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含混，何來有效決策？

金融時報
沈建光

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措施歷來是熨平經濟周期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危機時刻，其重要性更為明顯。然而，對於中國來講，一些經濟數據的缺失、透明度不高、未做季節性調整、以及受地方政績影響，基層統計數據存在謊報等等，都使得統計數據飽受詬病，屢屢引發公眾質疑。如果這一現象不能早日改觀，不僅為學術界與投資者的研究平添困擾，也更將極大的影響決策層政策的有效性。

實際上，當前改善國內統計數據，提高數據質量還是大有可為。首先，需要彌補一些重要經濟數據，如調查失業率、產能利用率等指標的缺失。由於目前中國僅公佈城鎮登記失業率指標，但近十年來，這一數據卻一直保持在4%左右，鮮有變動，且與實際情況也嚴重不符，很難幫助決策層掌握有效的就業情況。學習國際經驗，公佈高頻的調查失業率指標，對於當前中國來講，不僅可行且十分必要。

而在工業生產方面，我們也常常提及產能過剩，但究竟哪個行業產能過剩，哪個行業產能不足，同樣缺乏具體指標考量。美國統計和公佈7000家企業的產能利用率時間序列，中國可以借鑒，以保證對各行業產能情況的判斷和政策措施的針對性。

其次，中國應完善一些關鍵數據，如收入、消費、人口數據的統計方法。一直以來，學者與統計局數據爭辯不斷。比如，收入數據方面，學者王小魯便提出當前公佈的居民收入數據實際上是被明顯低估的，居民的灰色收入其實並未計入收入統計之中。而實際上，居民收入越高，對應的灰色也收入越多。收入的低估意味著對於中國當前發展階段、消費與投資的關系、以及房地產泡沫程度等都需要重新考量，才能得出正確判斷。
而對於中國消費率，也存在被低估的判斷。前幾日，筆者恰好在北京參加金融四十人論壇舉辦的“CF40-PIIE中美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會”，會上現任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他認為盡管當前官方公佈的消費率不足50%，但其研究認為，中國目前的消費率已經超過了60%。與之類似，學者張軍早前也提出，由於中國的統計數據大大低估了居住消費、官方統計數據沒有涵蓋由公司賬戶付費的私人消費、以及傳統的住戶調查方法存在局限，中國消費占比在2010年便已達到了GDP的60.9%，而非官方數據給出的47.4%。

另外，推動城鎮化建設也是新一屆政府的重要目標，但當前城鎮化率數據也存在低估的情況。由於目前國內統計城市人口存在兩種方式，一是按戶籍統計，另外一個是按照常住人口。但這兩種指標對城市化率的判斷都存在低估，比如在農村也有部分人從事非農產業，而是二三產業，往往長期奔走於城市與農村之間進行貿易活動，並對城市形成了大量消費，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真正的城市化率可能更高一些。

還有，需要對一些重要的經濟數據進行數據處理，如季節性調整等。目前公佈的宏觀經濟時間序列大多是實際數據，沒有經過季節調整，而季節性波動的影響，如寒冷的冬季使建築業和農業生產減少，節假日會帶動一些商品零售等，都是需要剔除的。因此，有必要應用季節調整方法對經濟序列進行調整，以更好地反映經濟發展趨勢，同時也跟國際數據具有可比性。

再有，促進數據的透明化，鼓勵民間組織與個人加入統計研究。官方數據經常遭到質疑，相當程度上與其數據處理的方法、數據來源、原始數據、覆蓋面、流程等不為公眾所知有關。如果在上述方面主動增加透明度，公開更多的統計細節，比如對於重要的通脹數據，定期公佈CPI權重與權重調整歷史，對於已獲得的地方政府投資平臺數據公佈月度指標等等，都有利於減少不必要的公眾質疑。

另外，鼓勵民間群體和學術界對統計數據的深入研究，如社科院學者李楊對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嘗試。

最後，降低官員對統計數據本身的影響。實際上，統計法早已賦予了統計數據的獨立性，但由於地方官員對政績的要求，統計數據往往受到很大乾擾，這種現象在基層體現的更為明顯。近日，便有媒體揭露，全國的不少市、縣、區通過成立“統計改革小組”或印發文件的方式對企業直報數據採取行政乾預的情況，引起了不小轟動，國家統計局長馬建堂對此也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確保上報數據的準確。

回到當前經濟運行，可以看到，近日公佈的對外貿易數據又引發了廣泛爭論。如果僅從數據本身來看，近兩個月出口數據十分搶眼，2月出口超出20%以上，高於市場預期。雖然3月出口從2月的同比增長21.8%放緩至10%，但10%的水平仍高於政策目標。

然而，分地區來看，3月出口的提升主要在於對香港與東盟出口的驚人增長，而對其他地區，包括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卻非常令人失望。

中國出口狀況果真有所好轉？其實不然，對香港出口的大幅增加其實無法得到來自香港方面的數據支持。雖然一直以來，中國對香港出口與香港從中國進口兩個數據存在差異，但兩者相關度很高，且變化趨勢基本相同。而2月中國對香港出口同比增速為35.5%，香港從中國進口卻僅為-18%。官方將這一差異解釋為兩地統計制度的不同，但對於背離較大且趨勢一增一減的局面，這一解釋顯然有些粗糙。

有人據此懷疑出口數據存在虛報或造假的情況，但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其實並不大，因為每張報稅單背後都有嚴格的進出口貿易相對應。但筆者觀察到，近月來，有大量企業存在同一批貨反復通過香港進出口的現象，強勁貿易數據之下或許掩蓋的是資本流入的局面。因此，建議決策層在分析出口形勢與決策時，去掉這些虛高的部分。筆者估算，如果剔除異常部分，3月出口增長可能只有零增長。這意味著，針對並不景氣的出口和內需形勢，當前加強穩增長政策支持仍然十分重要。

因此，對於出口數據截然相反的兩種解讀說明，如果僅看數據本身而不進行細致分析，往往會得出相反的結論，對決策造成困擾。而這也恰好說明，失之毫釐，謬以千里，高質量的統計數據本身是確保決策準確性的基礎。如果反看越演越烈的歐洲債務危機，其之所以引爆也與希臘財政數據造假，歐盟統計局失於審查有關。

因此，吸取國際教訓，強化審查制度，及時發現數據中存在的問題，提高數據質量，無論學術界與投資者研究，還是對於決策層制定政策，都是最為重要和基礎的一環。因此，筆者呼籲，提高宏觀決策質量還需從統計數據做起！

沈建光，瑞穗證劵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赫爾辛基大學經濟學博士。少時曾求學歐美，希望縱橫四海，游歷全球；如今重心回歸中國，專欄立意審視中外經濟，建言宏觀大勢。曾任國際經合組織顧問和歐洲央行資深經濟學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芬蘭央行經濟學家，現亦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