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為實”的時代

金融時報
克裡斯托弗•考德威爾

如果我們能弄清楚朝鮮在網上發布的那些令人費解的視頻有何含義，也許我們在應對朝鮮的核挑釁行為時能更自如一些。朝鮮最近發布的一段視頻中出現瞭如下內容：一名正在做夢的男子、一些朝鮮文字、起火的摩天大樓，以及正飛越太空的火箭。視頻的背景音樂是以鋼琴彈奏的“We Are the World”，節奏處理得很哀婉。這是一種無害的意淫，還是一種正式的挑戰？對這一視頻西方是否應該發表聲明以回應？西方是不是也應該發布一份自己的視頻？這些問題很難回答。傳統媒體正在被互聯網所“取代”。然而，信息經濟釋放的“信息”往往難以解讀，炮製這些“信息”的目的也難以辨明。

電影研究學者斯蒂芬•阿普康(Stephen Apkon)在本周出版的《影像時代》(The Age of the Image)一書中稱，現在可以探討一種建立在解讀此類非語言信息基礎上的新型“讀寫能力”。阿普康這本書往低了說是關於電影“語言”的，但該書還蘊含著更深的哲學思想。如今，我們的文化日趨全球化。盡管文化依然依賴文字，但文字已越來越多地被包含在影像中，最終留在人們記憶中的也是影像。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電影藝術學院(School of Cinematic Arts)院長伊麗莎白•戴利(Elizabeth Daley)認為，寫作在今天的地位與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前夕的拉丁語類似，是一種學術界使用的語言。YouTube網站上的視頻以及其他影像材料則相當於當時的意大利語。它們都是人們日常使用的語言，也是許多創新思維的媒介。

一直以來，影像在公共辯論中所起的作用比我們承認的要大。幾乎沒人在乎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在1960年與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的總統辯論中整體發言質量略勝一籌，他們只看到這位共和黨人(Republican)鬍子拉碴、儀容不整。阿普康援引一位神經科學家的話說，人們如此習慣於捕捉一些微妙的信號，以至於他們往往在看到政治人物的第一眼就“立刻”決定自己是否喜歡這個人。而如今，那些情感沖擊力巨大、直觀的非語言信息能夠得到更廣泛的傳播。比如說，2009年6月，伊朗總統選舉不合法引發抗議，一個名叫娜達•薩勒什•阿哈-索爾丹(Neda Salehi Agha-Soltan)的女孩在抗議期間中槍的過程被拍攝下來，那段視頻傳遍了全世界。而在那部令觀眾動容的紀錄片《科尼2012》(Kony 2012)視頻（該紀錄片視頻在6天內被瀏覽了1億次）中，一些美國活動人士呼籲美國軍方對一個烏乾達軍閥實施搜捕。

阿普康指出，視覺是人最信任的感官，因此需要謹慎對待。如今存在一種揮之不去的危險，就是那些虐待過程的影像可能令公眾極度不安，促使他們要求政府出兵。這可以說正是1992年索馬里大飢荒時的情況，當時美國在倉促間決定對索馬里進行軍事乾預。阿普康表示，將來我們可能需要“同時具備懷疑精神和敏銳的判斷力”，讓民眾能夠“比較辯證地評論呈現在自己面前的內容”。

但這一點很難實現。當影像激發出來的情感與語言的論證邏輯得出同一結論時，人們通常能夠輕易做出決定。然而當兩者的結論相互抵觸時，人們必然會偏向其中一方。

直到不久前，排除強烈情緒對審慎思維的乾擾，還是治理國家、學術研究及司法判決的核心原則。然而，如今影像極度豐富和富有沖擊力，已經主導了我們的思維過程。盡管阿普康喜歡YouTube的即時性，但他擔心，政治宣傳人員很快就將學會編造故事、來滿足“隱藏的心理需求”，從而輕易操控選民。

民眾對投票的看法有兩種。第一種是，基於身份來投票。你是農民，那麽你就投票給最偏向農民的候選人。第二種則是，基於觀點來投票，不考慮自己的身份。你認為銷售稅(sales tax)應該取代所得稅(income tax)，那麽你就投票給同樣持有這一觀點的候選人。然而，現在這種基於影像的溝通過程，與身份或觀點幾乎沒什麽關系。這種過程只與“最低公分母原則”(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傳播學中認為，為獲得高收視率，應盡量通俗化、以迎合大眾的口味——譯者註）有關，在這種原則下，你只是一種叫做人類的動物而已。

對這個問題沒什麽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就算我們擁有阿普康所說的懷疑精神，某種特定機制在感知、吸收和解釋信息時會“帶有”特定風格。你可能不會覺得印刷機與“新教”有任何關聯。然而印刷機似乎是新教興起的先決條件。與此類似，我們的民主制度盡管不太完美，卻代表了文字文化發展的頂峰。阿普康告訴我們，在1960年的幾次總統辯論中，肯尼迪“利用了一種能夠操縱心理的東西，比起單純的事實，這種東西具有更為原始的力量”。

回想起來，那個時刻有不詳的預兆。一旦你發現了這種東西，民主制度豈不是註定會喪失一些吸引力——就像一部你已預知結局的偵探小說一樣？

本文作者是《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