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1941年11月18日，曼哈頓一位苦苦掙扎的作家寫信給多倫多的一位年輕女士，讓她在即將出版的新一期《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上尋找他的新作。他說，這個短篇小說講述的是“一個讀預科學校的孩子過聖誕假期”，他的編輯受這個故事的啟發，讓他圍繞這個角色寫一個完整的系列，但作為作者，他自己卻有些遲疑。“反正我會試着再寫幾篇，”他寫道，“如果我寫不好，那我就會放棄。”
在信的末尾，他請她對“霍爾頓系列的第一篇故事”給出評價，他說那個故事的名字叫《衝出麥迪遜的輕度反叛》(Slight Rebellion Off Madison)。落款處他只寫了個傑里·S(Jerry S)。
這位作家便是J·D·塞林格(J. D. Salinger)。當時，22歲的他還沒有寫出《麥田裡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也幾乎不敢確定自己會在文學領域取得成功。2010年，當91歲高齡的塞林格在隱居中離世時，對於他的千百萬讀者而言，他依然是一個迷。除了發表的少量小說作品以外，關於自己，他讓世界知道的很少。
但在他1941年至1943年期間寫的一系列書信中，這位難以捉摸的作家生動了起來。自那之後的70年里，很少有人看到過這些信件。
摩根圖書館和博物館(Morgan Library & Museum)購得了這些信件，並提供給了《紐約時報》。在這些信件中，年輕不安分的塞林格表現得和霍爾頓·考爾菲德(Holden Caulfield)一樣頑皮、刻薄、充滿激情。霍爾頓·考爾菲德是一個喜歡自我反省的年輕人，後來成了塞林格所創作的人物中，影響最深遠的一個。
“他的職業生涯剛開始，但他的聲音已經擺在那兒了，”摩根圖書館和博物館策展人及文學和歷史手稿部門負責人德克蘭·基利(Declan Kiely)說。“在步入作家生涯的最初幾年，這是一個很精彩的開篇。”
同時，在這些信中，塞林格表現出了神秘化自己、誤導別人的天資。他的個人生活、寫作成就和參加二戰的行為本就令人難以捉摸，他的敘述卻讓它們更加複雜了。
“那是炫耀的好時候，”《塞林格傳》(J. D. Salinger: A Life)的作者肯尼思·斯拉溫斯基(Kenneth Slawenski)說。“那可能就是他當時所擁有的全部了。”
1941年夏，塞林格開始跟與他年齡相仿的多倫多女子瑪喬麗·希爾德(Marjorie Sheard)通信。在那之前，希爾德一直在Esquire和Collier’s這樣的刊物上閱讀塞林格最早的短篇小說。
希爾德自己也有志成為作家。她向塞林格徵求建議，塞林格則給她鼓勵。塞林格在一封信日期是1941年9月4日的信中寫道，“在我看來，你有一些本能，會去避免寫出受過教育、自以為是的姑娘筆下的廢話。”他還向她推薦了一些可以投稿的較小的文學雜誌。
“小雜誌給稿費可是買不起凱迪拉克(Cadillac)的，”他寫道，“但這也沒什麼關係，對吧？”
在接下來的兩年里，塞林格總共給希爾德寄了九封信，這些信往往都很幽默，偶爾還有些輕浮。“你長什麼樣子？”他1941年10月9日寫信問希爾德，還讓她寄一張大幅照片給他。一個月後，他為自己放肆的要求向對方道歉：“我寫信時有種情緒，是一種不好的情緒。”
然而，當希爾德還是在回信中附上了一張照片後，他在回信中寫道：“鬼丫頭，你真漂亮。”
現年95歲的希爾德將這些信放在了柜子里的鞋盒裡。大約六年前，她搬到了療養院，將信件交給了一個親戚，這名親戚將它們放在了梳妝台的抽屜里。
最近，由於希爾德的護理費有所上漲，她和家人決定將信賣給收集、陳列塞林格信件的摩根圖書館和博物館，該博物館拒絕透露購買信件花了多少錢。
希爾德的侄女莉莎·希爾德(Liza Sheard)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這些信件有很高的情感價值，特別是因為她的姑媽從未出版過書，她生命中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普通公寓里，做一名家庭主婦。
“就像是幻想，因為這根本不是她的生活，”莉莎·希爾德說。“一個年輕女人給一個大明星寫信，還跟他像地位相同的人一樣交談。”
在最早的那些調皮的信件中，塞林格說他正在重讀《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他表示，雖然這本書不如《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但卻是“一部聰明得多的作品”。對於托爾斯泰(Tolstoy)，他開玩笑地寫道，“我認為他將會非常成功。”
除了推薦自己的作品，他還建議希爾德閱讀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和《最後的大亨》(The Last Tycoon)。希爾德回信寫道，菲茨傑拉德和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同樣讓我感到厭煩，他們讓我感覺自己受到哄騙，去同情那些完全不值得同情、相當討厭的人。”
但1942年初，塞林格書信的口吻發生了轉變，頗具嘲諷意味，他要求希爾德不要提他尚未發表的霍爾頓·考爾菲德小說。他寫道，“只有上帝和哈羅德·羅斯(Harold Ross)知道那群莫名其妙的編輯正在對我可憐的手稿做些什麼。”羅斯是《紐約客》(The New Yorker)的創刊編輯。
事實上，塞林格當時已經知道，考慮到珍珠港剛剛受到的襲擊，該雜誌決定推遲出版《衝出麥迪遜的輕度反叛》，而且他知道自己很快也會捲入戰爭。該書直到1946年才得以出版。
後來，在從新澤西州蒙茅斯堡和喬治亞州班布里奇發出的快信中，塞林格曾拿自己的軍旅生活開玩笑，落款是一些滑稽的假名，比如菲茨達德利(Fitzdudley)、沃姆斯利-巴西特(Wormsley-Bassett)、芙洛及本傑伊(Flo and Benjy)。
但塞林格當時主動吐露的關於自己的其他細節，即使稱不上虛構，也都很含糊。“我本來要在休假時結婚，”他在1942年11月28日的一封信中寫道，“但她想在她父親位於好萊塢的住所辦得妥妥噹噹。因此，我從哪兒跌倒就從哪兒爬起，重拾我的老打字機。”
塞林格的傳記作者斯拉溫斯基表示，他無法確定這是不是在含蓄地表述，他與劇作家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之女，烏娜·奧尼爾(Oona O’Neill)的關係，或者是指其他錯失的姻緣。
儘管塞林格和烏娜·奧尼爾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有過幾次約會，但斯拉溫斯基表示，她沒有回報塞林格的感情，她與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結婚，傷了塞林格的心。
塞林格在其他地方提到過，他仍在努力為《紐約客》創作短篇小說系列，還提到了這一時期其他尚未發表，很可能已經丟失的作品，吊足了人們的胃口。
他說，他“直抒胸臆”，寫了名為《哈里·赫蘇斯》(Harry Jesus)的小說。
“這本書絕對會撕裂這個國家的心臟，”塞林格寫道，“並用一個新的，更寶貴的器官替代它。”
對於年輕的塞林格來說，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明顯是一個非常離譜的夢想。他在誇下海口之後，又寫道，“（這本書我很可能會一敗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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