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何戍中
前一陣有這樣一條新聞。在北京頤和園的東南角外，一條高9.5米、距園牆最近處僅180米的高架輕軌“觀景線”開始大興土木。此工程的選址嚴重違反了頤和園“申遺”時作出的承諾，使這座皇家園林的周邊景觀遭到粗暴破壞。與此同時，北京中軸路上最精華、最具老北京風情的鐘鼓樓片區，也再度面臨被改造的命運。而且，拆遷已然進入實際操作階段。
這些年來，類似這樣的文保事件可謂不絕於耳，但恐怕多以遺憾收場。除了一些周邊居民、少數公益人士和媒體，放眼全社會，又有多少人真正關注這些事呢？就更別提為此付諸行動。
其實不知情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在事件發生的當時，人們都抱一副熟視無睹或見怪不怪的麻木態度。無論是頤和園景觀的完整性，還是鐘鼓樓老街區的古都風貌，針對它們的保護行動都存在一個很大的遺憾——缺少公眾的廣泛參與和推動，以至往往不了了之。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剛剛過去的4月18日是國際古迹遺址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Monuments and Sites)。今年的主題恰是“教育的遺產”(Heritage of Education)，旨在呼籲大家關注大學等各類教育機構中的古迹遺存。文化遺產保護與高校間的關聯向來密切。資源條件優渥、知識經驗豐富的學術界，也本該是最有能力去發現、判斷、描述、批評這類文保爭議的人群；但在中國，我們卻很少看見他們站出來，走到文化遺產保護事件的第一線發揮引領作用。這是為何？
記得有一次，在某高校舉辦的文保主題暢談會上，一位正在開展某個古建築信息數字化項目的年輕學者坦言，他直到現在仍驚訝於研究所和學校能夠擁有如此豐富、優質的學術資源和研究條件。我問他，如何使社會上一些文化遺產保護的熱心人士也能夠用到這些數字化的成果？他認真地回答，這些成果的科技含量很高，可能只有少數專家能夠掌握和使用。我又說，那如果其他人知道有這些成果，自己卻不能使用，可能會感到很不公平。他顯然認可我的說法，但無力改變現狀。
現狀就是，我們的體製造成很多學術水平很高的知識分子，並不一定胸懷人文精神和公民意識。他們非但不認為自己掌握的學術資源來自納稅人，理應服務於全社會、與社會各界分享；相反，對他們而言，佔有這些優勢資源還恰與現實個人利益直接相關。學者們的工作目標更多是取得自己的學術成果和樹立學術權威，滿足公眾訴求並不必在他們考量之列。
其實不只是文保事業，在各個公共領域，學界支持不足的癥結都一樣——學者們礙於身份或私利，不敢公開站出來。想想看，一多半的業內專家就在政府下轄的事業單位里工作，一般不敢冒犯單位領導；另有一些在企業工作的，幾乎所有的客戶都來自各級政府或與之相關的機構，所以這些專家也不敢得罪客戶。於是乎，學界對公益事業的支持不足，大概就與國內官媒總是說“廢話”同理。
更要命的是，有時候學術界對於一些熱心參與的公眾，還抱有排斥態度。一方面，得天獨厚的學術資源及其自身的學術水平，讓學者們在面對“外行人”時難免有點清高、倨傲心理；另一方面，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學術界人士還有點害怕公眾也能獲得與他們旗鼓相當（雖然這很難）的學問。因為這正是他們獲得話語權、社會地位及經濟利益的基礎。所以他們會牢牢守護着自己的學問，將之保密化甚至神秘化，而不願公開給公眾，使知識得以廣泛傳播。這樣一來，也就日益強化了學界與民間的隔膜。
當然，社會中依然存在着各色來自民間的文保力量。一些“草根”人士或網民，甚至敢對有權威學者參與的文物修復項目提出批評。那麼，對這些偶發的、零散的、甚至不夠專業的批評與討論，我們應當鼓勵嗎？
筆者曾在一所全國重點高校某學院的年會上，提出這樣的問題。與會的“學院派”是怎麼看的呢？有的說，這種廣泛參與會把一個問題搞得更複雜；也有人擔心一些民間人士“濫用”他們學者的觀點。
由此，筆者想起一位微博名叫“愛塔傳奇”的網民。他拿出不少時間，探訪了全國不同地方的不少古建築，也對管理部門的種種不作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有意思的是，他雖在網上擁有大批粉絲擁躉，但同時卻與許多學術界的專業人士發生了激烈爭論。例如一些專家們指出，他經常提出一些可笑的斷代觀點，非常誤導人；他經常“傍大款”、“傍名人”，還藉機斂財；更有甚者，他發佈的許多信息還給古建築構件的盜竊者提供了“幫助”……
或許“愛塔傳奇”的專業水平有限，他的這種批判在內容和形式上也有不科學、不禮貌的地方，或者他可能也存在爭奪話語權的動機，但他確實代表了許多公眾的所思、所需；而且，作為一名社會普通成員，他僅憑一己之力對準地方政府、開發商等“高端人群”開炮，只要沒有違法，就值得肯定。這種批評的實質就是打破神秘、打破壟斷，發出一個公民自己的聲音，其最大的正面意義就在於行使這種批評和監督。
一些“草根”文保人士在做公益的同時，可能也夾帶私心，甚至也想“晉陞”為對政、商、學三界擁有一定影響力的“高端人群”；但我希望高端也罷、低端也罷，他們的動機都不是為了互相攻擊，而是能夠把公共事務、社會問題這些學術、商業、政治以外的事情，作為一個共同的關注點。
讓我們儘可能地回歸常識。我們討論的問題，其實就是兩個關鍵詞：文化遺產保護、公民社會建設。任何東西提升到文化遺產的高度，它被格外關注和強調的就是其公共屬性，以及它所涉及的公眾利益。這些特點不屬於學術、商業或政治中的任一個範疇，與它們不並列、不交叉、不從屬。原則應當是，學術、商業、政治等可以促進、涉及、甚至利用文化遺產，但不能妨害和侵犯文化遺產的公共屬性和相關的公眾利益。
所以學術界也罷，文保界里形形色色的志願者也罷，最主要的身份是公民——各有專長、各具資源的公民。在文化遺產保護和公民社會建設這個大主題下，真的很難說誰更有資格。事實上，擁有豐富資源的學術機構所能做的最有意義的事在於，是否願為公眾提供知識、資訊的交流平台。只有將一切公開化、組織化、制度化，才能提升包括文保在內的各類社會事務的公眾參與水平，也才能約束這當中難免存在的功利、私慾和欺騙。
筆者堅信，社會的核心畢竟是人，而非物。所以，推動學界參與和民間公益力量發展的價值，甚至大於一些歷史古迹得以保護這個結果本身。筆者所發起的文保NGO提出的願景是“幫助社區居民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落腳點就是“人”——有公民意識和文化保護意識的人，而不是“遺產”。因為歸根結底，只有有了具備公民意識的人，文化遺產才會得到更好的保護，也才更有價值。
何戍中是民間公益組織北京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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