數將取代原有的中國GDP指數，未來，綠色GDP將成為考核各級黨政官員的一個重要績效指標。

隨後，中國開始嘗試進行“綠色GDP核算體系”的設計和嘗試。2006年，中國發佈《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這是中國第一份也是迄今為止惟一一份被公布的綠色GDP核算報告。該報告顯示，2004年中國空氣和水污染成本達到5120億元人民幣，占當年全年GDP的3.05%。

但2007年，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突然宣布，中國不再公布綠色GDP的數據，原因是缺乏國際公認的綠色GDP計算標準。

當時有分析認為，深層次原因在於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於他們推動本地經濟增長的能力，所以很多地方官員對推行綠色GDP持抵制態度。雖然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意識到了環境衰退對中國造成的惡劣影響，但在現有體制下真正讓各級官員對生態環境負起責任來，仍困難重重。

所以，一旦當真實的環境損害數據不符合現實需要時，政府就會收回最初的政策承諾，並壓下了本該在2007年3月發佈的綠色GDP報告。

這導致今天的官員升遷中仍然表現為逆淘汰機制，大部分地方官員沒有動力致力於改善當地的生態環境。

今年“兩會”期間，糟糕的霧霾天氣籠罩了中國很多地區。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的呼吸道疾病專家鍾南山建議，應該把環境污染治理作為政績考核的指標，特別在重度污染城市要將環境治理作為政績考核的首要指標。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鄧永恆也建議，中國應該改變幹部考核機制。

但改革幹部考核機制意味着中國必須再次重啟綠色GDP試驗，而過去的嘗試表明，綠色GDP試驗觸動的是個整個官僚系統以及傳統的中國發展模式，這對於新一屆中國黨政領導者來說，挑戰仍舊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