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大衛·昂格
塞浦路斯上周終於拿到一份經過修訂的拯救方案。這份方案向沒有保險的銀行大儲戶徵稅，讓他們來分擔該國最大兩家銀行的重組成本，但是不會去碰有保險的小儲戶的存款。然而就在幾天前，在歐洲最聰明的銀行家和最聰明的財政部長們的首肯下，塞浦路斯差一點就要實施一個完全不計後果的方案，向小儲戶徵稅，從而損害存款保險的信用，而且這樣做有可能導致其他地區出現災難性的擠兌，尤其是歐元區第三、第四大經濟體意大利和西班牙。
這些精於算計的歐洲財長——以及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下稱IMF）的高級官員——怎麼會拿出這麼一個幫倒忙的救援計劃呢？如果他們能在這樣的計劃上達成共識，那將來再遇到危機，誰知道他們還會選中什麼其他的殺傷性計劃？
這些問題是歐洲急需要問自己的。在持續了三年的歐元危機中，3月的這次死裡逃生遠非第一場自作孽的災難；2010年德法兩國領導人隨意、草率地談了對私營企業貸款進行強制性損失減記，從而無謂地嚇跑了潛在貸款人。雖然政治上會有困難，但歐洲這台過時的決策機器必須做出巨大改變，否則這樣的情況還會再出現。
基本的問題在於歐盟不是一個真正的聯盟，它更像一些國家的集群，這些國家都沒有把任何實際的決策權交予一個中央權威。結果就是各國算自己的小算盤導致一片混亂。具體到塞浦路斯的問題，德國正值大選年，他們的政客想儘可能減少德國納稅人的救市負擔。塞浦路斯總統想保住該島國對外國儲戶的吸引力。IMF堅持要塞浦路斯的貸款不能超過其償還能力。而歐洲財長的新領頭羊，一位言語強硬、熱衷於緊縮政策的荷蘭財長，想要讓負債者明白，拯救他們的計劃是要他們自己掏腰包。這方方面面的人物不知怎的就選定了最小公分母：用一個荒誕不經的方案，把許多的責任和大多數的痛苦都壓在了塞浦路斯銀行里那些有保險的小儲戶身上。
像這樣的計劃，交給聰明點的人早已經扔到一旁，不會宣布出來。現在雖然已經棄用該提案，但公眾對所有歐盟國家的存款保險瞬間失去信心，這種保險是2010年開始實施的，用於預防出現銀行擠兌——公眾有理由擔心這些領導人將來還會犯下這種愚蠢的錯誤。公眾的信心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
像這樣走鋼絲式的財務政策實驗，沒有哪個歐洲國家領導人會同意用在他們自己國家。為什麼他們會在範圍更廣的歐洲地區這麼干呢？
這跟歐盟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創建有關，當時歐盟是一個由許多珍視主權的國家組成的鬆散同盟——有點像最初依據《邦聯條約》創立的美利堅合眾國。對於當時歐洲共同市場(European Common Market)的六國煤鋼共同體和自由貿易區來說，這樣的同盟不會構成什麼不可逾越的障礙。
但是歐盟的規模在擴大（今年晚些時候，克羅地亞將成為第28個成員國），野心在膨脹（現有17個國家使用歐元），這種鬆散的、權力分散的組織結構就明顯出現了問題。它本應是保護國家主權和培育民主的，但卻造成了眼下這種局面，像德國這樣的金主在無視各國經濟現狀的情況下，試圖把德國選民的政策偏好施加到別國身上。當經濟呈自由落體式下滑時，加稅和削減工作崗位是毫無道理的。但這就是現在歐盟對整個南歐地區的要求，並在經濟和政治上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歐盟的決策如果能明智一點，就應該更多地強調南方的經濟復蘇和北方的消費需求刺激。
但是如今幾個大國領導人是沒有多少歐洲大局觀的。他們中間沒有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或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這樣的人物，可以讓他們的領袖同仁們保持清醒頭腦，不要出於本國的政治動機驅使，犯下影響整塊大陸的錯誤。參加歐盟峰會的人里有不少聰明的政治人物，歐盟官僚機器也在許多有能力的歐洲委員的維護下良好地運轉着。但是這裡找不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或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式的人物，樂於去維護歐洲的整體利益，而不是代表德國、法國、芬蘭、荷蘭或塞浦路斯的利益——即便是歐元這樣雄心萬丈的計劃也越來越需要有條理的、前後一致的規則和方針。
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偶爾會嘗試去填補這個領袖空缺，但是不斷有人提醒他，他能有多“歐洲”，是該央行頭號股東德國說了算的。
那麼看來歐元有望在歐洲近期的塞浦路斯困局中全身而退了，但是一些本可以避免的錯誤削弱了它的生存能力。也許有一天歐洲會產生一種領導人，願意為了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歐洲經濟制度去進行艱苦付出。但在此之前，這個聯盟似乎註定要在一個又一個處置不當的危急中飄搖輾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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