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2013

“鐵娘子”的理念過時了嗎?

華爾街日報
CHARLES MOORE

「鐵娘子」(The Iron Lady)是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主演的一部新片的名字。斯特里普在片中飾演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你只要想想片名本身就可以理解影片所刻畫的這位人物帶來的影響。該片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相比20世紀末的繁榮時代﹐在世事艱難的時候﹐撒切爾及其身後的影響反而激起更多的興趣。

首先看看“娘子”這個詞。撒切爾夫人是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領導過英國主要政黨的女性。她是英語世界首位女首相﹐也是自普選以來任職時間最長的英國首相。

即使到了2011年﹐也只有一個重要的西方國家德國是由女性領導的。無論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個人品質多麼優秀﹐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她退休20年後﹐默克爾成為某部電影刻畫的主要形象的可能性很低。事實上﹐撒切爾夫人是唯一一位享有這一地位的女性。她的這一獨特地位仍然令人著迷。

首次稱呼撒切爾為“鐵娘子”的並非她的崇拜者﹐而是她的敵人。1975年成為保守黨領袖之後﹐撒切爾在對蘇聯的冷戰中開啟了一片新的、充滿爭議的戰場。她質疑當時非常時髦的一個理念:“關係緩和”。她認為西方國家不該遷就蘇聯共產主義﹐而是應該戰勝後者。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包括修復北約盟國的防御性軍事實力﹐並讓那些被蘇聯控制的國家的人民看到實現西方自由的希望。

當時西方國家沒有多少人認同撒切爾的觀點﹐但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除外。但里根在當時不過只是一個前加州州長﹐心中還懷揣著競選美國總統的夢想。

在撒切爾夫人做了一系列關於這一主題的頗具爭議的演講之後﹐蘇聯紅軍的《紅星報》將其稱作“鐵娘子”。《紅星報》將撒切爾同19世紀德國著名的“鐵血宰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做了一個諷刺性的比較﹐同時將撒切爾描繪成刻板、無情的形象。

但撒切爾夫人很快就從這一帶有侮辱性的稱呼中看到了自己的機會。沒有什麼比讓你的對手畏懼你更好。“鐵”意味著堅強。一個女人遭到如此攻擊只能表明一件事﹐那就是甚至在她成為首相之前﹐她就已經成功躋身世界政壇。因此撒切爾穿上她最漂亮的紅色禮服發表了講話﹐接受這一新的稱號。從那時起她就一直是鐵娘子了。

在擔任首相逾11年後﹐撒切爾夫人在自己所在政黨的成員發起的政變中成為犧牲品﹐在1990年11月不情願地離任(她並沒有在競選中失敗)。

在離任之後的一段時間內﹐她的名聲變得不那麼響亮。柏林牆的倒塌證明其對共產主義的政策是正確的﹐但這也令她顯得有些過時。雖然她對經濟、金融和工會的改革為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繁榮時期做足了舖墊﹐但她的風格顯然過時了。

無需付出太大代價即有所收獲是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和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等新一代政治家的觀念。當布萊爾1997年首次出任英國首相時﹐他常掛在嘴邊的話是“情況只會變得更好”。

樂觀主義一直是撒切爾夫人的魅力之一﹐但她的樂觀是嚴格主義意義上的樂觀。她相信有付出才會有收獲。自己不努力就會一事無成。有話就得直說。她的政治學是“非此即彼”式的。而如同布萊爾的首席幕僚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常說的﹐他們的政治學是兩全其美式的。

從2007年信貸危機首現端倪起﹐人們開始明白“兩全其美”的政治學正在西方分崩離析。“鐵娘子”的信念、風格和領導方式的重要性再次凸顯。人們希望領導人直面問題﹐而不是視而不見。他們開始期待一些鐵腕風格。

而自2010年以來﹐隨著債務問題逐漸發生變化﹐從個人蔓延到銀行直至好幾個國家﹐撒切爾夫人最孤獨的鬥爭開始贏得遲來的尊重﹐那就是她在80年代末期阻止形成歐洲共同體(後來更名為更堂皇的歐盟)的努力。

歐元的籌劃違背了她的意願﹐而歐元的發行則是在她下台之後的事。歐盟27個成員國有17個是歐元區成員。現在﹐其中一些國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希臘)徹底破產﹐還有不少國家面臨著信貸評級下降的威脅。上週﹐歐盟領導人再次會晤(據統計﹐現在總共已經舉行了17次危機峰會)﹐試圖拯救整個體系。從市場的反應來看﹐他們似乎是再次失敗了。我們簡直能聽到鐵娘子那抑揚頓挫的聲音在一邊說“我早告訴過你們了”。

她告訴過這些人什麼?本質上﹐撒切爾夫人對於金錢與政治間關係的看法很直接──批評她的人或許會說過於簡單化。1949年﹐時年23歲尚未結婚的瑪格麗特•羅伯茨(Margaret Roberts)首次成為保守黨議員候選人時﹐她說﹐戰爭年代有句口號“一切有賴於我”﹐現在人們似乎已經忘記了這句話﹐他們覺得一切都靠別人。

她說﹐不要被經濟學家和內閣部長們的夸夸其談嚇倒﹐只要從我們自己日常生活的角度去思考政治就行了。

她沒有被嚇倒﹐也從未真正偏離這種信條。這樣的信念在上世紀70年代得到了極大反響﹐當時通貨膨脹以及過度的政府借款和開支已經成為常態。事實上﹐1979年她正是憑借這些信念贏得了大選。她宣稱﹐一個家庭──尤其是持家的主婦──知道﹐入不敷出終歸是不行的﹐必須未雨綢繆。

撒切爾夫人斷言﹐這位虛構的主婦還深知﹐如果自己不有所準備﹐也就無法確定任何其他人會做準備。入不敷出的後果是產生依賴﹐而不是獨立﹐依賴則導致墮落。

撒切爾夫人說﹐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個人來說都是如此。她老於世故﹐明白國家能夠、有時也必須進行大規模借款和開支。她尊重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學說﹐但同時對後世左翼“凱恩斯主義者”保持著極大的懷疑。

但是她堅持自己的持家理念。如果英國能令支出和借貸與收入相符﹐那麼這個國家就可以放心地把其餘的任務交給本國人民。英國將再次作為一個能為自己做主的國家屹立於世界。

難以否認的一點是﹐撒切爾夫人部分地做到了這一點。1979年英國收入稅的最高稅率為98%﹐到了1988年下降到40%。1979年﹐英國因罷工損失了2,950萬個工作日﹐1986年的這一數字為190萬。開始擔任首相時﹐撒切爾夫人不得不面對這個發達國家赤字累累的國有產業。在她的任期結束時﹐私有化這一概念已經成為所有政治家出口過的最能帶來利潤的知識產權。

不過﹐另外一個事實是﹐這個厲行節約的家庭主婦開啟了一個大多數市民比以往更自由借貸的時代。她撤銷了建築業協會的聯盟﹐該聯盟負責向英國的購房者分配信貸。越來越多的人有生以來第一次成為有產者﹐但是不那麼令人高興的結果是﹐數百萬人開始以房產做抵押大筆借債﹐撒切爾夫人卸任後不久泡沫即告破裂。

上任五個月之後﹐撒切爾夫人廢除了所有的外匯匯率控制措施﹐顯示出她向世界開放市場的決心。但她開放市場的決定則留下了模糊不清的遺產。1986年﹐她在倫敦的“金融大變革”(Big Bang)中廢除了股票經紀商的傭金制度﹐解散了舊的城市俱樂部。自營交易被禁止。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不再被區分。外資銀行﹐尤其是美國的銀行﹐進入英國。要不是這些變化﹐現在人人憎恨和恐懼的“賭場銀行業”就不會發生。

許多人指責撒切爾夫人助長了她個人所憎惡的貪婪。資深的英國評論家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在這一點上無情地批評了撒切爾夫人。他說﹐她打算以她父親的形象(一個勤奮、忠實信奉衛理公會教派的雜貨店老板)改革英國﹐結果卻以她兒子(一個善於投機取巧的人﹐2005年在南非認罪﹐承認為赤道幾內亞失敗的外國僱傭兵政變注資)的形象打造了英國。

也許這樣說才更加公平:如今的西方只是在歡迎撒切爾主義好的一面﹐而忘記了其具有威脅性的一面﹐並因此而承受損失。布萊爾和布朗(Gordon Brown)採納了撒切爾主義的一些觀點﹐包括市場的重要性﹐外國投資應該受到歡迎﹐以及應該允許人們致富。這對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來說是一個新領域。但是他們忽視了撒切爾夫人永遠的警覺﹐她不喜歡公共支出﹐她執迷於個人紀律﹐她相信人們終究要償還賬單。

整個歐洲發生了同樣的事。即使是德國和法國這樣喜歡批評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投機文化的國家﹐也都全然不顧風險。他們的銀行冒著風險放貸﹐以至於今天整個歐洲大陸正在壓力之下四分五裂。他們建立的歐元區只是在假裝所有成員都滿足了其預算赤字和國家債務的共同標準。

試圖用同樣的貨幣和共同的利率把完全不同的經濟體綁在一起﹐這種做法引發的問題永遠都無法解決。有沒有可以最後求助的銀行?這個問題永遠都不會有答案。如今﹐最初的構造缺陷正在破壞整棟大廈。

在所有這些方面﹐撒切爾夫人都表現得非常勇敢﹐非常有先見之明。她在1988年發表的有名的布魯日講話曾被所有歐洲領導人大加撻伐。她在講話中提出警告﹐說歐洲正在成為一個氣量狹小、過於關注自身的俱樂部﹐因監管太多變得僵化。對她而言﹐歐洲的概念要比歐盟寬泛得多。歐洲包括當時東歐正在掙扎著擺脫共產主義的所有國家。她的親美政策為她贏得了聲名。她曾說﹐大西洋社區﹐也即大西洋兩岸的歐洲是我們最高貴的遺產﹐也是我們最偉大的力量所在。

她對國家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的攻擊言論引發了最多的爭議。她說﹐我們尚未成功縮減英國的大政府邊界﹐卻眼睜睜地看著其又擴展到整個歐洲的範圍水平﹐被一個歐洲的超國家組織在布魯塞爾遙遙支配。她激烈地反對建立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

上週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峰會恰值《馬斯特里赫條約》簽訂20年﹐當時歐盟同意設立一種單一貨幣(英國未加入)。今天﹐面對中央集權造成的問題﹐歐盟給出的答案是讓權力進一步集中。

這一次﹐卡梅倫(David Camero)領導下的英國因為過於擔憂﹐走得比撒切爾夫人更遠﹐否決了歐盟新條約。但其他成員國將另外找到一個辦法。歐洲的領導人說﹐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個財政聯盟。雖然整體結構已經搖搖欲墜﹐這些設計師們還想把它建得更高。

撒切爾夫人關於歐洲的觀點雖然有力﹐但當時卻遭遇失敗﹐這有其自身的原因。當時她在國內已經不受歡迎。她對歐洲政策的批評有時是以反德國的口吻發表的﹐這令人們對她的動機提出質疑。最重要的是﹐她似乎是在逆歷史潮流而動。柏林牆已被推倒。德國已經統一。人人都說﹐過去的民族主義已經被征服了。歐洲已經勝利了﹐所有的歐洲人﹐包括東歐的人和西歐的人﹐都要在“我們共同的歐洲家園”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990年﹐她曾經的親密盟友豪伊(Geoffrey Howe)在辭去內閣職位時發表的講話中指責她太沉迷於保存英國民族國家的特色﹐生活在一個緬懷過去的隔離區里。這次辭職講話令撒切爾失去了保守黨領袖和英國首相的位子。

現在的情形似乎不太一樣了。事實上﹐在離開首相的位子數年之後﹐撒切爾夫人自己就發現了歐洲架構的問題。她說﹐這個架構充滿了昨天的未來這種精神。它犯了一個核心性的智識上的錯誤﹐認為未來政府的模型就是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她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為構建超級國家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如今﹐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今天的歐洲領導人會聽從撒切爾夫人的說教。構建一個覆蓋整個大陸的超級國家的狂熱方案正在飛快地向前推進。至於瑪格麗特•撒切爾留下了怎樣的遺產﹐精英階層絕對不會有一個共識。在西方世界越來越深地陷入迷惘的時候﹐她那直面每一個問題的難點的習慣似乎仍然可取﹐而且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本文最早發表於2011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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