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昌
這是一家知名的海鮮餐廳，兩位日本友人都是第一次來，在座陪同的還有Ｌ君，除了招牌的金瓜米粉、臭豆腐，還有乾煎本港馬頭魚，無一不是饕客們喜愛的美味佳餚。
我們的聚會既是送行也是迎新，即將奉派調回東京的村上與他的繼任者鵜飼，都是我在《朝日新聞》擔任客座研究員時的舊識。二○○四、五年，村上在經濟部、鵜飼在國際部，他們是朝日年輕一輩的「中國通」，都曾被報社派到大陸各地學習為期一年的中文訓練，有的甚至還前往重慶研讀，以因應大西部的開發。
日本媒體的海外派遣向來很有制度，平均三年至四年一任，他們像候鳥一樣來來去去。多數被派過來台灣駐點的外籍記者，沒有不喜歡台灣的，日本媒體亦是如此。從美食、風土、人情味到喧鬧不已的民主政治，台灣社會快速翻轉的節奏，以及關不住的旺盛生命力，每每令他們驚豔也稱羨。
但是日本媒體內斂而冷靜的性格，一如集體制約成性的大和民族，他們多半沒有台灣媒體那般外放、生猛的熱情，習慣保持距離的觀察，不過，有時那樣用心的觀察，傳達了一個外國人對這塊土地直擊的感受，卻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天在飯桌上，我提起村上曾寫過的一篇報導，閱後令我頗為感動，有點像是「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的味道。那是村上個人的親身體驗，他約略敘述一番，我後來再去翻箱倒櫃，才知道那是他發表在電子雜誌的隨筆。
村上因為坐骨神經痛的問題，跑去一家整形外科診所看病，醫生囑咐一些注意事項，勸他「最好去大醫院好好檢查一下」，結束前拿了一塊貼布給他，還說「這次看診就不收錢」，讓他過意不去，但對方仍堅持不收錢。
那晚，村上參加一場聚會，而且是聚會的東道主。結果他發現自己的錢包掉了，趕緊回到先前搭計程車下車的地方，一位老人叫住他問道：「丟了錢包嗎？」原來老人和他兒子是那裡的清潔工，兒子已將錢包送派出所，而老人在那裡等著。
村上趕去派出所順利拿回錢包，他想親自向對方道謝，拜託警察打了電話給那對父子，他在電話中表明想給一些謝禮（其實是送錢致謝，但村上在文中委婉地用「謝禮」代替了鈔票），但兒子回答說：「謝禮就不用了，以後小心別再把錢包丟了。」
在這篇隨筆裡，村上寫道，「我並不認為這兩件事只是偶然，自那之後，我一直在想應該如何回報這個社會。」
我讀這篇題為〈這個城市的溫暖並非偶然〉的短文時，心中浮現些許的驕傲，一種身為台灣人的驕傲。城市裡的小醫生，想必是體貼有愛心的人，即便不是視病如親也絕非視錢如命，那平易近人流露的是台灣醫療之美；另一對拾金不昧的清潔工父子，雖然在都會中為生計打拚，卻擁有崇高人格，他們懂得物歸原主，也沒有趁火打劫。
一天之內的兩件事，讓村上充分地感受到台灣人的良善，屬於台灣社會最美的一面。即使村上離台在即，然而當他回憶此事時，仍不免讚揚再三，並感嘆那是許多城市社會所沒有的。
村上後來還寫過台北市「自由巷」的故事。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自由時代週刊》創辦人鄭南榕以自焚抗議國民黨政府打壓言論自由，二十三年後，台北市議會跨黨派通過決議，將自焚原址街道命名為「自由巷」，台北市長郝龍斌不僅同意提案，還親自出席揭牌儀式。
在現場採訪的村上，對於「自由巷」設立的始末應該知之甚稔，他知道當年被鄭南榕猛烈批判的高官郝柏村就是郝龍斌的父親，因此他特別提及郝龍斌在儀式上的發言內容─「非常尊敬鄭南榕」。
村上在「自由巷」一文的結語，最能體現一個外國媒體的觀察功力，他說，「在北京天安門事件發生的同一年，在台北也有人為了自由進而獻出寶貴的生命，希望這樣的歷史能永遠地留在人們心中。」
坦白說，我頗為這段簡潔的敘述而折服，因為村上畢竟是個日本記者，台灣媒體報導「自由巷」揭牌的新聞時，多的是歷史整理和政治分析，但俯瞰新聞事件時，卻往往欠缺一定的高度與深度。
我因而想起自己生長的土地，作為一個媒體人，是否也曾有過那樣深情的回首與敏銳的透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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